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文化志-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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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参军戏起源的最早记载。参军戏一般由两人表演，一名叫参军，一名叫苍鹘。而参军这个角色，据说就是源于周延的官职——参军。石勒的后赵政权定都邺城，而馆陶即今河北馆陶，由此可见，燕赵地区是参军戏最早产生的地区。
参军戏与后起的相声艺术有着渊源关系。尽管现代形式的相声形成时代难以确考，但它至迟不会晚于清朝中叶。而且，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它也最早产生于北京、天津两地。清代著名的相声艺人是北京人朱少文（艺名“穷不怕”）。他常演的节目有《字象》、《拆十字》等。
八、子弟书
子弟书又叫“清音子弟书”，渊源于清代八旗军中流行的巫歌和俗曲。乾隆年间，北京的满洲八旗子弟吸收民间鼓词的形式，在原曲调的基础上创造了子弟书。子弟书的书词以七言为体，曲调较为简单，演唱时以八角鼓击节，没有说白。早期以北京的东城和西城为区别，分为东城调和西城调两种流派，后又出现了南城调和北城调，并传入东北和天津。清代末年，即已衰亡。
子弟书重视书词创作。据傅惜华《子弟书总目》著录，约有书词400余种。较有影响的书词有《红拂私奔》、《杜丽娘寻梦》、《长坂坡》、《凤仪亭》等。
九、八角鼓和单弦
八角鼓系一种打击乐器，鼓身为八角形，单面蒙以蟒皮，周围嵌有响铃。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已流行北京。《宛署杂记》称艺人刘雄“击八角鼓，擅绝一时”。清代乾隆年间，八角鼓与一种叫“岔曲”的小调结合起来，形成为一种坐唱形式的曲艺，在满族旗籍子弟中开始流行。其后，又逐渐流行于民间。八角鼓包括岔曲、群曲、拆唱八角鼓、单弦、双头人等5种演唱形式。还有一种叫“全堂八角鼓”的，分为鼓（八角鼓、北极梅花大鼓、联珠快书等）、溜（马头调等小曲）、彩（古彩戏法、相声、双簧等）三种表演形式，与其他曲艺、杂技结合起来表演。清代嘉庆以后，八角鼓逐渐衰落，岔曲、单弦开始盛行。其后，岔曲渐与单弦合流，其基本曲调被拆为单弦的曲头和曲尾。
单弦又叫“单弦牌子曲”、“牌子曲”，是一种曲牌联套体的曲艺形式，曲牌众多，曲调丰富。有两种演出方式，一是自弹自唱，一是一人站唱，以八角鼓敲击节拍，另一人操三弦伴奏。单弦曲目早期有长篇大书，后均为演唱短篇。常用曲调有《太平年》、《云苏调》、《怯快书》、《南城调》等。
十、燕赵地区的大鼓
大鼓也叫大鼓书，由一人击鼓、板演唱，一至数人用三弦等乐器伴奏。清初形成于燕赵和齐鲁地区，清末盛行于中国北方及长江、珠江流域的部分地区，有西河大鼓、梨花大鼓（山东大鼓）、京韵大鼓、乐亭大鼓、梅花大鼓、东北大鼓、湖北大鼓、太原大鼓、广西大鼓、长沙大鼓、淮南大鼓、苏北大鼓等30余种。其中，西河大鼓、梨花大鼓、京韵大鼓、乐亭大鼓、梅花大鼓系影响较大的5种大鼓。除梨花大鼓外，其余4种都是流行于燕赵地区的大鼓。
西河大鼓产生于清朝道光年间。当时，高阳艺人马三峰在木板大鼓、弦子书唱腔的基础上，吸收戏曲、民歌的曲调，用冀中方音演唱，并用铁板和大三弦伴奏，形成了西河大鼓的唱腔。西河大鼓原名“河间大鼓”、“梅花调”，艺人全都出自大清河和子牙河流域。由于天津人通称大清河和子牙河为“西河”或“下西河”，所以在天津演出时，它开始便被称为“西河调”。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著名艺人赵玉峰等人把它正式命名为西河大鼓。西河大鼓以说为主，以唱为辅。唱词基本为七字句和十字句，基本曲调有头板、二板、三板等。传统曲目有中、长篇150余部，小段、书帽370余篇。《杨家将》、《呼家将》、《闹天宫》、《小姑贤》等曲目影响较广，流行于河北、京、津、山东、河南以及东北、西北的部分地区。
