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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

狂花凋落-东方明-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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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索安点头:“好!”
  司机把傅索安送到市里后,果然驾车走了。傅索安站在饭店那高高的台阶下面,望着熠熠生辉的霓虹灯,这才想起不知道克格勃为她准备了什么证件。她打开皮包,发现里面有一大叠卢布和两个信封,信封上分别写着“旅行证件”和“报到证件”。傅索安打开写有“旅行证件”的那个信封,里面装着一个贴有她照片的、写着“金艳玲”名字的护照,注明是香港人,1948年出生。一份香港政府出具的“访亲旅游”证明。一个香港大学的学生证。一份苏联莫斯科刑事侦察局外国人出入境管理署出具的允许“金艳玲”在苏联逗留到1970年2月28日的证明。傅索安望着护照、学生证上自己的照片,顿时惊呆了:在她的记忆中,自己在特维尔谍报学校根本没有拍过这种标标准准的证件照,但证件上的照片却明明白白是她的!尽管她已经学过间谍摄影技术,但仍无法理解克格勃偷拍得如此清晰真切的奥秘。
  饭店门口站着的一个保安见傅索安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可能感到奇怪,往这边走来。傅索安察觉了,马上收起证件,走上台阶,踏进了大堂。她用英语向服务台说明意图后,对方让她出示证件。办过登记手续后,傅索安被安排住进了七楼的一个单人房间。
  晚饭后,傅索安洗了个澡,然后下楼出门,去对面的车站广场散步。一路上,她运用在特维尔谍报学校所学的反跟踪技能,悄悄观察是否有人跟踪自己,绕了好几个圈子都未发现异常,她心头涌起一阵轻松感。傅索安逛了几家商店,最后走进了火车站的售票楼,购买了一张次日去莫斯科的软卧车票。
  这一夜,是傅索安踏上叛国之路后的第一个自由之夜,但她却无法熟睡——她沉浸在对今后有可能会被派遣去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恐惧中。她是中国人,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太了解中国反间谍卫士的能量了,实在无法相信自己若去中国活动会出现不落网的奇迹。
  傅索安记不清自己做了多少个恶梦,她在床上的十几个小时都是在断断续续的梦境或者幻觉中度过的,以至于当她在次日中午起床时,头脑里竟是一片昏晕。火车是下午3点零5分开的,傅索安去餐厅用餐后,又洗了个澡,这才结账离开饭店,去对面车站上车。
  2月份不是旅游季节,列车上旅客不多。傅索安所待的软卧席厢里,四个铺只有两个旅客,另一个是波兰中年妇女,沉默寡言,听上去基本上不懂俄语。傅索安跟她无法交流,就翻阅列车员送来的画报、报刊。
  天黑以后,傅索安去餐车用餐。她想让自己睡个好觉,便要了一杯烈酒。酒精果然有催眠作用,餐后不久,傅索安就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她突然被人推醒了,迷迷糊糊睁眼一看,面前竟站着两个苏联警察!
  “请出示你的证件!”
  傅索安把证件递给对方时,才发现列车已经停下了。警察看了证件,问道:“你叫金艳玲?”
  傅索安揉揉眼睛:“是的。”
  “你被捕了!”
  “什么?!”
  “你被捕了!”
  几乎是同时,一副手铐扣上了傅索安的手腕。警察把她扯到地下,往外便推:“下车!”
  傅索安大惊:这是怎么回事?
  ……

  18
  当傅索安把藤箱递给对方时,突
  然响起了令人恐惧的警哨声,一群香
  港警家朝她扑来!

