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作者:刘梦溪-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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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细腻、连贯、深切的心理描写，作者要求读者同他一起停下来，共同探求人物的潜在意向，这种写法，我们在《红楼梦》以外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还不曾看到过。甚至说这种写法已带有心理分析性质，便是熟悉现代小说观念的西方读者也不会感到愕然。
下面再举一例。第二十九回宝玉和黛玉发生口角，两个人闹情绪，没有去薛姨妈家看戏。贾母为此很着急，说：“我这老冤家是那世里的孽障，偏生遇见了这么两个不省事的小冤家，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这等于把宝、黛的特珠关系由贾母公之于众。紧接着第三十回，王熙凤亲自去劝解，没想到宝、黛互赔不是，她拉了黛玉就走，当着众人说：“倒像黄鹰抓住了鹞子的脚，两个都扣了环了，那里还要人去说合。”又一次公布了宝、黛的特殊关系，使得满屋里都笑起来。此情此景，宝、黛二人极为尴尬。黛玉一言不发，挨着贾母坐下；宝玉则没话找话，和宝钗搭讪，结果又失口说宝钗像杨贵妃，一下子惹恼了宝钗，自己更加不好意思起来。
林黛玉听见宝玉奚落宝钗，心中着实得意，才要搭言也趁势儿取个笑，不想靓儿因找扇子，宝钗又发了两句话，他便改口说道：“宝姐姐，你听了两出什么戏？”宝钗因见林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态，一定是听了宝玉方才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愿，忽又见问他这话，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骂宋江，后来又赔不是。”宝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字也不知道，就说了这么一串子。这叫《负荆请罪》。”宝钗笑道：“原来这叫做《负荆请罪》！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道什么是‘负荆请罪’！”一句话还未说完，宝玉、林黛玉二人心里有病，听了这话早把脸羞红了。凤姐于这些上虽不通达，但只见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便也笑着问人道：“你们大暑天，谁还吃生姜呢？”众人不解其意，便说道：“没有吃生姜。”凤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诧异道：“既没人吃生姜，怎么这么辣辣的？”宝玉、黛玉二人听见这话，越发不好过了。宝钗再要说话，见宝玉十分讨愧，形景改变，也就不好再说，只得一笑收住。
这又是一段集中刻画人物心理的文字，但在写法上与前引例证不同，如果说前者带有心理分析性质，叙述者和人物合而为一，采取同时观察的方法，这里则是通过语言、举动、情态，扣住宝、黛、钗之间的微妙关系，来表现三个人各自的心理，叙述者站在人物之上，采取从后面观察的方法。作品叙述者和作品人物的关系，是叙述学重点阐述的问题。法国的兹韦坦·托多罗夫认为有三种叙事形态，即从后面观察、同时观察、从外部观察。参阅法国兹韦坦．托多罗夫的《叙事作为话语》一文，载《外国文学报导》1984年第四期，朱毅译。宝玉、黛玉之间口角而又自行和好这件事反复在大庭广众中渲染，等于将他们的恋爱关系公之于众，在心理上宝玉和黛玉早已处于劣势。宝钗不必说话，就已经是胜利者了，何况她连续反攻。再加上风姐打趣，宝、黛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作者用了“形景改变”四个字，可见对宝、黛的打击多么沉重。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心理战，作者写来似轻巧如常，笔底却有千钧之力。第五十四回贾母破陈腐旧套，痛贬才子佳人小说，曾使在场的宝玉、黛玉颇感尴尬，但这里所写是《红楼梦》中宝、黛最为难堪的一幕。不是说其他中国古典小说，如《水浒》、《三国》、《西游记》、《儒林外史》、《金瓶梅》等完全没有心理描写，而是与《红楼梦》相比，总是略逊一筹或者几筹。现在人们喜欢讲诗化的小说，一些年轻的小说作者对国外的此类作品刻意手摹心追；殊不知，《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实际上已开了小说诗化的先河，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作品中的诗意的成分，即便用现代小说理论研究《红楼梦》的诸种艺术特征，也绝不会一无所获美国康乃尔大学K．Wong博士著有《红楼梦的叙述艺术》一书，黎登鑫译，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可参阅。。
《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具有复杂性。曹雪芹生前没有最后整理完成这部作品，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不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续书的思想和艺术远逊于雪芹原作。但后四十回究竟是谁人所续？原来认为是高鹗，后来产生怀疑，迄无定论。前八十回的待补之处也很多，如庚辰本的第十七、十八两回未分开，第十七至十九回只有一个回目；第二十二回结尾处缺诗谜，畸笏叟注明：“此回未成而芹逝矣。”第六十四和第六十七两回缺佚。每一回的开头和结尾方式也很不统一，显示出未经统一整理的痕迹。确如畸笏叟在甲戌本卷首的一条批语所说：“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而且在《红楼梦》之前，曹雪芹写过一部《风月宝鉴》，不排除《红楼梦》中掺有《风月宝鉴》的文字，就像后四十回续书中可能杂有雪芹原稿一样。成书过程的种种复杂性，留下一个又一个未解之谜，给研究者带来困难，也增加了研究者的兴趣。红学之成为红学，与《红楼梦》成书的复杂性有直接关系。
《红楼梦》不过是一部作品，就对象来说，是一个比较狭小的领域，但由于内容无限丰富，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天地。能够以一书名学，归根结底还是由作品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就是说，书里面必须有可以不断进行深入研究的素材、资料和问题，这是最主要的，舍此则其他理由便无以立足。
