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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作者:刘梦溪-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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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的专家,他说北方儿童穿满裆裤,站着撩衣露很大一块肚子,天冷吃不消,所以北方的父母都教小男孩蹲下来小解。问题本身自然小之又小,弄得清楚和弄不清楚,都无关宏旨。但《红楼梦》研究者不同,就是探究得这样深细,所以才出现许多红迷。
  总之,依赖于《红楼梦》文本的红学小说批评,前途是无量的。无论再过多久,人们仍然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情趣,对《红楼梦》作出新的解释。每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社会的复兴,文化的建设,总是伴随着回归原典的活动。《红楼梦》作为一部文化经典,魅力是永存的,红学不红学,倒在其次。
  
  一夜难为怨别人
  
  当然现在的《红楼梦》读者,对作品的关注点与过去已有所不同。百年红学的一个积极成果,是《红楼梦》这部古典变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不只红楼,水浒、三国、西游等几部具有典范意义的古典小说,一直活在人们的心里,参与人们的生活,成为人们语言、生活,甚至价值判断的借用符号。如果加以区分,大体上少年儿童喜欢西游,老年人喜欢三国,农民喜欢水浒,知识分子喜欢红楼。对《红楼梦》中的人物,今天的读者有不同的选择。青年中喜欢贾宝玉、林黛玉的人越来越少,而王熙凤备受青睐。《红楼梦学刊》近年多次收到称颂王熙凤是时代新人的文章。有一年春节,我和内子在深圳,一位朋友带她的十五岁的女儿看我们。这个女孩喜欢《红楼梦》,不知读了多少遍。我问她喜欢哪个人物,她说喜欢王熙凤。我大感意外。她还说也喜欢朱自清,将来找丈夫就找个朱自清一样的人,但要有个郁达夫做她的情人。我和我太太、她的妈妈,三个人都惊呆了——她妈妈也是第一次听到小女儿的如此高论。
  这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在发生变化。事实上,就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对《红楼梦》人物的选择也是变化的。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经验。十几岁的时候读《红楼梦》,最喜欢的人物是晴雯。二十几岁的时候,很欣赏史湘云。现在想,《红楼梦》中最了不起的人物,应该是平儿。给王熙凤做贴身丫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平儿做得很好。王熙凤视平儿为心腹,其他的人,例如李纨,也说平儿是凤姐得力的臂膀。平儿绝对没有对风姐不忠实的地方。但王熙凤做坏事,平儿绝对不做。不仅不做,她还要背着王熙凤做好事。“相济”而不“同恶”。“同恶相济”这句成语,不适合用在平儿和王熙凤的关系上。平儿是维护凤姐的,但凤姐的罪恶,平儿却没有份。贾府上下没有人说平儿不好的。我们可以设想,假如王熙凤犯事,案情牵连平儿,一定不知有多少人出来作证,认定平儿无辜。做人做到如此地步,可以说达到了做人的一种极致。要说做人难,没有比平儿做人更难了,但她却做得最好。所以我觉得平儿其人最为难得。不过这样的认知,须得有了一定的阅历之后方能取得。就像《红楼梦》里平儿的思想风貌,必须经过“柳叶渚边嗔莺咤燕,绛云轩里召将飞符”、“茉莉粉替去蔷薇硝,玫瑰露引来茯苓霜”这些纷扰之后,然后方能在“判冤决狱”的大关目上显现出来一样。
  研究者从研究对象身上最终找到的是他自己。文学研究尤其如此。
  但《红楼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研究红学作为一种职业,她的盛世恐怕是过去了。百年红学已经极尽了学术之盛。现在的情势有点像《红楼梦》里的贾府,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1991年在新加坡召开的国际汉学会议上,我曾说红学研究已到了“食尽鸟投林”的地步。实际情形确实如此。国内的红学名家续有新作的很少。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红楼梦》研究的伪考证之风趁虚而入。近两年大陆红学最轰动的新闻,是有人撰文说《红楼梦》后四十回比前八十回写得更好。其目的是翻“五四”以来顾颉刚、俞平伯等老一辈红学家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比较研究成果的案。再就是有人连篇累牍地写文章,说现存各种脂砚斋评本都是假造的,企图把“五四”以来新红学的研究成果一笔抹煞。主张不应否定后四十回的功绩,是对的,早有不少学者这样做过了。吴组缃教授于此持论甚坚。但一定要说后四十回比前八十回写得好,恐怕稍具文学鉴赏眼光的读者都不会认可。至于脂本假造说,尤其缺乏坚实的根据。还有作者问题,近年对曹雪芹是《红楼梦》原作者的质疑文章明显增多,但也只是提出疑点,证据并没有少许增加。因此这类红学新闻,大半是“炒”出来的,舆情尽管沸扬,于红学的学术进境却鲜有小补。相反,这种炒冷饭、伪考证的行时,恰好说明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的红学,已经到了梁启超所说的学术衰落期,呈现出佛家所谓之“灭相”。梁启超论学术思潮,分为启蒙期、全盛期、兑分期、衰落期,并以佛家“流转相”之生、住、异、灭概括之。其论衰落期写道:“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曰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浚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遂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此衰落期无可逃避之运命,当佛说所谓灭相。”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2至3页。
  如果要我来展望世纪转换后的红学,那末我可以作一个比喻:已往的百年红学,相当于《红楼梦》前八十回,从今而后的红学,最多是后四十回续书而已。也许我的看法过于悲观。不过没关系,乐观的朋友丝毫不必紧张,因为前面说了——现在不是正有人力图证明《红楼梦》后四十回比前八十回写得更好吗?王国维撰写《红楼梦评论》的1904年,曾写过一首《出门》诗,全诗八句写道:“出门惘惘知奚适,白日昭昭未易昏。但解购书那计读,且消今日敢论旬。百年顿尽追怀里,一夜难为怨别人。我欲乘龙问羲叔,两般谁幻又谁真。”我草这篇论文此时此刻的心情,和王静安先生九十年前撰写《红楼梦评论》的同年所写那首诗的心情,实相仿佛,我也不知我之所论是接近“幻”还是更接近“真”?
  