  傅索安被两名苏联警察推下火车后,这才发现,原来列车是临时停车。停车地点是一片野地,四周一片漆黑,可能附近有森林,因为傅索安闻到了随风飘来的淡淡的松脂香味,并且还听到隐隐的狼嗥似的野兽叫声。
  傅索安定定神,又发现前面十多米开外是一条与火车平行的公路,公路上停着一辆顶部闪烁着回转警灯的警车。走近过去,她才看见警车旁边站着三个佩手枪的警察。见她走近,他们都朝她盯着,似乎觉得这个东方女性颇为奇怪。傅索安刚被押上警车,火车就开了,接着,警车也启动了。
  傅索安被两个警察夹坐在后排,路面坎坷不平,汽车不时晃动,她的身躯也就在两个高大壮实的苏联男子的躯体之间左右碰撞。此时的傅索安,已经是一名克格勃特务学校的毕业生,受过专业技能训练,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她从最初的惊愕中恢复了正常思维,把自己离开奥克特亚巴尔温泉疗养院以来的情况回忆了一遍,认为自己并无越轨之处。这样,她对这次被捕感到忿怒,很想向警察提出质问,但话到嘴边又止住了,因为她估计眼前这几个警察不过是奉命行事,不会知道什么底细的。
  警车行驶了大约半个小时,进入了一个看上去不很大的城市(因为视野之内既无高楼大厦,也无霓虹灯),直到后来,傅索安也未曾弄清是苏联的哪个城市。警察发现傅索安在往外窥视,便喝令她闭上眼睛,并且放下了窗帘。警车开了一会儿,忽然放慢车速,连拐了几个弯,然后停了下来。傅索安被押下车,发现警车停在一个四周都是楼房的大院中,院子里停着许多警车和二轮、三轮警用摩托车,她马上断定自己被押到了当地的刑事侦察局。
  警察把傅索安押进一间审讯室,命令她坐在被讯问者的位置上,他们则站在门口。大约过了五分钟,外面传来皮鞋底和地面接触所发出的“笃笃”声,两个穿便衣的男子走了进来。他们进门后的第一件事是让警察打开傅索安的手铐,然后挥手命令警察退出去,把关门上。傅索安打量对方:一个四十岁开外,一个三十岁不到,那是典型的斯拉夫人种。他们也盯着傅索安看,见她双手交替着在揉搓被手铐扣得发麻痒的肮部,那个青年突然开口了:“同志,对不起,你受委屈了!”
  啊?傅索安吃了一惊,正要开口问什么,两人已经走到她的面前,和她握手。傅索安站起来,问道:“你们是哪个部门的?”
  中年人说:“我们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管理局的军官。
  请看,这是我们的证件。”
  傅索安看了证件,那两人提议去另一个地方去进行谈话。于是,傅索安跟他们去了二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那里有坐上去显得很舒适的沙发,灯光也显得明亮而柔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警察给他们送来一壶刚煮沸的咖啡,每人倒了一杯,然后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
  中年人客气地说:“同志,请喝咖啡。”
  傅索安喝了一口咖啡,开腔问话,声音里透着出自内心的忿懑:“我正奉命去莫斯科报到,你们为什么中途把我拦下?还来这一套逮捕刑事罪犯的方式?”
  对方向她解释,他们已经知道她前往莫斯科报到,因有紧急任务委派,不得已采取中途拦截的方式。至于由警察出面,主要是为了便于保密。这种方式可能不妥,现在他们代表局部向她表示歉意。
  其实,这是克格勃对傅索安的又一次考察,看她在自由的情况下,会不会产生叛逃之心。克格勃招募外国人当特务,纯为利用,他们可以给外国人特务苏联国籍,也可以发卢布、美金,但绝对不给军衔,也不要求像苏联特工那样搞“军人宣誓”,所以也不会让外国人特务像本国特务学校毕业生那样去莫斯科总部报到。所谓让傅索安单独去莫斯科报到,其实不过是为了考察她是否会叛逃。
  从傅索安离开奥克特亚巴尔温泉疗养院开始,她就被克格勃预先安排的多名特工轮流秘密监视着,连和她同席厢的那个波兰女人,也是监视者之一,只不过傅索安没有发现而已。至干安排刑事警察拦火车逮捕一节,那是考察傅索安在突然发生的变故下的心理应变能力,等于是一次毕业考核。
  当下,傅索安面对此情,也不敢再表示什么,只是微微颔首而已。对方又对她说,她已经算是报到了,现在局本部派她去香港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取一份重要情报。
  从6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针对中国,在东南亚建立了一个意在包围中国的间谍网。这个间谍网的谍报中心设在日本的东京和泰国的曼谷,另外,在缅甸的仰光以及新加坡也都有相当活跃的间谍组织。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克格勃准备把他们的谍报活动的重心转移到香港。因为香港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都适宜供克格勃作为刺探中国政治形势的桥头堡,并且是一个十分理想的情报中转站,从东南亚各国、中国、韩国等地弄来的情报,不能一下子传往苏联的,都适宜在香港中转。但是,由于香港同苏联没有外交关系,克格勃无法让其特工披着外交官外衣进行活动,而香港政府的态度也相当坚决,严格限制苏联人在香港利用合法方式进行特务活动。这样,克格勃就只能派遣谍报人员去香港进行短期的秘密活动。这次,克格勃对外谍报局决定派初出茅庐的傅索安去香港从一个负责情报中转的特工手里接取一件情报,然后设法运送到停泊在香港的一艘苏联货轮上。
  那个中年军官向傅索安交代:“根据纪律,你不能询问这是怎样的一件情报,事实上,连我也不知道那是一件什么情报。总之,当有人和你对上暗号后,对方给你什么,你就接受什么,然后把所接受的东西原封不动送上苏联‘红色少女号’货轮就是了。该货轮停泊在香港的哪个码头,在你抵达香港后,会有人往你下榻的饭店打电话的。”
  傅索安点点头:“明白了。我可以知道我将以什么身份和名义去香港吗?”
