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文化志-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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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
第三节 医药学
燕赵医药学发展较早。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发现植物种子30余枚，经鉴定均为药用的桃仁和郁李仁。在台西14号墓中发现一件装在漆盒中的石镰，此石镰是当时的医疗器具砭镰。
燕赵医药学贡献突出。战国时期出现了被称为神医的扁鹊。金元时期，出现“河间学派”、“易水学派”，河间刘完素与真定李杲因其独到的理论与妙手医术，被尊为“金元四大医学家”，王清任对中国现代解剖学有创始之功。
燕赵医学家们的医学思想颇有革新精神。扁鹊反对巫术，王清任冲破礼教解剖尸体，在医学思想上颇有贡献。
一、扁鹊的医学成就
战国时渤海（今河北任丘市）人扁鹊（姓秦名越人）的医药学成就，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据《史记·扁鹊列传》记载，扁鹊“为医或在齐，或在赵”，足迹遍及今河北、河南、陕西等地。由于他医术高明，技艺专精，被后人尊称为“神医”。扁鹊在医学上的最大贡献，是初步建立医学体系。此体系包括：医学分科专门化；诊断方法上使用“四诊法”；治疗上采用综合治疗法。
医学分科专门化。扁鹊在行医实践中，根据各地人民的实际需要，创立了小儿科、五官科、妇科。扁鹊行医到邯郸，邯郸风俗重视妇女，且有许多名妓娼优，扁鹊便专门研究妇科疾病，使自己成为一名“带下医”（妇科医生），创立妇科。到洛阳时，扁鹊针对周人爱老人，而老人多五官科疾病，便为“耳目痹医”，创立五官科。行医至秦，扁鹊看到秦人偏爱小孩儿，便为“小儿医”，创立小儿科。医学分科专门化，为医学体系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四诊法。在诊断方法上，扁鹊创立了切脉、望色、闻声、问病四诊法。据《史记》记载，扁鹊初次见到齐桓侯，便用望色法诊断出齐桓侯有病，“不治将深”，后扁鹊几次用此法诊断桓侯病情，并提出忠告，桓侯不听，最后如扁鹊所言病亡。至于脉诊法，《盐铁论》说：“扁鹊抚息而知疾病所由生。”《史记·扁鹊列传》载，赵简子“五日不知人”，扁鹊切脉后说：“血脉治也，而何怪。”三天后赵简子病愈。《史记》评价：“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四诊法创立后，成为中医诊断的基本方法，沿用至今。
综合治疗法。在治疗上，扁鹊研究并熟练地掌握了当时已经得到普及与发展的砭石、针灸、按摩、汤液、熨贴、手术、吹耳、导引等方法。在具体治疗时，往往采用多种方法兼用的综合治疗法。扁鹊在虢国行医时，遇虢太子得假死之症，他先后使用了针灸、熨贴、汤液等多种疗法，使准备下葬的太子起死回生。综合疗法的使用，收到极佳效果，“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
在医学思想上，扁鹊是一位唯物主义者，他在和当时盛行的巫医的斗争中，提出“信巫不信医”为病之六不治之一。在巫与医的斗争中，扁鹊使医显示出生机勃勃的活力和进取精神。
据史书记载，扁鹊著有《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等多部著作，对中国医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贡献，代表当时全国医学的最高水平。
二、河间学派
金代，河间（今河北河间市）人刘完素（约1120—1200年）以其独到的医学理论和高明的医术，创立了河间学派。
刘完素自幼耽嗜医学，25岁时开始研究《内经》，他把《内经》理论和当时盛行的五运六气学说相结合，对火热病证详加阐述，提出了“火热论”的学术主张。
