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文化志-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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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么解说的：“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文中的獯粥，即荤粥，其子獯粥，即指夏桀的儿子淳维。他在夏末投奔荤粥，犹如商末箕子奔去朝鲜一样。）清代学者雷学淇在他的《介庵经说》一书中指出：“三代支庶亦有国于荒服者。”“三代支庶”，为夏商周三代的后裔；“荒服”，是指匈奴先世荤粥在内的戎狄。这说明，夏商周三代的后裔，于国破家衰之际，多北奔到北方游牧部族那里去。这反映了中原和北方在政治上的不可分割性，在民族关系上的彼此依存性。
（二）商与北方诸方国的关系
商王朝幅员辽阔，史有“邦畿千里”之说。商文化所及地域更广，南达江南的湘赣，北达辽宁、内蒙古等地。在商的周围，同时还交错存在着许多与商有联系的方国和部落，见于甲骨文记载的就多达几十个。其中著名的有：土方、？方、鬼方、邛方、羌方、周、人方、盂方等。除人方地处东南外，其他方国都处在商的北方和西方。他们与商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和交往。据商代卜辞所显示，武丁之世，环绕于中原北方的方国部落为土方，西北方为鬼方，西方为羌方。这些族称的内涵并不一致，有的是许多共处于一地的不同部落共同体的统称，有的则是一部分部落共同体的单称，极难具体划分。一般说，他们是游牧民族。
商代在今河北等地的方国和部落有：苏氏（今河北邢台市西南），启氏、受氏（今河北磁县），朵氏、胆氏、鲜虞（今河北藁城一带），曼、鼓氏（今河北晋州市一带），有易、邶（今河北易县、涞水），蓟、燕、亳（今北京市一带），令支、无终、孤竹（今辽宁喀左和河北卢龙），亚氏（今河北丰宁），土方（约在今河北北部至辽西一带），还有邢台市附近的井方等。他们多居于商的疆域之内，自然是臣服于商的属民，其国也为商的附庸，在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方面，无疑也比四周的方国更为密切。例如武丁之妻妇妌就是井方之女；燕，在甲骨文中的原始文貌为“妟”，这说明在西周势力到来之前的商时，这里就是古“妟”方国，甲骨文中有“妟来”、“妇妟”契刻，妟来，指妟方人到殷商来，妇妟，指妟方之女嫁于商者；孤竹，是商的一个附属方国，《史记·伯夷列传》中说是商汤三月所封，商周之际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相互让国，乃至周武王伐纣时，他们进谏罢兵，武王不纳，他们逃至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可见他们与商的关系是何等密切。
商朝是强盛的古代国家，以商王为首的王朝中央政权，统辖着相当广大的地区，在燕赵地域布立的大小方国部落，其边远强大者，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其在商朝邦畿之内者，为臣服于商的附庸，对商王负有一定的贡纳、保卫等义务。这里的民族间的融合，体现着两种方式：军事征伐的强制性，和平交往的渐进性。
北方游牧氏族群体繁多而且复杂，他们的关系归属，或为猃狁、荤粥的后裔，或为与其并存的部落群体，由于历史久远，史料有限，今人是很难理清其来龙去脉了，一般来说，禹之前曰猃狁、荤粥，商曰方，周曰戎狄，秦曰匈奴。
三、西周与北方戎狄
周族历史悠久，从传说中的始祖后稷起，到周武王灭商，一直是从西向东迁徙，与西方的戎狄杂居有十余世之久。
武王灭商后，周族君临中原，追随周人的部分戎狄进入内地，也有不少仍留在边裔“荒服”。从燕赵地域看，西周的北方民族主要为戎狄，晋北有犬戎（也称严允），燕北有戎，偏东北有山戎、东胡、肃慎等；在周的邦畿之内，多有狄人。周代商后，以“中国”自居，为了巩固和发展周朝的政治势力，扩展疆土，积极发展同四方诸民族的关系。在西周统治者的心目中，“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左传·昭公九年》）。显然是把周围各族都包括到周朝的疆域之内。周边各族也先后向华夏族的“中土”、“中国”朝贡，进行经济文化交流。
