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作者:刘梦溪-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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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额图——秦氏——曹侄媳；
曹——林黛玉——曹初恋的表妹；
××——巧姐——××。
这样来一一坐实，而且是一身而二任，书中人物既要充当曹氏家族中的一个角色，又要影射诸皇子中的一个人，真是难矣哉。加之赵同认为《红楼梦》展开的故事情节，就包含有夺嫡案的具体过程，如第五回梦游太虚幻境，赵同说是写康熙四十一年玄烨阅河到德州时，太子中途害病，召来已退休的索额图暂时陪侍，结果索为太子计，便教太子为君之道，希望能够团结诸皇子。不料康熙误会了索额图的用心，以为是助太子谋篡，于是处死了索额图，在书中便是第十三回的秦可卿之死。但太子仍继续在扩大自己的势力，是为第十六回的建造大观园。到康熙四十七年，允进谗，太子被废，允禩被削爵拘禁，这就是第二十五回叔嫂逢五鬼及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不久太子又复位，组织上进一步结党，因此有第三十七回的结海棠社，第四十九回宝琴等入园，但结党者多了，难免生事，出现了茯苓霜等案。虽经过允祉、允祥协助整顿，即第五十六回探春理家，但效果不大，反而弊病增加，如发生绣春囊案。康熙五十七年，玄烨实行清党，在书中则为第七十四回的抄检大观园，结果允祉乘机退出太子党，也就是宝钗离园，等等。
照赵同先生的推测，《红楼梦》里的这桌家家酒，就是如此摆法，结果是不独人物各有影射，故事情节也都有所象征，本来是要推求“作者写此书的意识和目的”，结果还是把书中的故事情节当作了皇子们的活动，走向了自己意愿的反面，由聪明的索隐变得不那么聪明了，笔者不禁为之惋惜。五十年代以后台湾和香港出版的红学索隐派著作，不止笔者提到的这几部。承台湾大学刘广定教授寄示邱世亮著《红楼梦影射雍正篡位论》和王以安的《红楼梦晓》及《红楼梦引》，此三种专书对索隐之观念和方法亦有所发挥。《篡位论》提出：“宝钗影射雍正皇帝，宝玉影射康熙皇帝。就《红楼梦》全书观之，中心就是宝钗、黛玉在争宝玉，然而代表宝玉的通灵宝玉从各方面来看实际上是皇帝的印玺，也就是中国的传国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如此一来，宝钗跟黛玉所争的其实是在争帝位。”（见该书之作者自序第2页，学生书局1991年初版）则核心论旨仍是索隐旧说的重复。《红楼梦晓》认为书中敷演的是明清之际、满汉之间的政治故事，指陈影射的人物更多，如说贾珍、尤氏影福王，尤二姐影永历帝，尤三姐影隆武帝，贾琏影多铎，元春影玄烨，贾蓉、秦可卿影崇祯等等；而贾宝玉则同时影顺治、多尔衮、冒辟疆、玄烨四人。一人而多影，是索隐派红学的逻辑破绽，《梦晓》之作者未能幸免。至于书名，原名《石头记》，是“事偷记”的意思。读之忍俊不禁。《梦晓》初版于1986年，六年之后同一作者出版之《红楼梦引》进而写道：“事偷记者何？无非太后下嫁，顺治出家，康熙纳姑，雍正夺嫡等当世流传而清廷深以为讳的秘事，这就是作者所谓‘辛酸泪’之真意。”不过《梦引》征引明清史事甚详，且对《红楼梦》第六回单独做评传，用《诗·七月》敷解书中对刘姥姥的描写，以为刘妪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还大”，也是影射“亡明之胜金”，理由是《木兰辞》里有“愿得明驼千里足”句，中间有“明”字，《周易·说卦》云“乾为马、为金”，因此可以得到证明（见该书第181页，台北新陆书局版）。这未免草木皆名、漫无依据了。补注于此，谨向广定教授深致谢忱——笔者。
索隐派红学的终结
索隐派红学的产生，有作品本身的原因和时代思潮及文化环境方面的原因，前面已经谈过了。除此之外，还有中国文学的特性和学术传统方面的原因，从文学研究的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方面的原因更具有普遍性，可以说，是红学索隐派存在的理论前提。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书面语言必须借助于文字方能表达。中国字的特点，是形、音、义的结合，凭借方块字可以变化出许多花样来。所以《文心雕龙》有“谐隐”篇犹嫌未足，复又有“隐秀”篇，一而再、再而三地探讨隐语和复义问题。刘勰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又说：“隐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他还列举春秋战国以来许多婉曲表达和讽喻的例证，说明隐这种修辞格具有怎样的语言效果。