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15李敖自传与回忆录续集-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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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子是最容易受伤害的
有一次，我在校门口向一位男老师敬礼，一边敬礼一边大喊老师早，男老师那天大概有什么毛病，忽然当面斥责了我，我大为伤心，回家大哭。五叔查出那男老师原来是他学生，跑去骂了他一顿。这件事我四十多年后还能记忆，我相信办教育的人对小孩子的态度，真不可不小心。小孩子是最容易受伤害的。
崔老师和「阴丹士林」
二年级级任是位姓崔的男老师，是个非常刻板的人，沉默寡言。永远是一旧「阴丹士林」蓝布长袍，进教室后先不说话，而是拿出鸡毛撢子，清除讲台桌椅，他清除得很慢、很规律，包括每一条桌面下的边，都不放过，他清理过程一言不发，我们全班也一言不发，看着他天天大扫除。如今回想，此公大概有点洁癖。崔老师书教得不错，只是太严肃了。我记得他骂过我一次，说：「李敖你出去！」什么原因，全忘记了。崔老师的蓝布大褂儿，留给我对长袍最早的印象。北京的学生在早期，春秋总是穿蓝布大褂儿、夏天总是穿竹布大褂儿。竹布就是一种浅蓝色的布，天津叫做缸靠大褂儿。一九三０年左右，市面上新兴一种「阴丹士林」布，后来居上。于是大家就都穿「阴丹士林」大褂儿了，比过去的蓝布大褂儿，就好象牛仔裤的料子取代了其它蓝色料子一样。至于冬天，都穿棉袍。到了国民党的势力进入故都后，曾对机关里的「长袍短褂」严加取缔，甚至到了「撤差严惩」的地步，但是民间大家仍旧穿穿穿，国民党也没法子。
鬼迷
新鲜胡同小学因是古宅老屋，颇多鬼怪传说。我只有一次奇遇。二年级一天上课的时候，我坐在教室左后角的最后一个位子上，突然全身似为鬼迷，神志清楚，可是不能动弹，好一阵子才过去，至今记忆犹新。三十年后，我睡在警总军法处地板上，半夜忽醒，又有此一现象，我知道这是一种「梦魇」（nightmare）经验而已。我生平不信怪力乱神，但新鲜胡同小学的许多教室，倒颇有一股阴气，有时令人发毛。
洋车与洋车夫
崔老师不久得肺病死去，来了一位女老师代他。全班恢复了活泼气氛。图画课上，我总是画汽车，女老师很欣赏我画的汽车。我对汽车的印象是在太原建立的，那时很少小朋友像我这样「现代化」过，他们要画，大都画洋车（ricksa）。洋车据我考证，起源于十九世纪法国（所谓the old French brouette），自日本传来，北京人叫它「东洋车」，后来简称洋车，天津人叫它「胶皮」（一开始没有打气的车胎，只是以硬胶皮卡在车圈上），上海人叫它「黄包车」。它是马车与三轮车之间的交通工具，靠人力来拉，是最能显出北京文化的一个特色。北京拉洋车的，都很有教养。大一点的胡同口，都有一批拉洋车的，聚在一块等客拉，可是绝没有地盘之争。喊车的若是生客人，说明要去的地方，他们算算有多远，开出价钱，谁认为合适谁拉。喊车的若是某一位拉车的熟客，绝没人去跟他争，谁的老主顾谁拉。拉车的在路挤的时候，嘴里不停的说「借光，借光」、说「您让一步」、说「靠边啊！往里，您哪！」都看出他们的教养。他们有时要小费，也出之以客气委婉，比如讲好八块钱，拉到目的地后，他们也许会说：「先生，您瞧，三伏天，这天儿多热，真跟下火似的，浑身全湿啦！多花您两个吧，多吃您个窝头。」他们从不恶形恶状的。老舍有「骆驼祥子」写这一阶层的中国人民，是最动人的一部。