  “当然。”中年军官点点头,然后交代道:“你将以合法身份和完全正当的名义赴香港。你是持有本国护照的苏联公民,是最近赴日本东京读书的留学生。这次,是从东京赴香港旅游。‘红色少女号’货轮上的船长,是你的舅舅,你是把一件礼物送给你的舅舅的。
  明白了吗?”
  “是的。”
  两个军官站起来:“好吧,就这样吧,其他未尽细节,我们会另外予以交代。现在,让我们马上去机场吧。”
  傅索安看看手表,是清晨4点50分。她随对方出门,在院子里坐上一辆黑色轿车。车内的窗帘是拉上的,傅索安也没动往外看的脑筋,一坐下就歪在位置上打起盹来。当她被唤醒时,发现轿车已经停在郊外的一个军用机场上。她一下汽车,就被等候在那里的一个穿克格勃制服的苏联女军官请上一架小型运输机。机舱内,还坐着几个穿便衣的苏联汉子,估计也是克格勃的特工。只是不知是顺道搭乘呢还是负有监控傅索安的任务。
  傅索安刚坐下,飞机就发动了,稍停即升空飞行。一个脸上还带有稚气的苏军士兵给傅索安两人送来了早餐。女军官边吃边告诉傅索安。这架飞机是飞往莫斯科的,抵达那里后,傅索安将前往民航机场,持票飞往东京。她的任务是把傅索安送到莫斯科机常中午时分,飞机在莫斯科南郊的一个军用机场上降落。女军官陪傅索安在机场餐厅用过午餐后,由机场派车把她们送往莫斯科机常在机场休息室的一个贵宾间里,克格勃的三名军官十分热情地向傅索安问候致意,然后又一次向她交代了任务,为首一个反复说着“拜托了”。最后,他们交给傅索安一个小巧精致的旅行皮箱,里面是傅索安这次旅行的全部证件和费用、衣服以及有关她“在莫斯科、日本上十年制学校和大学”的基本资料和简历,当然全是克格勃的特工专家编造的。傅索安被告知必须在赴香港前把这些资料背熟记牢,然后用附在资料上的纸张销毁剂彻底销毁。这种销毁剂看上去是一张普通纸,上面还印着文字,但是只要把它撕碎后溶进开水,再放进两片复合维生素,就能在一分钟内把全部资料化成纸浆。
  傅索安飞抵东京羽田机场时,有一个日本中年妇女在机场出口接站。她驾车把傅索安送往东京市内的一家高级饭店,安置在一间预先定下的单人客房里,鞠了一个躬便告辞。临出门时,她说明天上午仍由她来送傅索安去机常1970年2月12日,傅索安乘坐日本国立航空公司的民航飞机,离开东京直飞香港启德机常克格勃提供的所有证件毫无破绽,傅索安顺利地通过了海关验查,神情轻松地步出机场,招了一辆“的士”,让驶往弥敦大酒店。
  弥敦大酒店是香港的一家中等价格的酒店,按说以傅索安伪造的身份入住其间是不合适的,因为一个苏联留日学生所拥有的钱钞通常都是极度有限的,即使因为她是中国人而想去香港看一看,了却某种心愿,也只住得起最低标准的旅馆。这一点,傅索安还在东京时就已经考虑过,一直考虑到香港也没想通。但是,这是克格勃所交代的计划中的一个环节,她必须无条件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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