所谓“重旨”、“复义”、“伏采”、“遁辞”，是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最常见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学重意在言外，讲象外之象，道理即在于此。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在探讨隐语和复义时，已经联系到小说，写道：“然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当然刘勰是用小说作比，证明谐隐这种文体，或谐隐作为文学的一种表现方法，是不可缺少的，即“虽有丝麻，无弃菅蒯”的意思。但所以拿小说做比，也由于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更容易包纳隐语和复义的表现方法。特别是进入成熟期的明清小说，象征和隐喻已司空见惯，隐象是小说形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研究中出现索隐的方法，不仅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结果，也是小说创作不断向前发展的一种需要。因此索隐作为一种研究文学的方法，是合乎情理的，可以成立，应该承认其产生并存在的理由。
应用索隐的方法研究作家和作品，并不始于对《红楼梦》的研究，更不是说只有《红楼梦》才能用索隐的方法。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即举了《世说新语》里以“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当“绝妙好辞”的例证，并指出《儒林外史》的庄绍光即指程绵庄，马纯上即冯粹中，牛布衣即牛草衣等等，连竭力反对索隐的胡适也是承认的。《金瓶梅》问世后，猜测书中人物系谁之化身，不绝于编关于《金瓶梅》的影射问题，袁中道的《游居柿录》、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均有记载，可参阅孔另境编《中国小说史料》第81至第83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只不过对《红楼梦》的索隐更集中也更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发展到后来，形成了名副其实的红学索隐派。作者在开卷第一回公开宣称，他已经“将真事隐去”了，并描写了“甄士隐”其人，还能怪寻根问底者要去索隐一番吗？何况《红楼梦》中确有很多谜语，不独研究者，一般读者也想来猜一猜。香菱的判词是：“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甲戌本的批语在第三句后面注明“拆字法”三字。凤姐的判词是：“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这其中的“一从二令三人木”句，脂批也注明用“拆字法”，但究竟作何解释？研究者意见纷纭，迄无定论。“人木”自然是一个“休”字，“二令”可以合成一个“冷”字，但“一从”呢？还有元春的判词：“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头一句是个时间概念，绝不是随便凑数的，但作者说的是哪一个“二十年”？尤其“虎兔相逢”句，似有干支年份的意思，可指的是哪一个年份呢？实难索解。而元春的命运又与朝廷有关，自属重要，人们都想猜出这个谜。
更可诧异者，是迎春的判词，劈头第一句竟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在写法上与其他人的判词迥异，不是直接写迎春，而是骂孙绍祖，未免骂得蹊跷，而且在文字风格上也过于剑拔弩张，显得不够蕴藉。赵同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认为迎春和孙绍祖影射雍正，所以作者的火气才那么大。当然他说得不一定对，但如此写法，总有特定的原因罢。更不要说书中人物的命名，很多都是谐音取名，如贾化（谐假话）、娇杏（谐侥幸）、单聘仁（谐善骗人）、卜固修（谐不顾羞）、詹光 （谐沾光）；地名则有十里街（谐势利街）、仁清巷（谐人情巷）、湖州（谐胡诌）等等，例子不胜枚举。总之，《红楼梦》中确有隐语、隐事、隐物、隐义，甚至包含着一些谜语的成分。惟其如此，作者才写出了“谁解其中味”这样的寓意深长的话，他是怕读者不理解他的苦心。因此运用索隐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与对象的特征是相吻合的，我们没有理由加以反对。