京韵大鼓产生于清末，是由艺人胡十（北京人）、宋五、霍明亮等人在木板大鼓和清音子弟书的基础上加以改革后逐渐形成的。其后，经著名艺人刘宝全（河北深州市人）、张小轩（北京人）、白云鹏（河北霸州市人）的进一步改造加工，形成了京韵大鼓的三大流派。京韵大鼓主要演唱短篇，只唱不说。主要唱腔有起板、平腔、垛板、快板等，唱词基本为七字句。传统曲目有105段，《长坂坡》、《战长沙》、《黛玉焚稿》、《闹江州》等曲目影响较大。主要流行在京、津、河北及东北、华东的部分地区。
乐亭大鼓也叫“乐亭调”，于清朝中叶产生于乐亭（今河北属县）地区。它是在竹板书及木板大鼓的基础上，吸收乐亭民歌、影戏调的曲调唱腔而逐步形成的。清末，乐亭大鼓艺人温荣（温铁板）又吸收梨花大鼓的演出形式，用左手击铁板，右手击鼓，使乐亭大鼓的演出形式趋于定型。乐亭大鼓以唱为主，唱词多为七字句和十字句。因流行地区不同而分为三派：流入天津的又叫铁板大鼓，流入北京的因改用扬琴伴奏而叫单琴大鼓（后改名北京琴书），流行在唐山地区的又叫唐山大鼓。乐亭大鼓有中、长篇说唱和短篇唱段两种形式。《杨家将演义》、《呼家将》、《包公案》、《大闹天宫》、《拷红》是其优秀传统曲目。
梅花大鼓也叫“梅花调”、“清口大鼓”。清末起源于北京，流行于华北各地。由一人自击鼓板演唱（新编曲目也可以二人对唱），两三人用三弦、琵琶、四胡等乐器伴奏。唱词基本是七字句。长于在叙事中抒情。优秀传统曲目有《探晴雯》、《劝黛玉》、《摔镜架》、《目莲救母》等。
第三节 绘画书法雕塑
一、燕赵绘画艺术
（一）古代墓室壁画和寺院壁画
目前所能见到的燕赵最早的墓室壁画，是汉墓壁画。其中，河北望都的汉墓壁画是最为重要的。该墓壁画绘在前室（附二侧室）四壁和前室通往中室的过道两侧，在敷有白灰的砖壁上用毛笔勾线着色。从壁画的内容看，墓主为高级官员，因此躬身迎接的“寺门卒”、“门亭长”、“门下小吏”、“辟本伍佰”、“门下功曹”、“门下贼曹”、“槌鼓掾”等僚属以及鸳鸯、白兔、羊等动物便成为壁画的主体，摆放得井井有序。人物的姿态动作自然，衣褶简单而合乎运动规律。面部、特别是眼睛都描绘得很精神。画中色彩不多，却能以笔墨渲染衣褶及动物身体，企图表现明暗及体积。（王逊：《中国美术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白兔形象逼真而传神，体现了画师写实的高超技艺。
安平汉墓壁画也很著名。该墓有“熹平五年”（176年）的题记，在中室及其南耳室、前室的南耳室内均有壁画。中室四壁绘有墓主出行的图画，分上下四层，场面宏大，共有车马60余辆（匹）。中室北壁绘有墓主宅院全图，南壁绘有“侍奉图”，两耳室绘有“守门卒”、“侍卫”。
辽宁辽阳、金州以及内蒙和林格尔、托克托等地的汉墓壁画，处在当时燕赵文化圈的外围，也反映着这一时期的燕赵绘画艺术。这些汉墓壁画以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为题材，如车骑出行、祭奠、宴饮、燕乐等，注重表现细节。在绘画技法上，有白描、有没骨法，用色有平涂、有浓淡的渲染，有些画面的色彩还较为复杂，有朱、黄、青、绿、紫、黑等多种颜色。在布局上，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也有较好的照应，讲究细节的精细和整体气势的壮阔，具备了较高的艺术水准。
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壁画、北齐高润墓壁画、井陉宋墓壁画、宣化辽墓壁画也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有些十分精美，堪称壁画中的上乘之作，如茹茹公主墓壁画；有些则显朴拙，反映了普通民间的绘画技艺，如井陉宋墓壁画。
石家庄毗卢寺元代壁画、北京法海寺明代壁画和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壁画、承德普宁寺清代壁画属寺院壁画的杰作。其中，毗卢寺壁画中的释道儒合流水陆画共绘有三教九流人物500余位，形象逼真，各尽其态。法海寺明代壁画中的帝释梵天画则在刻画人物性格特征上有精湛技艺，把梵天的肃穆、天王的威武、功德天的聪慧、诃利帝母的慈祥、毕哩孕迦的天真表现得淋漓尽致，生动而传神。
（二）著名画家及其作品
