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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作者:刘梦溪-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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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不是同样可以“平分”吗?小宛二十七岁入宫,黛玉进贾府时十三岁。错了——黛玉进贾府时年仅七岁参阅拙著《红楼梦新论》第3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又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六章“红楼纪历”亦有考,可参看。,差不多是小宛入宫年龄的四分之一,不是“恰得小宛之半”。
  退一步说,即便黛玉送贾府时年龄是小宛的一半,何以两者就有“关合”呢?两个人都“善病”,也许可以勉强算作“关合”,那末,一个爱梅,一个爱竹;一个善栽种,一个爱葬花;一个烹调,一个裁剪;一个熟读楚辞,一个好拟乐府;一个穿褪红衫,一个有茜纱窗,又“关合”在何处呢?毋宁说这恰好是不“关合”之处。至于说黛玉又名潇湘妃子,“实从江妃二字得来”,更是不折不扣的杜撰。《红楼梦》第三十七回写得明白:
  探春因笑道:“你别忙中使巧话来骂人,我已替你想了个极当的美号了。”又向众人道:“当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潇湘馆,他又爱哭,将来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后都叫他作‘潇湘妃子’就完了。”大家听说,都拍手叫妙。林黛玉低了头方不言语。
  这才是黛玉称潇湘妃子的真正来历、直接内证,可以使《红楼梦索隐》的作者无丝毫辩解的余地。
  王、沈的《红楼梦索隐》的不科学,还表现在认为一人可以影射多人或多人皆可影射一人。如影射董小宛的不只黛玉一人,袭人、晴雯、妙玉、宝钗、宝琴、秦可卿,都影射董小宛;元春、迎春、探春、惜春贾家四姊妹,以及宝钗、妙玉、香菱,都被看做影射陈圆圆。这样一来,宝钗就可以同时影射董小宛和陈圆圆两个人。影射清世祖的也不仅有贾宝玉,还有柳湘莲和王熙凤。而宝玉同时还影射侯朝宗,王熙凤又影射杨龙友。香菱、夏金桂、薛蟠、包勇则都影射吴三桂。史湘云影射的更多,顾眉楼、孔四贞、卞玉京、卞嫩、长平公主,都在影射之列。一身多任,性别不分,随意牵引,实在无科学性可言。如同茅盾所说:“王、沈二氏之索隐除卷首有提要外,每回有总评,行间有夹注,广征博引,而穿凿附会,愈出愈奇。然而最不能自圆其说者,为一人兼影二人乃至三人。”茅盾:《关于曹雪芹》,见拙编《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上卷第556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除了寻找人物的“关合”之外,还有事件和情节的“关合”,也是王、沈竭力搜索的对象。如第一回有三月十五日葫芦庙炸供失火的描写,王、沈便在三月十五日这个时间上做了一番索隐:“甲申之变,三月十九日,自成破京师,明社遂屋。此言三月十五,隐隐指此,亦借用三月十五陪衬八月十五,为三桂卒于中秋作张本也。处处均有关合。”由三月十五想到三月十九,然后又想到八月中秋,这样随意联系历史事件,即便是运用现代意识流的手法,恐怕也无从联想起。又如第十二回王熙凤设相思局,对贾瑞说道:“像你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呢?十个里头也挑不出一个。”
  王、沈认为这里的贾瑞是影射洪承畴,理由是明崇祯十四年松山之战被俘的将领除洪承畴外,还有巡抚邱民仰,总兵王廷臣、曹燮蛟、祖大乐,兵备道张斗、姚恭、王之祯,副将江翥、饶勋、朱文德等十人,但送往盛京、受到隆遇的只有一个洪承畴,所以王熙风才说“十个里头也挑不出一个”。王、沈在做了上述索隐之后称颂说:“此等笔墨,若嘲若誉,余意无穷。”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如果这种索隐方法可以成立,岂独明清的史实,秦、汉、唐、宋的一些历史事件,同样可以找到“关合之处”。更妙的是第十九回,宝玉的小厮茗烟与一个叫万儿的小女孩“干那警幻所训之事”,于是王、沈对此做了一大篇索隐:
  情僧随从,大抵皆刑余之阉宦,断无此事。若文学侍从,虽在内廷,而规制极严,似又不能与宫人幽会。作者写此一段,当非无谓,既特意标写其名,蓄意当即在此。按此上回,董妃丧父南行,意或挈其妹董年同返。先寓于外,情僧入彀后,乃纳之宫中。此事即书于宝玉往袭人家之前。大约是以僮婢偷情代喻情僧外幸之事。其梦如锦,其名为万,因明明隐藏一年字,锦固有万年锦也。
  真是不可多得的一段妙文。很难说清楚索隐者具体使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索隐方法。开始提出“随从”不能,而“侍从”又不敢,这用的大约是排除法。可是,既非“侍从”,又非“随从”,就一定是情僧即顺治皇帝自己吗?为什么不可以是其他人呢?不是说宝玉是情僧吗?现在宝玉的小厮茗烟也成了情僧,两个情僧同时上场,一问一答,戏剧性倒是有了,可是赖以索隐的真实依据何在?因为万儿的母亲梦见一匹锦,于是就联想到万年锦,因而里面便隐藏一个年字,所以万儿就是董小宛的妹妹董年。这种曲径通幽般的推求,为任何保持正常思考力的人所不能理解。
  王、沈的《红楼梦索隐》也不是毫无是处。随意比附史实虽然占去了该书的绝大多数篇幅,基本观点和具体方法不能成立,但以史证文,好学深思之处不在少数,且间或有一些艺术分析,仍不乏独到见解。特别是每一回的行间批注,并不都是史实索隐,很有一些剖解书中人物的性格心理和揭示写作手法的地方,有时能发人所未发。如《红楼梦》第三十四回,宝玉挨打后,宝钗、黛玉相继探视,两人的言语和情态适成对照。王、沈于此批道:“宝钗设词以安宝玉之心,宝玉又设词以安黛玉之心,可见宝玉意中原只有黛玉,而宝钗苦心孤诣,偏欲以小善小信擅移其爱。岂知天下事,凡出于勉强者,均不能持久,卒归于败。古今攘攘者,何钗之多也。”又说:“是情之真挚处,自又比宝钗之情加密一层。此段全写钗、黛诚伪之分,及宝玉与钗、黛用情深浅之别。妙在不加褒贬,实处处右黛而左钗。一写径情而出之情形,而并不伤雅;一写多端掩饰之举动,而不免露痕。此中消息,解人自解。”
  应承认,这些分析与作者的用意是相吻合的。又比如第四十一回,宝玉、黛玉、宝钗一起在栊翠庵品茶,黛玉用的杯子叫点犀,宝钗用的是,独将妙玉自己“常日吃茶的”一只绿玉斗杯拿给宝玉,这一特定细节,反映出妙玉的极其微妙的心理。王、沈于此处写道:“志此一笔,尤诋妙玉之深。寻常一未经用之盏,经老老一啜,便弃而不复顾;宝玉男子,反以己所常用者共之,独不虑口泽及人乎?写妙玉处处是假惺惺,见所欲则忘其洁矣。”而当书中写宝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王、沈对此更大加发挥说:
  此一层常屡思不得其解。以意淫之人,遇绝美之色,承相爱之雅,叼共卺之荣,自当怡然受之,惕然惟恐失之。宝哥方留神察看时,安能不觉?然忽尔舍用情之深,求用物之贵,此在常人所不肯出,况属情种,当必无之事也。而作者特书此举何意?盖尝思之重思之。宝哥盖正以用情之深,留心之细,见妙玉之忘情造次,故诘一语,词若有憾,以代妙玉在钗黛前掩盖也。宝哥常日来此,用此杯者,必不止一次,当已早领其意,故妙玉一切性气,均能体之细而知之深。今当钗黛之前,二人之心细,遇妙之矫矫不群,必先宝玉而留神察看。若见其率与宝玉共卺,设若含酸微笑,则妙公无地自容矣。宝玉处处留心,知妙玉之独厚于己,欲为掩盖,故反以尊客之礼自居,若以不得平等为憾者。当时四人之意均微会矣。一则平两美之酸,一则掩妙人之率;既掩妙人之率,可见两美之尊。面面俱到,百节全灵,宝哥真天下第一有情人,亦第一有心人,更是第一慧捷机变人,吾真自笑莽汉矣。观后文之舍盏不收,更可见此时之孟光,若遽接梁鸿之案。钗黛尖刻,断无不退有后言者。宝玉爱玉,为之弥缝者甚微,且措词雅善,中其窍要,妙亦解人,故不以为忤,而应声立撤,平时不言之亲爱,一扫而空。读《红楼》至此,真胸中三日作辘轳转。不知世间善男信女,能识此者有几?用情能至此而又仅止于此者又有几?吾不禁谓宝妙皆天人也。
  这段议论对宝玉和妙玉的微妙关系,以及与钗、黛共同品茶时四人的心理活动,缕析得非常细密,揭示得甚为深刻,不失为深得《红楼》作意的赏析之文,而与随意比附的索隐文字迥不相侔。《红楼梦索隐》中,类似的艺术分析不少,而且文字通脱流贯,读来不觉吃力,这是王、沈这部著作的未可全然抹煞处,同时也是此书问世后一再重版的原因。王、沈的《红楼梦索隐》于1916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很快便重版13次,当时影响很大。
  