问题是如何进行索隐。红学索隐派的致命弱点是求之过深，以为无一事无来历，无一人不影射，把索隐无限扩大化，结果弄得捉襟见肘，不能自圆其说。还有的无异于重新设计了一部《红楼梦》，让书中人物充当自己意念的图解，这样一来，影射的人和事固然找到了，可惜与作者的创作构思了不相关。索隐派中，从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邓狂言到景梅九、寿鹏飞，再到潘重规、杜世杰、李知其、赵同，基本上逃不出这两种情况。他们忘记了《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作品，不是谜语大全，更不是作者政治意念的图解，如果那样，就不会有如此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求之过深的结果，反倒把《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看浅了；一个人物一个人物的具体寻求影射，实际上肢解了《红楼梦》的艺术整体性。提出《红楼梦》是政治小说，包括邓狂言认为《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不管概念本身有多少不确切的地方，就其对《红楼梦》丰富的思想内容的发掘来说，总是一种扩展和深入。这在盛赞《红楼梦》为言情小说的风气之下，也不失为有勇气的表现呢。可惜索隐派在方法论上犯了错误，把由于读书心得间捕捉到的点，扩大成为面，把局部当作整体，把索隐变成猜谜，把偶尔的会心独得敷衍成宏论巨著，使索隐漫无边际，丧失了必要的规定性。我们从索隐派红学论著中，突出看到的是索隐者的想象，他们凭借立论的最初的某些会心的发现反而被冲淡了，或者即使言之成理，也不容易取得读者的信任。长期以来，红学索隐著作在读者中难得有更大的市场，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由一点就可以看到索隐失去规定性、走向扩大化和琐细化的不良后果，即书中的同一个人物，不同的索隐者可以指认出不同的或者相反的影射对象。如宝钗，蔡元培说影射高江村，王梦阮说影射陈圆圆，邓狂言说影射王鸿绪，寿鹏飞说影射雍正，杜世杰说影射洪承畴，赵同说影射康熙第三子允祉；林黛玉，蔡元培认为影射朱竹垞，王梦阮认为指董小宛，邓狂言认为指方苞，寿鹏飞认为指太子胤礽，赵同认为是曹。几乎所有人物，在不同的索隐者眼里，都有不同的影射对象。仅就这一点而言，索隐的可靠性便大可怀疑了。因为依照各家的索隐逻辑，如果愿意，完全可以找到更多的索隐对象。结果是，适合一切的判断，判断本身就不能成立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倒是早期索隐的始于猜测、止于猜测，不做过多论证，只是作为读《红楼梦》之一得，聊供解颐谈助，纵使不对，也不至于深陷泥淖，不可自拔，于己于人并无害处。索隐而成为派，反而害了索隐。如同钱静方所说：“《红楼》一书，空中楼阁，作者第由其兴会所至，随手拈来，初无成意；即或有心影射，亦不过若即若离，轻描淡写，如画师所绘之百像图，类似者固多，苟细按之，终觉貌是而神非也。”参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第326页。
红学索隐派的产生，对《红楼梦》研究而成为红学，是有贡献的，就像没有考证派，红学不会像现在这样红火一样。但索隐派离开清末民初民主革命的大背景，时代风潮的支撑作用已经失去，新时代的读者怕难以理解索隐者的苦心孤诣。《红楼梦》这个伟大的文学之谜，人们将继续猜下去，今后还会有索隐文章和索隐著作出现；索隐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将不时地为人们所运用；但索隐派红学，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实际上已经终结了。
评点派与小说批评
小说批评派红学缘自何时？这要看对红学的小说批评如何解。如果认为脂砚斋、畸笏叟等人对《红楼梦》所作的批语就是小说批评，那么小说批评派红学在《红楼梦》创作过程中即已产生。许多研究者持的都是此一看法。原因是把小说评点和小说批评简单地混为一谈了。我觉得这两者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相异的一面。有必要在概念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