燕赵地区第一位著名画家是隋代画家展子虔。展子虔（约550—604年）系勃海（今河北沧州一带）人，历北齐、北周，仕隋任朝散大夫、帐内都督。擅画人物、车马，亦工台阁、山水。其作品《北齐后主幸晋阳图》、《长安车马人物图》、《弋猎图》等均佚，仅存《游春图》一卷。《游春图》为中国现存最古的卷轴山水画，青绿设色，金线钩斫，景物浓丽，强调表现春山春树的青绿，有着独特的风格。其技法被后人称为“青绿法”，对唐代李思训画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展子虔也被誉为“唐画之祖”。
唐宋时期，范阳卢鸿、胡瓌和河间许道宁、涿郡高益、右北平庞崇穆、瓦桥张勘、易州任询都是燕赵籍有影响的画家。其中，胡瓌、高益、张勘以善画胡人蕃马而独步一时，而卢鸿、许道宁、庞崇穆、任询则以善画山水而享誉画坛。
胡瓌为五代后唐画家，系定居范阳（今北京）的契丹族人。画有《阴山》、《七骑》、《射鵰》等，存世作品有《卓歇图》，描写牧人搭立帐幕歇驻的情景。胡瓌作画“以狼毫缚笔”，疏渲“驼马騣尾、人衣毛毳”（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二），使其显得纤健清劲，技法很有特色。
元代蓟丘（今北京）李衎（1245—1320年），字仲宾，号息斋道人，擅画墨竹，是元代画竹的名家。编有《竹谱》一书，对画竹的规则作了系统阐述。存世作品有《四清》、《墨竹》、《双松》等图。
（三）杨柳青和武强年画
中国专用于过年张贴的年画是民间传统绘画的重要体裁，在宋代已经流行。天津杨柳青一带的民间年画艺人在明代中叶开始创制年画。弘治元年（1488年）的《九九消寒图》、隆庆元年（1567年）的《寿星图》，都是杨柳青年画。（王伯敏：《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533页。）到了清代，杨柳青年画更为兴盛，作品行销全国各地，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画师。其中，高桐轩的艺术成就最大。
高桐轩（1835—1906年），字荫章，杨柳青人。绘刻有《踏雪寻梅》、《文姬归汉》、《三顾茅庐》等佳作。作品有文人画意境，生动高雅。
杨柳青年画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风格。构图丰满，笔法匀整，色彩鲜艳；重要部位，如人物的头脸衣饰等多以粉、金晕染；人物形象完整，但局部表现夸张。
河北武强年画的历史也很悠久，大约起源于明代。起初是“画纸”，后半印半画，到清朝末年方用木版水印。武强年画设色单纯，不用粉、金，也不重泼彩手绘，强调刻工，粗放简练，以明快见长。
二、燕赵书法艺术
（一）著名碑刻
书法是写字的艺术。尽管在先秦时期还无所谓书法，但由于后来的书法家大多都喜欢寻求古意，因此甲骨文、金文、篆书等先秦文字也就具有了“法书”的意义。
北京昌平出土的带字甲骨、河北辛集出土的作父丁宝？彝卣、元氏出土的臣谏簋、平山出土的中山王？鼎、易县出土的郾王？造行议自？司马鉘戈以及平山发现的公乘得守丘石刻等金石文字，便代表了燕赵地区从甲骨文到小篆的先秦书法风格。
东汉时期隶书的发展已到成熟阶段，树碑立传之风大盛，碑刻极为精湛。元氏的《祀三公山碑》、《封龙山碑》及鸡泽的《淳于长夏承碑》等均为汉碑中的珍品，反映了东汉燕赵地区无名书法家的精湛书法水平。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燕赵地区的书法艺术最辉煌灿烂的时期。起源于燕赵地区的魏碑书法成为北朝独具特色的书法艺术，对隋唐楷书、乃至清朝书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易县的《皇帝东巡之碑》、隆尧的《杨翚碑》、武安的《龙山寺比丘道顼宝造像碑》、灵寿的《赵郡王高叡造无量寿像记》、磁县的《兰陵王碑》、曲阳的《魏故侍中散骑常侍定州刺史司空邸公之碑》等堪称魏碑法书，或古朴尚存隶意，或舒畅流丽。
正定隆兴寺的《龙藏寺碑》系一块隋碑，字体方正有致，结构朴拙，略带隶意，楷法媚劲，是由魏碑到唐碑的过渡阶段的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