音乐老师
三年级起到校本部上课，开始有两个特色，一个是音乐课有音乐教室，一个是开始学日文。音乐教室主持人是杨老师，是这小学的资深老师，前额又秃又大，人很精神。按起风琴来，更精神十足。学校太穷，买不起钢琴，风琴也别有情调。我们学的第一个歌是「飞」，歌词是「飞飞飞蝶飞飞飞，飞到鸳鸯天芳草地，飞飞飞蝶飞飞飞」一共三句。也学过刘复（半农）赵元任合作的「好大的西北风」…
好大的西北风啊，飞到一座树林里。
牠叫树林跳舞啊，一二三四呼呼呼。
牠对树林大声说：现在已经不早了，
大家都要用些劲儿，一二三四呼呼呼。
在冬天唱这首歌，唱得热气在寒冬里直冒烟，非常有劲儿。
炉子与摇煤球的
在唱「好大的西北风」的季节里，教室里冻得要命，只好一教室一个火炉，但是学校只供应火炉，燃料是供应不起的。燃料由全班同学每人每天带煤来。生火是由全班最早到的同学负责。一般北京人的炉子，有两种，一种是烧煤块的，用于洋炉子，冬天取暖用，上面也可烧开水之类；一种是烧煤球的，用于土炉子，四季皆用，可以做饭、取暖。这种炉子，生火时候，要在院子里，早晨零下几度，在院子里生火，左生不着、右生不着，两手就冻成红萝卜，要跺着脚，放在嘴边用热气哈个不停才成。用这种炉子，在续煤的时候，可不能偷懒，若是续上煤球，偷懒不端到屋外，或还冒着蓝火苗就给请了进来，大家就有煤气中毒的危险，用北京话，这叫「煤熏着了」，被害人轻则到院子里吃西北风透气，灌酸菜汤；重则一命呜呼。这种炉子用的煤球燃料，是煤沫子、碎煤、加上有胶质的黄土摇出来的，就像摇元宵一样。摇煤球的工人，外号「煤黑子」，他们摇煤球的时候，先做好两三坪面积的煤糊，然后再用铁铲子切，横切成一寸多宽的距离，这面切完后，再掉换方向，还是横着切，这样切完，便成了小方格子，然后放在筛子里去摇。摇的时候，先放一个花盆在下面，再把筛子放在花盆上。摇煤的便蹲在地上，用胳臂左右交互摇将起来。筛子下的花盆好象一个轴，一边摇还要一边注意将黏在一起的散开，又得随时洒些煤沫子，摇到后来筛子里的小方块渐渐摇滚成了黑乒乓球，晒干以后，就可用了。煤球普通一大担一百斤，前后各五十斤，小担五十斤，前后各二十五斤，大部份用户都三五百斤的买，或找摇煤球的到自己家里来摇，穷苦的人家也有一次买五十斤的。再穷苦的人家就无所谓买多少斤了，而变成了「捡煤核儿的」。所谓煤核儿，是不论烧煤块或煤球，都会在拢火后留下残渣，残渣丢到垃圾堆里，捡煤核儿的便去废物利用了。他们遇到一块煤，认为中有文章，便用家伙，敲打一阵，把炉灰敲掉，如果中间有点还没烧完的黑心，便放进小竹筐里，这样子积少成多，也够自己家里烧个一天半天的。因为有这点剩余价值，所以在垃圾堆上，常常看到穿著又脏又破小棉袄棉裤的小孩子，缩着脖儿，冻得流出两行青鼻涕，在翻腾垃圾堆。当然这些小孩子是没钱念书的。
日本顾问
日本人侵略中国，在台湾、在东北，都从小学一年级起有日文课；在华北，则从小学三年级起。当时每个小学都有一名日本顾问，新鲜胡同小学日本顾问叫「施掘」（？），我们给他外号，叫「屎橛」。这个日本人态度还友善，写了一手好毛笔字，经常写出来，做为每周重点。我记得他写过「姿式」两字，贴在布告栏上，要大家注意「姿式」。教我日文的是一位男老师，我那时恨日本侵略中国，不喜欢学日文，成绩很坏。成绩单拿回家，爸爸说：「恨日本和学日文是两回事。学一样东西，总要学好才对。」于是我开始发愤，最后考了一百分。爸爸告诉我一个故事，说顾维钧在外国学国际政治的时候，学校排出课程表，有一门是矿物学，而且要必修。顾维钧跑去问教务长，问是不是排错了？教务长说没错，顾维钧说我们学矿物学多没用多枯燥？教务长说：「你面对一门又没用又枯燥的学科，去把它用耐心学会，这就是教育的目的之一。」这真是一个好故事。