火热论是探讨人体病因的理论，火热是导致人体多种疾病的原因。刘完素采用比物立象的验证方法，发挥《内经》运气学中亢则害、承乃则、制则生化的理论，把《内经》病机19条中有关火热病证的范围，由10多种扩大到50多种；并提出“六气都从火化”和“五志过极皆为热甚”的理论。他认为“风可化火”，“热甚生风”，“热能生湿”，“湿可化热”，燥病的形成，也是风热所致，是“风能胜温，热能耗液”的结果。寒病除了“中寒”之外，也可热化。刘完素“六气都从火化”的论点，阐明了火热之邪在各种疾病中的主要地位和对人体的危害。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刘完素将惊、躁、扰、狂、越、妄、谵、郁等证，都列为火热之变。针对情志过甚则热的情况，联系水火、心肾之间的关系，提出“润万物者莫泽乎水”的治则，在治疗上注重“养肾水，胜心火”，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根据火热致病的特点，刘完素突破《伤寒论》温药解表，先表后里，下不厌迟的成规，在治疗上善用寒凉之剂，提出辛凉解表、表里双解、清热养阴等法；他还自制了不少新药方，开创了温病论治的先河。对各种外感火热病证，进行分类，主要分为表证、表里同病、里病三种类型，对各种病证，辨证施治。故后世有“外感法仲景，热病法完素”之说。刘完素对热性病的治疗，善用寒凉药，强调“须知寒凉之味”，后人因此称之谓“寒凉派”。刘完素虽以善用寒凉药物著称，但他在临症时则注重辨证论治，寒热温凉攻补之法随证而施。他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指出：“病气热则除其热，寒则退其寒，六气同法，泻实补虚，除邪养正，平则守常，医之道也。”辨证施治，使刘完素突破了寒凉药物的限制，走向医学更高境界。
刘完素生平著有《内经运气要旨论》（已佚）、《素问玄机原病式》、《黄帝素问宣明论方》、《三消论》、《伤寒直格》、《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伤寒心要》、《保童秘要》等著作。他对火热病证的论述，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穆大黄、马宗素、荆山浮屠直接师承刘完素，浮屠传罗知悌，罗知悌再传朱震亨。张从正、葛雍等人的学术思想也是继承刘完素而来。他们不断丰富刘完素的理论，由金元到明代，从北方到南方，形成了颇有影响的“河间学派”。
三、易水学派
（一）张元素“脏腑辨证说”与易水学派的创立
金代易州（今河北易县）著名医学家张元素（1151—1234年），因科举不第，弃仕途而学医，精究《内经》，学习张仲景的药法，撷取王叔和、孙思邈、钱乙和《中藏经》之说，经过多年实践，创立了独具特点的理论原则和治疗方法，开创了金元时期的“易水学派”。
据《金史》记载，张元素与刘完素交往甚密，因此他的学术思想受到河间学派的一定影响。张元素反对当时医界过份泥守古方之风，强调疾病应因时因地因人而治。他在《素问》、《灵枢》、《素问玄机原病式》和自己临床经验的基础上，汇集成以脏腑经络为核心的辨证论治体系和以“归经”、“引经”为基础的药性药理理论。
张元素学术思想的中心是他创立的“脏腑辨证说”。此说比较系统地论述脏腑的生理和病理，脏腑标本、虚实、寒热的辨证，以及脏腑病的演变和预告。在脏腑之中，张元素对脾胃颇为重视，认为“脾者土也，……消磨五谷，寄在胸中，养于四旁”；“胃者脾之腑也，……人之根本，胃气壮则五脏六腑毕壮也”。张元素用“补气”、“补血”法治疗脾土虚弱，对后人论治有很大启发。
在药理药法上，张元素深研“辨药性之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补泻六气、十二经及随证用药之法，立为主治秘诀，心法要旨”（李时珍：《本草纲目》），倡导药物归经学与“引经极使”说。认为药物只有归经，制方必须“引经极使”，才能发挥药力。他所拟定的制方五原则：风、湿、暑、燥、寒，具有朴素的辩证因素。
张元素根据五脏六腑的虚实寒热及药物五气六味、归经补泻的性能，具体制定“脏腑标本虚实寒热用药式”，把每一脏腑在什么情况下该用什么药，都规定出来，为后世脏腑辨证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个药式给后世处方用药带来不少便利，因而受到李时珍的重视，被采录入《本草纲目》。
张元素的代表作有《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他的学说后传于李杲、王好古，李杲传罗天益。李杲等人在张元素理论的启发下，着重阐述脾胃的生理病理，形成温补派。温补派始于张元素，故又被称为易水学派。张元素被后人奉为易水学派创始人。
（二）李杲与《脾胃论》