四、春秋战国时的北狄和东胡
春秋和战国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断向中原地区游徙，从而形成各民族交错杂居的局面，以北方狄族来说，分布地域十分广阔，太行东西、燕山南北多有分布，支系繁多，有赤狄、白狄、长狄三大支系。随着族系的繁衍和活动领域的扩大，支系中又出现许多分支，如赤狄有潞氏、甲氏和东山皋落氏等，其活动区域，大致在今山西境内。白狄则有鲜虞、肥、鼓等，在今河北境内。长狄有鄋、瞒等，在今晋冀相邻地带。赤狄潞氏曾建立潞国与华夏族对抗，鲜虞、肥、鼓则屡屡遭晋所伐。春秋时由于晋国和齐国的崛起、强大，压抑和兼并了戎狄的势力，如晋灭赤狄，齐伐山戎、令支、孤竹等。到战国时，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仅有鲜虞族人建立的中山国了，其兴亡凡118年，其间一度被魏所攻灭，复国后一度强大，位列“七雄”之后，最后为赵所灭。周所分封的姬姓的燕国，是在齐、晋消灭和削弱了戎狄势力之后逐步强大起来的，在这之前，燕夹于戎狄间，罹难颇多，燕桓侯时，受山戎威逼，曾迁都临易（今河北容城县内）。燕庄公时，山戎侵燕，庄公向齐告急求救，始有齐桓公北破山戎之举。只是到了燕昭王招贤纳士力行改革之后，燕国才振兴强大起来，燕将秦开破东胡，向东北扩至辽东，拓地千余里，并修筑长城，设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建都邯郸的赵国，除灭中山之外，还兼并了北狄人的代国，拓地至今山西代县、大同及河北宣化、蔚县一带。赵武灵王时，又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在原戎狄地置云中、九原等郡。赵国实行胡服骑射的变革，在云中、原阳设置“骑邑”作为训练骑兵的基地，又迁赵人于九原，这样在赵之北部，形成了多民族的错居融合区域。戎狄内迁中原，华夏族向北发展，相互交错杂居，自然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史籍所载这方面的内容颇多。彼此之间联姻通婚方面，如晋公子重耳和赵衰娶狄女，赵襄子的姐姐嫁与北狄代王为妻，晋献公娶小戎之女为夫人，晋景公之妹嫁与赤狄潞子婴儿为夫人等。彼此之间都有向对方的逃亡和出奔，如晋公子重耳奔狄，晋将荀吴奔鲜虞等。戎狄上层贵族接受华夏文明，如潞子、肥子、鼓子、戎子、无终子等爵号，就是吸取了华夏族的公侯伯子男爵号称谓的。鲜虞中山国接受华夏文明更为显著，从出土的铜器铭文看，中山国君专行仁义，崇儒学，从其随葬器物、墓葬制度和文字方面看，虽保有某些北方游牧民族的特点，但总体方面已和华夏文化大体一致了。
华夏文明也吸收了戎狄先进的东西，如畜牧生产的发展和骑射技术的提高，就是从戎狄那里学来的。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以骑代车，以靴代履，以胡服代裘裳，以左衽代右衽等，无一不是从戎狄那里学来的。燕赵优质的军马，驾驭和豢养的技术，也是从东胡、林胡、楼烦和代及中山等游牧民族那里得来的。在农业发展方面，“戎菽”（即大豆）和“冬葱”就是齐桓公北伐山戎时传播到中原的。戎狄的内迁，也补充了中原劳力的不足，为华夏族增加了新鲜血液。他们在历史上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比如，从两汉直至金元之际，在燕赵之地的范阳（今河北涿州市一带），仍有白狄的后裔留名于史书，西汉的鲜于文宗、东汉的鲜于辅、北齐的鲜于世荣、元代的鲜于枢等，就都是范阳人。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匈奴、乌桓和鲜卑
一、秦与北方的匈奴
秦统一天下后，在全国初设36郡，在燕赵区域有不少郡是得之于北方民族的。从燕得手的上谷、渔阳等五郡，原本是东胡之地；从赵得手的巨鹿郡，原本是白狄中山之地，代郡，原本是代戎代翟人之地；九原郡，战国时先为林胡、楼烦托足之地，后为赵国所有，战国末又被匈奴所据，秦可说是直接得之于匈奴，间接得之于赵国。
