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15李敖自传与回忆录续集-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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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一日启庆早来，同赴校，借五百金，姚老头竟要我开借单，真是可恼可笑，思将珂手中之一百美金转借，乃去第九宿舍。见到黄小萍，还是很艳，她们的外表何等有生的兴致！认识张忠栋，想不到竟是张忠娟的表哥！他说早已久迎我了。在第九贴布告「招寻施珂」。
二月二十五日去姚家还钱，老头儿吃喜酒去了。
二月二十七日午与善培合宴启庆于寿尔康，归与启庆品茗谈，再赴校找姚老头，还钱他不受，他言对我之信任与能力之期许与赞扬，又写名片介绍蒋复璁，翻看东方杂志后归。 三月一日午前与晋生同骂老头儿，老头儿们唯恐青年人有钱。
三月二日在福利社小坐，又亮来。转赴姚老头那儿，我攻许〔救国团〕「幼狮派」，他
劝我「广结善缘」，真乡愿之言也！
三月四日第一次与姚个别谈话，他似仍不赞成我的婚姻研究，此人真迂！姚老头欲我读宋史，思作「宋代人物的地理分布」，用统计方法。
三月十一日与姚第二次谈，甚洽，他甚至不知〔胡适着〕有The Chinese Renaissance，甚赞同吾译，谓可设法印出，与晋生谈甚久。
三月十四日晋生中午送来取款单，下午取三千元，生平第一次领到薪水也。姚老头约下午去值班，为文章事大令我不快，最后他的「一句话」也变为「不要告诉我」了，我今天真不愉快，真想挂冠去。我提出傅〔斯年〕、芮〔逸夫〕反击他，他说很难很难。老混蛋！（这天的日记背景是：三月十二日的「联合报」上注销我的「独身者的独白」，我拿给姚从吾老师看，他大激动，说做助理不可以在外发表文章！「一句话」，要发表文章大家就算了。我当即表示请辞之意，他忽然把话缓下来，改口说，你去写就写吧，但是「不要告诉我」。）
三月十八日午前个别谈话，姚给我带来宋史，并给我看他的本子中记不再过问我私事那一段，以及我批评丁文江传记等事，此公做考绩似是好手。彼言胡适问我在报上发牢骚，头绪甚多，不知何故牢骚？牢骚何所提？姚又言发表文章亦一佳事，盼用笔名。
三月二十五日强起赴校，万万想不到老头儿竟花了三千八百元买了宋会要八巨册，他的热心真教人感动！他真会暗中办事情！不动声色把事办好。他问我读宋史情形，我委蛇一阵，遗旧作与之。
四月八日姚持王洪钧文给我看，我立即想作一文抒感。姚攻击庄申甚力。
四月十五日一早即被叫醒。与姚谈，我说张其昀做得太多，梅贻琦做得太少。
四月二十一日晨起抄完给林海音信：……我现在的正式头衔是「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国家研究讲座教授助理」，专门给一个老头儿（姚从吾先生）打杂，跟比我大四十三岁的老派人物做事，自然免不了起纠纷。一天他忽然怒冲冲地问我说：「你为什么在『小报』上发牢骚？胡先生（适）在医院里看到了，他问我李敖年纪轻轻的，发什么牢骚，整天挖苦女人，不好好搞历史，为什么？」他颇有干涉我写文章的企图，认为我既是「专任」的国家助理，就不该分心写小文章，认为我不该跟「那些文人」（您可以想象他说这四个字时所发的鼻音）来往。最后他发现我没有悔改的意思，很不高兴，我现在也萌求去之心，这可说是联合副刊的「外一章」罢？
四月二十二日上午谈话，老东西谈留德往事，兴奋得一塌糊涂。
四月二十九日午前与姚谈，姚言胡适〔前〕欲写信给我，他阻之，以我在军中也。
五月二日老姚穿冬天西装搧扇子，午间告我罗家伦欲延我去国史馆，他为我回绝，言我乱写文章云云。总之，他老头子扣住了我，别人休想染指矣。
五月六日给姚看给胡诗，姚笑不止。
五月十三日午前与姚大聊天，他骂女学生是「文化花瓶」，我大谈写历史家情史。
五月十七日姚教我去福州街二十六号访胡，言胡又问到我，姚向胡说我不复为文矣。胡怪我文颓废，姚向胡言我努力，胡言年轻人当努力。
