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文化志-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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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印花，形象逼真传神，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辽瓷的造型体现了契丹族的民族风格。各地出土的代表性作品鸡冠壶、扁背壶、杯口长颈瓶、鸡腿坛之类，都适应了契丹人的生活需要。以鸡冠壶为例，它是从利于马上携带的皮囊演化而来，充分体现了契丹人以车马为家的生活需要，极具独创性。
辽瓷的另一特点便是素胎装饰上普遍使用堆花。有的将印好或塑好的花堆贴在器身上，如蟠龙、牡丹、人物、小象等，形象甚为逼真，艺术水平颇高。
第七节 纺织工艺技术
一、先秦两汉时期的纺织技术
燕赵纺织业出现较早，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燕赵大地发现众多的陶纺轮和石制蚕，原始丝织业当已发生。商代，燕赵丝织技术发展很快，纺织工具有很大改进。（唐云明：《浅述河北纺织业上的几项考古发现》，载《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第5辑。）在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出土用作加捻工具的两只锭轮，经王若愚先生鉴定，它们是纺织用的纺绽，由此可见，此时手摇纺车已具雏形。台西商墓中出土几块丝织物，经科学鉴定，有平纹的“纨”、平纹纱类、平纹绉丝的“縠”、绞纱类的纱罗等。縠质地轻薄，丝缕纤细，表面起绉纹，经丝由两根丝并捻而成，捻度为2500—3000捻米，纬丝则由多根丝并捻而成，捻度为2100—2500捻米，均属强度捻丝。（高汉玉等：《台西村商代遗址中出土的纺织品》，《文物》1979年第6期。）此縠片是首次发现的商代丝织品，縠的纺制是丝织技术史上的一大进步。纱罗与平纹纱比较，具有织物结构稳定的优点，是织造技术新发展的产物。
西周时，燕赵出现织锦技术，丝织品出现经二重和纬二重组织。1970年在辽宁朝阳西周墓中出土了20多层丝织品，其中多层属于经二重组织的丝织品，正反面均为三上一下的经重平组织。（赵承泽等：《关于西周丝织品的初步探讨》，《北京纺织》1979年第2期。）这种丝织物便是当时的锦。经二重组织和纬二重组织的出现，表明燕赵丝织物组织方面已突破了简单组织的框框，迈进了复杂组织的行列。朝阳西周墓丝织品中的丝线均呈扁平状，可能是使用砑光整理技术时碾压所致。
两汉时期，燕赵蚕丝生产较兴盛，丝织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据《西京杂记》载，巨鹿陈宝光妻创造一部高级提花机，复杂至120蹑，须60日方成一匹，所织蒲桃锦、散光绫匹值万钱，成为当地名品。何晏《九州论》、左思《魏都赋》都将清河（今河北属县）的缣和房子（今河北高邑）的锦，列为丝织品中的精品。
汉代，燕赵丝织品图案花样非常精美，蒲桃（葡萄）刚刚传入中国，便被燕赵人民引作锦绣中的最新图案。河北怀安五鹿充墓出土汉绣残片，有飘缈的卷云、翱翔的凤鸟、奔驰的猛兽、层叠的群山，狩猎和供养的人物及秦汉铜镜上常见的带状花纹，非常精美。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纺织技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燕赵蚕桑业发达，为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邺城成为北方纺织中心。“河北妇人，织纴组训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也”（《颜氏家训·治家》）。陆翙《邺中记》载，邺都设有织锦署，产品很多，“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班文锦、凤凰朱雀锦、稻文锦、核桃文锦，或青绨、或白绨、或黄绨、或绿绨、或紫绨、或蜀绨，工巧百端，不可尽名。”
三、唐代燕赵纺织贡品
