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112-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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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无法取得成功，更不会为社会所认可。

　　此外，我国应当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对国企老总的能力与贡献形成科学的市场评价体系，将国企老总的收益与其贡献挂钩，而不是与所谓的资本运作挂钩。

　　胡鸿高：我国的大部分法律，大都是从“消防”考虑，急就而成的，往往带有“救火性”和局限性，因而也就有片面性。郎氏的“炮轰”，迫使我们去考虑“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国企”，以及如何造就平等机会、防止两极分化进一步扩大等问题。另外，信托、租赁等西方行之有效的国企运营办法，在中国大环境未改变的情况下引进，并希望其发挥作用，恐怕不能太乐观。因为一是中国自古以来“解构”能力很强，二是租赁承包已被历史证明收效甚微，三是我国制度文明建设尚未取得足可依赖的成就。

　　韩长印：我认为，针对目前问题最多的MBO，应当强制性地引入信息披露规定，要求转让方将公告及其他相关信息，委托产权交易机构刊登于相关的报刊和网站上，并广泛征集受让方。“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很多问题，都会在阳光下的竞争中消失。

　　罗培新：我们常说，经济体制需要转轨，公道良心却不能脱轨，在这方面，法律的作用必不可少。但常识告诉我们，不能对转轨时期的法律期望过高。法律的确定性或者说刚性，往往是和社会变革时期对规则的弹性需求相矛盾的。北京大学吴志攀教授曾说过，如果在社会转轨时期，一切规则都用法律的形式来固定，那必然会增大改革的成本。在国资这一块，拟议中的《国有资产法》历经十年风雨仍难以出台，就是这个原因。

　　2003年出台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对许多问题也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尽管如此，这部暂行条例也还面临着市场的重重质疑。但我认为，将国资流失一味归咎于国资部门失察，或者一味归咎于法律的粗疏，都有失公允。国资流失，在目前经济体制变革的背景下，很难完全避免，这里面有地方和中央的财政分权问题，如地方国企和国有银行的利益博弈，有司法地方化的问题，也有市场化改革后国资隐性流失显性化的问题，许多问题法律无能为力。

　　目前法律能够做却做得不好的地方是，如何将地下交易推到阳光之下，比如说目前产权交易的信息披露和拍卖竞价规则很不完善。另外，在设计规则时要多注意避免产生道德风险。譬如说，东欧国家在搞MBO的时候，规定企业要连续三年盈利，企业的高管才能将它买入。换句话说，就是要卖企业，也要卖给有能力把它搞好的人。而不像在中国，许多国企的高管故意把企业搞烂，然后MBO，压价将其买入，产权变更后，马上乌鸡变凤凰。设计法律规则时，要对人性做最坏的设计，才能避免道德风险，并取得最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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