咬奶头
被日本顾问整天顾问的中国校长是弭敬瑭，这名字比照五代时候的石敬瑭来，倒颇有汉奸味。他长得老老的，很和气。每次集会，就讲「咬奶头故事」，故事说一个小孩在他的同学那里，偷到一册课本，带回去给他母亲看。她非但不打他、不骂他，反倒称赞他。第二次他偷到一件披肩，带给母亲，母亲更是称赞他。因此这小孩成人后，进而偷更值钱的东西。后来他在行窃时候，被人捉住了，反绑双手，带到刑场上去。他母亲在人群中跟着，伤心得搥胸痛哭。在这时候，这儿子说：「我愿在死前能够再吃一次母亲的奶。」于是这母亲就把奶给他吃，他却把奶头给咬了下来。他母亲骂他不孝。他回答说：「唉！在我初次偷了那册课本带给你的时候，如果你痛打我一顿，那我也不会落到这样的地步了。」弭校长这个故事，后来我查出是来自「伊索寓言」的，只是「伊索寓言」咬的是母亲耳朵，不是奶头。
詹永傑
我进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抗战胜利了。在沦陷区生活八年的遗民，自然渴望重光的一切，我们这些做小学生的，也不例外。这时候，一个最优秀的小学生出现了，他的名字叫詹永傑。詹永傑长得极好，圆圆的脸、红红的脸蛋、一对又大又亮的眼睛、一张能言善道的嘴巴，突然脱颖而出，在四年级的班上，风靡了我们。原来詹永傑知道最多的八年来被封锁的一切，他会背「国父遗嘱」、他会读「三民主义」、他会唱「中华民国国歌」，他也会唱「义勇军进行曲。……他把他的名字改成了詹永「杰」，说外交部长是王世杰，不是王世傑，所以他要以杰随之。在四年级第二学期，他甚至发动同学，一齐抵制一个叫齐凤鸣的大块头，说齐凤鸣欺负我们，动辄动拳头，我们「抗齐八学期」，如今要随抗战八年一起胜利才对。我因在二年级时被齐凤鸣动过拳，久思报复，今逢詹永傑发难，自然首先响应，于是群起而斗齐凤鸣，齐凤鸣见人多势众，气为之沮，级任老师鲁小姐事后责备我，说：「没想到你那么凶！」其实我也没想到我是那么凶的人，詹永杰启发之功，实不可没。詹永傑家里有不少杂书，常跟我交换看，使我在读物的广度上，进步不少。后来詹永傑和我，还有一个脑后留「坠根」（「坠根」是脑后留眼镜片大小的头发，这种从胎毛就留起的头发又叫「孝顺毛」，留长后可编小辫，因为很短，据说鬼都抓不住，可以长命百岁，所以也叫「鬼见愁」）、左耳戴「金圈耳环」（满月这天扎左耳洞戴「金圈耳环」，意谓套住了、安全了，结婚之夜才由新娘拿下）的小朋友，三人在我家，焚香膜拜，拜起把子来，这当然是受了刘关张桃园结义的影响。爸爸很喜欢詹永杰，说他长得真好，他乐见我们拜起把兄弟来，还叮嘱我们不要「拔香头子」（把兄弟决裂之意）。
第一张文凭
四年级念完的时候，就是「初小」毕业，先发一张文凭。这是我平生第一张文凭，内容如下：
毕业证书
学生李敖系山东省潍县人现年十二岁在本校初级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此证
北平市立新鲜胡同小学校长 张瑞珂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 日
文凭上的图章旁加盖「暂用旧印」字样，因为随着抗战胜利，国民党大发神经，大发「改名狂」，把好好的「北平市立新鲜胡同小学」改名为难听的「北平市立一区九保国民学校」，校长也换了，因为青黄不接，所以「暂用旧印」。
共存亡
国民党趁抗战胜利的威风之一，是所谓北平市教育局局长王季高来视察，全校学生都恭迎如仪，不在话下。这位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