五月十八日在老头儿室中一整天，看他四十四年的日记，记老李（玄伯）无耻、记老钱（思亮）反胡、记他偷看儿子日记。
五月二十日向方〔豪〕、姚谈「你们不肯交给我们」。黎敔荣相当可爱，皮肤又白又细，安安静静的，说话轻轻的，看人笑笑的，我帮她放书：「中间下面的，插进去就对了。」老姚亦怪我不搞正经题目，走偏锋，「不要在旁边搞，当正面搞进去。」
从上面这些片段日记中，可以看到姚从吾老师和我之间的许多画面。这些画面是矛盾的、生动的，正是我写「老年人和棒子」的张本。姚从吾老师也有他不严肃的、活泼的一面，我写「方神父的惊人秘密」时，写方豪老师有两个，「一个是世俗的、神职的、公开的；一个是超凡的、人性的、秘密的。」姚从吾老师也庶几如此。我觉得他的学生中，只有我能窥探到他的另一面，我觉得他的伟大也正在此。
李敖不出局，又谁出局？
我去文献会后，姚从吾老师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给我的信上说：「您还是我们研究室中的基本分子，盼望随时赐予启导与辅助。」这话说得太客气了，不过就我在他身边的奇怪地位而言，倒也有几分真实。姚从吾老师的研究室钥匙，本来只他老先生自己有，我在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四日日记上记：「今天起开始『上班』，老姚看了我的信，似颇友善。说动他配钥匙，札奇也借了光。」札奇是札奇斯钦，一九三四年就在北大做姚从吾老师的学生，可是他连研究室的钥匙都拿不到，就此一小事，可以看到姚从吾老师对我多另眼看待了。
「我们研究室中的基本分子」共六人，姚从吾老师、札奇斯钦教授、王民信（历史系一九五四级）、陶晋生（历史系一九五五级）、萧启庆和我（皆历史系一九五八级）。姚从吾老师提议合照一相，我们就在傅园照了两张。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治丧委员会编印「姚从吾先生哀思录」一书，刊出一张合照，标题「五十年五月先生与札奇斯钦、陶晋生、王民信、萧启庆等合影」，照片上一共六人，五人标出姓名，只有一人变成了失姓失名的「等」，此人即李敖也。史为鉴有这本哀思录，他借给我看，并在扉页上批曰：「小心眼的台大」；又为此事写一小文，为我不平。其实这尚不止学术界的心眼问题，还有胆量问题。盖哀思录出版之日，正是我被捕的次月，现代齐太史晋董狐们，不乘机削去李敖，还待何时？犹忆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日，萧启庆看了我批评台大文学院的文章「「论『占着毛坑不拉屎』」，自美来信说：「『不拉屎』一篇已拜读，很多意见我都佩服，但说实在的，像老友这样随地大小便者亦少见也，一笑。」台大是何等清高的学术修院，岂容李「智深」「随地大小便」？所以，一旦姚老灰飞、李敖烟灭，李敖不出局，又谁出局？
哀思录中有一篇赵铁寒的「悼念一个纯粹的学人」，内有一段，最堪玩味：
他对于青年朋友尤其对于才气纵横的青年朋友，扶植奖掖，无所不至，到了「溺爱」的程度，我们都知道有几个霸才横溢「不安于室」的人才，在初期都多少受到他的宠爱，他肯到处游扬说项，唯恐不能吹嘘他们直上青云。有人以为是他的盛名之累，但他却既不沮丧，也不灰心，再有这样的人才，依然照捧不误，这正是他的可敬可爱处，是别人所不及的地方。若就此便断定，说他不喜欢埋头苦干做学问的青年，那真是个天大的误会了。
赵铁寒这里把「霸才横溢『不安于室』」的「人才」写成多数，显然意含冲淡，事实上，姚从吾老师一生中「溺爱」所及，只李敖一人而已。我想姚从吾老师一生安于室，也许在潜意识里，对「不安于室」的「霸才横溢」的学生别有宠爱，相形之下，反倒「不喜欢埋头做学问的青年」，也未可知10。
姚从吾老师的前后变化
我久在「文星」兴风作浪后，姚从吾老师目击我无法在研究机构做学院中人，也就不再妄费心机。相反的，他看到出自他门下的李敖，在思想界、文化界中每月如此风光，他也未尝不认同我的路子了。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日，他有信给我，全文如下：