  清末民初三大索隐派之三
  
  《石头记索隐》及康熙王朝政治状态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出版于1917年,写作时间约同于王、沈的《红楼梦索隐》,但酝酿时间较长,早在1900年以前蔡氏即开始留意红学,并认为影射康熙朝轶事的说法“十得四五”参见龚鹏程为《石头记索隐》所写的“导读”,台北金枫出版社1987年版。,已倾向于索隐派红学。在清末民初具有代表性的索隐三派中,蔡著影响最大,观点和方法带有系统性。
  蔡元培对《红楼梦》总的看法是:
  《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书以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
  明确提出《红楼梦》是政治小说,认为《红楼梦》的作者具有深挚的民族主义思想,这在红学史上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因为这样一来便扩大了对《红楼梦》思想含意的理解。而认为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复以层层障幕掩盖之,可看做蔡元培先生的红学观。他说:
  最表面一层,谈家政而斥风怀,尊妇德而薄文艺。其写宝钗也,几为完人,而写黛玉、妙玉,则乖痴不近人情,是学究所喜也,故有王雪香评本。进一层,则纯乎言情之作,为文士所喜,故普通评本多着眼于此点。再进一层,则言情之中善用曲笔,如宝玉中觉,在秦氏房中布种种疑阵,宝钗金锁为笼络宝玉之作用,而终未道破,又于书中主要人物设种种影子以畅写之,如晴雯、小红均为黛玉影子,袭人为宝钗影子是也。此种曲笔,唯太平闲人评本能尽揭之。
  《红楼梦》在思想上和艺术表现上有多种层次和多种角度,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感觉,是确实的,蔡元培看到并指出这一点,不愧有识之见。他指出《红楼梦》有反满思想,也完全符合作品的实际,蔡氏索隐的贡献,主要在于对书中反满思想的揭示。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阐证本事。
  蔡先生说:“阐证本事,以《郎潜纪闻》所述徐柳泉之说为最合,所谓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是也。近人《乘光舍笔记》谓书中女人皆指汉人,男人皆指满人,以宝玉曾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也,尤与鄙见相合。”徐柳泉的说法流传甚广,除《郎潜纪闻》所记,陈康祺在《燕下乡脞录》中也有转述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下)第40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前面介绍明珠家事说时,已加以征引。蔡氏的观点显然是从中受到了启发,不过他未取明珠家世说,而是使寓意更加扩大,扩大为整个康熙朝的政治小说。《乘光舍笔记》作者阙名,其中关于《红楼梦》的一段写道:
  《红楼梦》为政治小说,全书所记皆康、雍年间满汉之接构,此意近人多能明。按之本书,宝玉所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便可见也。盖汉字之偏旁为水,故知书中之女人皆指汉人,而明季及国初人多称满人为达达,达(指繁写的逹——笔者)之起笔为土,故知书中男人皆指满人。由此分析,全书皆迎刃而解,如土委地矣。参见一粟编《红楼梦卷》第412页。
  这则记载,1915年出版的《红楼梦名家题咏》曾加以引录,可见认为《红楼梦》是写满汉关系的书,在当时是一种时尚。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的特点,是把这种观点加以系统化,上升为理论,认定“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是《红楼梦》的“本事”,同时也是全书的主题。他还对自己索隐的方法做了概括,即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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