其次，考据学引入《红楼梦》研究，是使红学成为一门专门学问的重要因由。考据是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发源甚早，汉代就有了，唐、宋也没有中断，明代渐具规模，只不过成熟、发展为一种完善的学术研究的方法，并形成各种学术流派，是在清代的乾嘉时期。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写道：“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匙。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皮锡瑞：《经学历史》第341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专门汉学直接承继明末清初的实学而来，但与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提倡的实学有很大不同。实学是与经世致用相联系的；汉学则主要是考据学，重实证，不空谈义理，是其主要特征。当时专门汉学有吴派和皖派，前者以吴县惠栋为代表，后者以安徽戴震为代表。惠、戴之外，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江藩、余萧客、任大椿、卢文招、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阮元等，都是名重一时的考据大师，竞相著书立说，蔚为风气。钱大昕总结戴震的为学特点是：“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钱大昕，《戴先生震传》，《潜研堂集》第7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阮元也说：“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阮元：《揅经室集自序》，中华书局校点本《揅经室集》卷首，1993年版，上册。直接标出实事求是四字，可反映清儒的一般旨趣。戴震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提出经学有“三难”，即“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与是仲明论学书》（癸酉），《戴震集》第1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汤志钧校点。，如若获得十分正确的见解，必须做到“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④《与姚孝廉姬传书》（乙亥），《戴震集》第185页。，反对“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以孤证以信其通”④。要求是很严格的，难怪清儒在古书辨伪、名物训诂方面取得超越前代的成就，甚至在某些点上也将后无来者。
考据学在清代达到全盛，和康熙、雍正、乾隆统治时期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通过设博学鸿词、开四库馆牢笼知识分子的文化政策有关，学者们沉潜古义，以处为出，既有益于学术，又可以自保。如章太炎所说：“近世为朴学者，其善三：明徵定保，远于欺诈；先难后得，远于徼幸；习劳思善，远于媮惰。故其学不应世尚，多悃愊寡尤之士也。”《检论》卷四：《学隐》，《章太炎全集》（三）第4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但另一方面，以考据为其特征的清代汉学，又是直承宋明理学和晚明的蹈空之心学末流而来，虽然是以反叛的形式出现的，却是中国学术发展之必然。早在明朝的嘉、万年间，陈第撰《毛诗古音考》，便一反宋儒作风，提出“本证”、“旁证”的原则。参看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之前，杨慎著《丹铅总录》及《升庵内外集》，也以考证事物见长，随后又有陈耀文的《正杨》、《翼杨》等书，继续加以辨证，开了考证学的先河参看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至顾炎武则进一步发挥之，所谓“亭林之学，成于责实”（包世臣语），终于为专门汉学的兴起准备下坚实的地基。只是到了后来，繁琐日甚，始于考据，止于考据，完全丢弃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倡导的经世致用的传统，把考据和义理对立起来，这已是汉学的末流了。同时代人章学诚已发为抗议，批评当时的风气“徵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章氏遗书》卷九：《与汪龙庄书》第82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显然单纯的汉学已不能满足我国学术发展的需要。回过头来看，还是戴震和章学诚的态度和方法比较允当，既纠正了宋明儒末流的凿空之弊，又避免走向考证就是一切的极端，将义理、考据、词章结合起来据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披露，戴震开始认为：“天下有义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吾于三者皆庶得其源。”后来又说：“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这一转变，说明戴氏学术思想是义理、考核、文章三者并重，而尤突出义理的地位。见《戴震集》附录三，第486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兼顾并用，实为中国学术的优秀传统，今天仍值得弘扬。
章炳麟把清儒治学原则归纳为六点：一、审名实；二、重佐证；三、戒妄牵；四、守凡例；五、断情感；六、汰华辞。《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说林下》。这六点既是考据的原则，又是考据的方法，对学术研究具有普遍意义。广义地说，文史各学科均离不开考证，并不是只有研究《红楼梦》才需要。那末，为什么还要说红学之为红学与考证有关呢？问题在于，《红楼梦》不是一般的作品，我们前面指出的诸种特殊性，特别是成书过程的复杂性，使得红学考证显得格外必要。研究问题的前提条件是弄清楚对象的性质，如果《红楼梦》是谁写的，哪些出自曹雪芹之手，哪些是后人妄改，何者为脂批，何者为正文，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有哪些异同，这些基本问题不分辨清楚，红学就失去了稳定的对象，一门学科的形成便无可能。另外几部古典文学名著虽然也存在类似问题，如《金瓶梅》的作者问题迄无定论，《水浒》的成书过程也相当复杂，但情形都不像《红楼梦》这样严重。而解决这些问题，就须借助于考证。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说的：“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年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189页至190页，上海书店1980年复印本。现在看来，胡适这些话并没有错，至于他的具体结论是否正确，方法上存在哪些毛病，是另外的问题，下面几章我要具体谈到。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写于1921年，依时间而论，比蔡元培发表《石头记索隐》晚了四五年，蔡元培《石头记索隐》载1916年《小说月报》第7卷第1—6期，1917年9月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但索隐派红学没有考证派红学的攻伐则影响不彰，所以真正的红学——成为一门学问的红学——应从胡、蔡论战算起潘重规先生在《红学六十年》一文说：“我认为自从民国六年，蔡元培先生刊行了《石头记索隐》一书，引起和胡适之先生的论战。胡先生写的《红楼梦考证》，的确和清儒治经方法非常相似。而且经论战以后，引起全世界学人的重视。因此不断地搜求新资料，发掘新问题，造成了红学辉煌的时代。所以我认为真正的红学，应该从蔡、胡两先生开始。”按潘说极是。详见潘著《红学六十年》第1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