唐代，燕赵盛产蚕丝，丝织业非常发达，“定州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太平广记》卷二四三《治生》“何明远”条引《朝野佥载》。）颇似一个大型手工作坊。据《通典》所载，博陵郡（定州）每年向朝廷贡细绫1270匹，两窠细绫15匹，瑞绫255匹，大独窠绫25匹，独窠绫10匹，总数多达1575匹。丝织品贡数居全国第一，定州成为当时北方的丝织中心。燕赵其他丝织贡物还有范阳绫、二包绫、熟线绫、春罗、孔雀罗、瓜子罗、白縠、平纱、花䌷等。这些贡品工艺精美，质地精良，技术精湛，均为当时丝织物中的佳品。
四、宋辽金丝织工艺
宋金时，真定所出锦绫、透背，大名所产绉縠，相州所产缬，河间府所产无缝锦，都是当时名品。定州所产刻丝，更是天下珍品，它是用各色丝线交织而成，美丽逼真的花草、鸟兽形象如雕刻一般。庄季裕《鸡肋编》载：“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木争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如妇人一衣，终岁可就，虽作百花，使不相类亦可，盖纬线非通梭所织也。”由于定州刻丝使用纬线非通梭所织的技法，因此收到随心所欲的效果。定州刻丝在技巧与图案上继承了唐、五代以来的优秀传统，丝纹粗细杂用，纹样结构既对称而又富于变化。北宋著名作品缂丝紫天鹿（故宫藏）、紫鸾鹊（辽宁博物馆藏）和北京双塔寺出土的紫阳荷花，均为定州刻丝产品。
契丹族非常重视丝织业，尤其在夺取幽云十六州以后，辽的丝织业得到空前发展，质量之高非常惊人，辽之析津府“锦绣组绮，精绝天下”。（钟邦直：《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载《大金国志校证》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辽廷赠宋丝织品有：刻丝花罗御样透背御衣、细锦透背清平内制御样合线缕机制品、涂金银龙凤鞍勒红罗押金线绣方鞯、红罗金银线绣云龙红锦器杖、细锦刻丝透背合线御绫罗纱縠，（《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之三六，《契丹国志》卷二一《契丹每次回赐物件》。）这些名贵丝织品的工艺技术已与中原无异。
在辽宁叶茂台7号辽墓中，出土辽代丝织品用金的实物多件，有片金刻丝、描金、捻金数种。此墓还出土一件长约2米的刻丝袷被，以金为主色，织出升龙、火珠、山、水、海怪组成的复杂图案，它是早期刻丝的典型标本。
解放营子辽木槨墓所出织锦、绫、罗、刺绣中，除刻丝工艺外，有用“夹缬”和“腊缬”法印染的各种花纹，工艺水平较高。（《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95页。）山西佛宫寺发现燕京所产南无释迦牟尼丝织佛像，是十分典型的夹缬加彩绘的印花织物，印制时需要三套缬版套印，色彩分为红、黄、蓝，以阴阳相同雕版两块夹而染之，最后在细部用彩笔略为勾划而成。（《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辽代珍贵文物》，《文物》1982年第6期。）以上精美丝织品的出土，成为辽代燕赵丝织工艺技术发展水平的实证。
辽代，燕赵出现毛纺业。辽畜牧业发达，盛产羊毛、驼毛等。用毛线织成的毯、用羊毛压成的毡等，成为燕赵北方民族生活中的必需品。用驼毛织成的“驼尼”，只有贵族才能享用，成为当时的高级名品。
五、元代“纳失失”锦
蒙元时期，弘州（今河北阳原）、荨麻林（今河北万全西北）所产“纳失失”，是燕赵所产颇具民族特色的丝织品。《元史》卷一二〇载：蒙古太宗时期，“先是收天下童男童女工匠置局弘州。既而得西域织金绮纹工三百余户……，皆分隶弘州”，弘州开始织金锦的生产。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招收析居放良等户，教习火匠织制‘纳失失’，于弘州、荨麻林二处置局”。纳失失是一种金绮，由西域工匠传入燕赵，先用金线织成，再嵌大小明珠，十分华贵。
六、明清时期的棉纺技术
明朝，棉花在北方广泛种植，燕赵棉纺业随之发展起来。“北方之布，肃宁为盛”（章鸣鹤：《谷水旧闻》）。《农政全书》记载：“数年来，肃宁一邑所出布匹，足当吾松十分之一矣，初犹莽莽，今之密密，几与松之中品埒矣。”棉布纺织时只有保持一定湿度，纺线才能紧密，织布才能坚实。为克服燕赵气候的“风气高燥”，肃宁人“乃多穿地窖，深数尺，作屋其上，檐高于平地仅二尺，作窗橼以通日光，人居其中，就湿气纺织，便得紧实，与南土无异”（徐光启：《农政全书·木棉》）。