金代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李杲（1180—1251年），师事张元素，尽得其传，并多有阐发。他重视脏腑辨证，精于制方遣药，尤其注重脾胃功能对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作用，因此提出“脾胃论”学术主张。他善用甘温补脾的方法治疗内伤诸病，故被后世誉为“补土派”。
李杲脾胃论的中心是“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此学说发挥了“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观点，认为元气是人生之本，脾胃则是元气之源。不仅“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非胃气不能滋之”，而且人身其他诸气也都由胃气所化。脾胃伤则元气衰，元气衰则疾病生，把“土为万物之母”的论点引向更加广泛的范畴。李杲还把升降沉浮作为人体元气活动变化的规律，认为“升已而降，降已而生，如环无端，运化万物”，并指出人体元气升降的枢纽在脾胃。脾胃不但将水谷精气灌溉四脏，滋养周身，同时也排泄废物，从而推动脏腑精气的上下流动。在内伤诸病中，李杲重点论述了阴火病证。他认为元气与阴火相互制约。脾胃虚弱，元气不足，则阴火独盛；反之，元气足则阴火降，“阴火为元气之贼”、“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等都是李杲的著名论点。在“脾胃论”中，李杲对造成脾胃虚弱、阴火亢盛的三个主要原因：即饮食不节、劳役过度和精神刺激作了详细论述，在形成内伤病的过程中，三者往往错综交织。李杲根据自己所创脾胃理论，在治疗上注重温补脾胃，益气升阳。对中气不足所致的阴火病证，特意创立了著名的甘温除热法，即用甘温之剂来补益脾胃，升其阳气，泻其火热。李杲所创制的补中益气汤，是甘温除热的代表方剂。李杲虽以补气升阳作主法，但在阴火亢盛时，也常借苦寒药从权施治。
李杲的著作主要有《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等。李杲所创脾胃论，对后世医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许鲁斋：“东垣之医，医之王道也。有志于学医者，必尽读东垣之书，而后可以言医。”脾胃论在我国医学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四、王清任与《医林改错》
关于人体解剖的知识，在《黄帝内经》等早期医学典籍中已有论述，但存在不少错误。清代玉田（今河北玉田县）医学家王清任（1768—1831年）著《医林改错》2卷，补充订正了前人研究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为中国的解剖学和医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王清任，字勋臣。20岁左右开始学医，在行医过程中，深感解剖知识的重要，“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否则“本源一错，万虑皆失”。他研究了一些脏腑书籍和图形后，发现里面存在不少错误。古人的错误，“皆由未尝亲见”（《医林改错》上卷）所致，于是他下决心通过自己亲自解剖观察，纠正这些错误。
由于封建礼教思想的束缚，观察人体脏腑结构极为不易。1787年夏季，在滦州稻地镇（今河北丰南县稻地镇），王清任用十几天时间亲自观察了30多具因传染病而死的小儿尸体，此后他又多次去刑场观察受刑人的内脏，并多方请教。没有尸体解剖时，王清任便用比较解剖实验法，解剖自己饲养的一些动物进行观察。经过42年的苦心钻研，著成《医林改错》。
《医林改错》一书包括王清任所绘“亲见改正脏腑图”，他的临床心得及其他有关医学论述。此书共有图版25幅。王清任把古人画错的和自己改正的作了对照，对解剖学的许多问题作了新补充，同时弄清了过去医书上从未提及的许多重要器官。他正确区分了胸腔和腹腔，指出横隔膜之上只有心脏和肺脏，其余的内脏器官都在横隔膜之下。记述了气管和由气管分至肺两叶的支气管和细支气管，纠正了前人所说肺有六叶两耳“行气之二十四孔”的错误。受西学影响，王清任对“脑髓”进行了研究，提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纠正了“医书论病言灵机发于心”的传统错误。
王清任注重实体内脏，富于创新，对中国解剖学作出了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