敖之吾弟：
读近作「蒋廷黻和他走的路」至佩。小兄近日忽有一题目，非吾弟的神笔不足以暴露与发挥，即「西贡佛教徒（和尚）自焚之谜」是。愚意：此事离奇，极类十余年前北平沉崇被美「兵」强奸的案件，是国际共党的毒辣阴谋，主旨在倒美国阔少爷的胃口。不惜想出种种似是而实非的毒计、歪主意、有刺激性的行动，来愚弄美国人；迫使他们拔腿就跑，不管东南亚。那么国际共产党就可以蚕食鲸吞东南亚，甚至全世界了。大家试想一想：2。佛教本身是消极的、与世无争的、出世的、四大皆空的，他们会与政府争权么？会争待遇么？争权、争待遇，祇有欧洲的天主教、耶稣教徒了。3。争待遇，又问政治，为待遇而自焚，尚算是好和尚么？3。中国是「礼义之邦」，素有排外积愤，又重视「处女」。……刺激中国人、污蔑美国人，沉崇案子是最好不过的题材了。您想一想，美国兵在东交民巷附近强奸中国的女学生，这有多么刺激！于是大吵
大闹，中国青年、妇女、学生……都中邪了、都疯狂了。美国大少爷在当兵说，是高贵的。完全是为国家、为正义牺牲的。一旦诬赖他们，当然好鞋不踏臭屎，倒了胃口，一怒不管了。4。对于今天的越南，佛教自焚反政府，真是再好没有的好题目了。试想一想：年轻和尚坐自乘车到广场自焚，并有人事先打电话告诉美国的摄影记者们，说是你们到某某广场采新闻去。这不是有意捉弄、有意骗人是什么（详见本年十月六日中央日报等）？结果呢？美国新大使洛奇虽深深关怀其中的政治意义（六日中央报二版），但美对越经援陷于停顿了（八日中央报六版）！至于吴廷●夫人的有理不会说，瞎嚷瞎叫，也是倒美国人胃口，使共党阴谋得售的一个主因。这真是另一个大阴谋。至希
吾弟运用神笔，写一两篇文章，在联合报与文星发表。这是有关祖国前途、亚洲前途、世界前途的一件大事，敬希赐予注意是荷！
祝您近好！
小兄姚从吾敬上
五十二年、十月九日晨七时
从大力反对我写杂文，到鼓励我「运用神笔」写杂文，姚从吾老师的前后变化，也就呼之欲出了！
「文星」垮台以后
到了一九六五年，国民党终于动手，停刊了「文星」，我前后四年的「文星」风云，自此告一段落。但是国民党不放过我，一九六六年，我的「孙逸仙与中国西化医学」、「传统下的独白」、「历史与人像」、「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教育与脸谱」、「上下古今谈」、「文化论战丹火录」、「闽变研究与文星讼案」等书全被查禁。十一月五日出版「李熬告别文坛十书」，在装订厂被治安人员抢走。「乌鸦又叫了」、「两性问题及其它」、「李敖写的信」、「也有情书」、「孙悟空和我」、「不要叫罢」等书全被查禁。同时警总开始一再「约谈」我，均于当日放回。「约谈」重点是追查我十八岁时想和严侨老师偷渡回大陆的事。到了一九六七年，国民党加紧算旧帐。台湾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发交侦办我，四月八日以「妨害公务」被提起公诉。自此官方正式配合胡秋原等私方，以诉讼手段，形成夹杀。到了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我只能靠贩卖旧电器等维生，同时也卖「古今图书集成」等古书，我动用了一些老关系，姚从吾老师也是其中之一。我虽久没见到他，但从下面一九六九年傅乐成、吴相湘两封信中，也可看到不少旧情在： 敖之兄：
大札已收到。嘱转姚老之函，亦于年前面交，诸请
释念。据姚云：台大历史系现无此经费，当向清华一试，并想与兄直接谈谈。如兄有急需而数目不大，他可设法。此事弟当于近日再加催促，如有消息，立即奉告。师大方面弟尚未问，因去岁弟介人兼课，碰了钉子，以是不敢贸然尝试，一二周内当婉转询问。
某君结婚事，诚令人不可思议，兄之问题，友人皆有同感，非请其亲自作答不能明其奥妙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