清代，燕赵棉纺业发展较快，保定府属束鹿县，所织棉绒、棉布远近驰名，“而辛集一带如织绒、？绒等物，皆能仿其所产之地为之”（嘉庆年修《束鹿县志·风土》）。河间景州所产布匹，享有“在景州以布著”的声誉，“景州之布称龙华，……洁白细好，比于吴中”（乾隆年修《河间府志·物产》）。永平府“家机布诸邑皆有，乐亭杨各庄为盛，亦细于他处”（乾隆年修《永平府志·物产》）。清代，燕赵棉纺技术有明显提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南织有纳文绉枳之巧，畿人弗重也，惟以缜密匀细为贵”。此时保定、正定、冀、赵、深、定诸郡“所出布多细好”，“其织之精亦与松娄匹”（方观承：《棉花图·织布》跋语）。
由于明清时期，北方广泛种植棉花，封建社会农村经济传统的“男耕女织”，已从广泛的丝织转向棉织，最终，棉织取代了丝织。
第六章 学术与教育
燕赵文化圈定型于战国后期。被称为“儒之别宗”的荀子集大成地代表了这一时期燕赵学术与教育的文化内涵和倾向，对燕赵后来的学术与教育的发展规定了基本的格调。
燕赵地近齐鲁，受孔子儒学影响较大，但燕赵儒学又同齐鲁儒学有明显的区别。这可以通过荀子和孟子的比较而看出来。荀子是从外在规范方面发展孔子学说的，而孟子则是从内在心性方面发展孔子学说的；荀子的学说作用于汉学，而孟子的学说则作用于宋学。
董仲舒的天人宇宙论图式也是从外在规范方面发展了儒学，而不涉及心性哲理。因此，在玄学和宋明理学占主导地位的时期，燕赵的这种哲学模式就遇到了困难，未能产生出有全国影响的大儒及其学说。而且，以宣讲理学为特色的书院也难以发展。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燕赵的这种哲学模式使燕赵的学术和教育的发展自然呈现出了地域特色。它强调经世致用而忽视纯哲理的思辩，追求渊综广博而不尚清通简要，崇尚汉学而鄙夷宋学，主张兼收并蓄而穷其枝叶，长于训诂考据而疑经惑古。
在这种学术氛围中，燕赵地区产生了不少兴趣广泛、知识渊博的大学问家。荀子、崔浩、孔颖达、纪昀等人可为其典型代表。而他们的涌现则又使燕赵学术在儒学经典的整理、文献的编纂上成就斐然。在这种学术氛围中，燕赵地区的学术成就明显集中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的前期和后期上。因为在这两段时期，汉学都占据着学术主导地位。
对燕赵学术与教育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还有一个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格局变化的问题。燕赵地区北部与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居住区相连。少数民族政权势力的南进，燕赵首当其冲。每当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燕赵地区时，燕赵的学术与教育便会相应地产生若干新的成就。例如，东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对峙，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族政权“争正朔”的斗争，就使燕赵地区原本不太发达的史学迅速发展起来；而且由于官方控制的减弱，经学和私学教育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元明清三个统一王朝均定都北京。这一政治格局使燕赵地区成为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地区，从而带有“京畿文化”的色彩。由于人文荟萃，燕赵地区的学术与教育也就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明清燕赵地区地方志的大量编修、近代新型学校的大量兴建，都是“京畿文化”的体现。
第一节 哲学
一、战国后期的赵国诸子
赵惠文王、赵孝成王时期，由于赵国在“合纵”抗秦阵线中地位的提高，“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战国策》卷五），赵国诸子异常活跃。兵家庞煖，名家公孙龙、桓团、綦毋子、毛公，法家剧子、慎到，儒家荀子往来于赵、齐、楚、魏等地，积极宣讲自家学说，鸣胜一时，与齐鲁学者分庭抗礼。其中，慎到、公孙龙、荀子尤为著名。
慎到（约前340—约前270年），赵国人。齐宣王时期，他在稷下讲学，负有盛名。齐湣王时，他离开齐国，“为韩大夫”（《风俗通义·姓氏》）。不久，他转赴楚国，为太子傅相。太子即位为王（楚襄王）后，他继续留在楚国参预政治谋划。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年）左右，他告老归赵。其后，大概死于赵国。慎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