匈奴崛起于战国后期，本是“百有余戎”（《史记·匈奴列传》）的一支。这一支强盛以后，征服其他各支，便以匈奴概称。公元前三世纪末，匈奴首领头曼单于建立了奴隶制政权。战国末期，赵国名将李牧曾“破杀匈奴十余万骑”（《史记·李牧列传》）。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218年派大将蒙恬率大军30万，征伐匈奴，头曼单于战败北遁200余里。此后匈奴畏秦，北徙10余年。为了防御匈奴，秦将原来秦、燕、赵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西起临洮（今甘肃泯县），北到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孟家湾），东沿河北北部围场、内蒙古赤峰、辽西的阜新一线到辽东，这就是著名的秦代万里长城，它是秦统一的象征。长城作为古代的军事防御设施，虽是阻隔民族大融合的障碍，但长城又是民族交流的纽带。
二、西汉与匈奴的关系
（一）西汉前期与匈奴间的“和亲”与战争
西汉政权建立后，匈奴的势力已延伸到现今的山西、河北北部。公元前201年，冒顿单于率骑兵围攻马邑（今山西朔县），韩王信投降匈奴，冒顿骑兵进入山西中部，围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次年，刘邦亲率32万大军从晋阳出发迎击匈奴，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南）陷入匈奴骑兵的重围，后用陈平之计，以厚礼重贿冒顿的阏氏，才得以解脱。从此，西汉政府迫于实力的虚弱，采纳刘敬的建议，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以宗室女嫁于匈奴单于，每年赠送大量绣、锦、絮、缯、酒、食物等。又与匈奴约为兄弟，双方以长城为界，以北为“引弓之国”为单于所领，以南为“冠带之室”为汉皇所统。双方还商定在边界“通关市”，保障相互间的贸易往来。匈奴以其马匹和毛皮等特产换取所需的手工业品及盐、铁等，塞北的牛、羊、马、骡等大量进入中原，为中原提供了耕畜和食物。这种“和亲”政策，从高祖刘邦始行，经过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直到汉武帝初年，一直没有改变。
燕赵北部，时为汉人和胡人的错居之地，是匈奴和西汉的对峙地带。汉初刘邦多分封异姓王于燕赵之地，但从实际看来，这些异姓王，极易受汉和匈奴两强的作用而发生摇摆，或因失去西汉的信任而归降匈奴，或因受匈奴的胁诱而背汉。如刘邦初即位时，燕王臧荼、卢绾先后叛汉，逃亡匈奴，继尔代相陈豨反叛，也与他暗地里和匈奴联结有关。后来刘邦在燕赵之地改封同姓王，先是封其兄刘喜为代王，后又立子刘恒为代王、刘建为燕王、如意为赵王等。西汉在燕赵之地郡国并存，封宗室子弟为王，就是基于汉匈对峙、既和又争这种形势的需要，在这里既展现了民族间经济文化融合的一面，也展现了在军事和政治上冲突的一面。
（二）汉武帝时期与匈奴的战争
汉武帝即位后，西汉经过70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军事力量也空前加强，基于这种国势，武帝对匈奴转而采取武装进攻，意在消灭其军事有生力量的政策。从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到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的10年间，西汉与匈奴进行了10多次战争，其中大型的决战有3次。
其一，公元前127年，匈奴到上谷、渔阳（今怀来、密云一带）劫掠，武帝派卫青、李息率兵出击，在河套地区大败匈奴楼烦王、白羊王等，夺回河套地区，设置了朔方郡和五原郡，并招募内地10万口迁居朔方从事建设和守卫，修缮了秦时蒙恬所置要塞和沿河军事工事。
其二，公元前121年，西汉遣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骑兵由陇西出击匈奴，占领了河西广大地区，打通了通西域的道路。
其三，公元前119年，匈奴从右北平（今河北平泉县一带）、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进攻西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骑兵分两路迎击。卫青出定襄塞外千余里，在沙漠地带大败匈奴军，单于仅率数百骑逃往漠北；霍去病出代郡（今河北蔚县一带）塞外两千余里，大败匈奴左贤王，俘获7万余人。匈奴残部逃往漠北，西汉也损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10万多马匹。这次决定性的战役，卫青、霍去病所率大军都是从燕赵地域出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