  《红楼梦》与红学
  
  中国近百年来的学术界,很少有一门学问像《红楼梦》研究这样,既吸引大批学有专攻的专家学者,又为一般的读者和爱好者所倾倒;而且历久不衰,学术发展过程,大故迭起,雨雨风风,《红楼梦》里仿佛装有整个的中国,每个有文化的中国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因林黛玉焚稿断情而疯癫,埋怨母亲“奈何烧杀我宝玉”见于邹彛摹度杪侍浮肪硭模吨泄诺湮难а芯孔柿匣惚唷ず炻ッ尉怼返诙岬388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固是辗转流传下来的文坛佚话,未必尽真;现在深研红学而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或者突然宣布自己于红学有重大发现的“红迷”,却代不乏人。甲骨学和敦煌学,在世界上有东方显学之目,如果说红学已成为当代显学,自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1980年春天,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新加坡及我国台湾省和香港地区的红学家,共八十多人与会,提交论文五十多篇。 1986年6月,第二次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由哈尔滨师范大学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共同发起,到会的各国学者超过百人,宣读论文九十多篇;同时举办《红楼梦》艺术节和中国文学讲习班,内容丰富多彩,盛况超过前次。国内全国规模的《红楼梦》学术讨论会,第一次于1980年在哈尔滨召开,一百三十多人与会,提交论文七十多篇,并成立了红学的大型学术团体——中国红楼梦学会。自那以后,1981年在山东济南、 1982年在上海、1983年在南京、1985年在贵阳,接连举行四届年会。每次代表人数均在一百五十人以上,论文一次比一次增多,贵阳会议提交论文数达九十多篇。中国艺术研究院设有专门的红学研究机构《红楼梦》研究所,聚集了一批专业研究人员。发表《红楼梦》研究论文的专刊也有两个:一个是《红楼梦学刊》,邀集三十二位知名红学家组成编委会,每年出版四期,自1979年创刊以来,已出版三十四期;另一个是《红楼梦研究集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已出版十三辑。这两种刊物每年发表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在二百万字以上,吸引了大批《红楼梦》研究者,拥有各自的读者群。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以后,辽宁、江苏、上海、贵州、黑龙江等不少省市相继成立分会,有的分会印行交流刊物,也常常有好文章和有价值的资料披露出来。
  说到这里,我们还须提到,早在上述红学专刊问世之前,由潘重规先生指导的香港中文大学《红楼梦》研究小组,已编辑出版了《红楼梦研究专刊》,1967年创办,至1973年,共出版十辑,赵冈、周策纵、柳存仁、方豪、陈庆洁、李治华等许多红学专家为之撰稿,与内地的红学热成互相辉映之势。台湾虽没有研究《红楼梦》的专门刊物,散见于报刊杂志的各类论文和出版的专书,数量相当可观。红学早已超越了海峡的波澜,因为《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人为的域区阻止不住文化的传递。清嘉庆年间京都竹枝词说:“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参见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二册,第354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以下引此书简称《红楼梦卷》。今天则有“红水泛滥”之谑。后者虽略含讥讽,却也反映了红学的圈子逐渐扩大并进而普及于社会的实情。 1987年夏天,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长达三十二集的《红楼梦》电视连续剧,影响所及,红学一时又热了起来,街头巷尾聚谈不已,红学书籍处处罄销。即使曹雪芹在世,他也会对二十世纪中国的红学热感到惊异罢。何况《红楼梦》作者并不认为自己会有好的命运,书里面随时流露出一种前途无望而又无可如何的消极情绪。第一回写英莲出场,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对甄士隐说:“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里作甚?”脂砚斋在这句话上面加了一条眉批:“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人?今又被作者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之中,见得裙衩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脂砚斋对曹雪芹的心境是洞察入微的,他知道《红楼梦》的写作有所寄托。这里直接写的是英莲,实际上包括作者的经历在内。所以曹雪芹地下有知,断不会想到他的作品在二百年后的今天会享此殊荣,以至于还有什么红学“造劫历世”,闹闹嚷嚷,不可终日。
  曹雪芹原希望他写的《红楼梦》的故事,不必为世人称奇道妙,也不一定要世人喜阅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省些寿命筋力就是了参见《红楼梦》第一回石头与空空道人的对话。。谁知“把玩”的结果,竟冒出一个红学来。如果说开始的时候,红学这个词带有一定的玩笑性质,现在已大不相同。据说清末有一个叫朱昌鼎的文士,笃嗜《红楼梦》,而当时的风气是讲经学,人家问他“治何经”,他说:“吾之经学,系少三曲者。”问的人不理解,他解释道:“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这是均耀在《慈竹居零墨》中的记载参见《红楼梦卷》第二册第415页。。李放在《八旗画录》中也说;“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参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第26页。可见红学一词,开始是有一定的戏谑和玩笑意味的。徐兆玮作的《游戏报馆杂咏》诗:“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不谈新学谈红学,谁似蜗庐考索多”,则又为红学的出现提供了背景材料。他在诗的小注中说:“都人士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戊戌报章述之,以为笑噱。”参见《红楼梦卷》第二册第404页。当然这是旧话,可以押下不表。且说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红楼梦》研究的日益发展,红学已经名逐实遂,现在可以说完全获得了作为一门专项学科的真实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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