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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

学问人生-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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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但自己如果不也是留学生,则一表示不平,就会有人把自己看成一个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酸的狐狸。我为了不当狐狸,必须出国,而且必须取得博士学位。这个动机,说起来十分可笑,然而却是真实的。多少年来,博士头衔就像一个幻影,飞翔在我的眼前,或近或远,或隐或显。有时候近在眼前,似乎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有时候又远在天边,可望而不可即。有时候熠熠闪光,有时候又晦暗不明。这使得我时而兴会淋漓,时而又垂头丧气。一个平凡人的心情,就是如此。 
  现在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我立即又想到自己的国和家。山川信美非吾土,漂泊天涯胡不归。适逢1942年德国政府承认了南京汉奸汪记政府,国民党政府的公使馆被迫撤离,撤到瑞士去。我经过仔细考虑,决定离开德国,先到瑞士去,从那里再设法回国。我的初中同班同学张天麟那时住在柏林,我想去找他,看看有没有办法可想。决心既下,就到我认识的师友家去辞行。大家当然都觉得很可惋惜,我心里也充满了离情别绪。最难过的一关是我的女房东。此时男房东已经故去,儿子结了婚,住在另外一个城市里。我是她身边惟一的一个亲人,她是拿我当儿子来看待的。回忆起来她丈夫逝世的那一个深夜,是我跑到大街上去叩门找医生,回家后又伴她守尸的。如今我一旦离开,五间房子里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冷冷清清,戚戚惨惨,她如何能忍受得了!她一听到我要走的消息,立刻放声痛哭。我一想到相处七年,风雨同舟,一旦诀别,何日再见?也不禁热泪盈眶了。 
  到了柏林以后,才知道,到瑞士去并不那么容易。即便到了那里,也难以立即回国。看来只能留在德国了。此时战争已经持续了三年。虽然小的轰炸已经有了一些;但真正大规模的猛烈的轰炸,还没有开始。在柏林,除了食品短缺外,生活看上去还平平静静。大街上仍然是车水马龙,行人熙攘,脸上看不出什么惊慌的神色。我抽空去拜访了大教育心理学家施普兰格尔(E。Spranger)。又到普鲁士科学院去访问西克灵教授,他同西克教授共同读通了吐火罗文。我读他的书已经有些年头了,只是从未晤面。他看上去非常淳朴老实,木讷寡言。在战争声中仍然伏案苦读,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学者。就这样,我在柏林住了几天,仍然回到了哥廷根,时间是1942年10月30日。 
  我一回到家,女房东仿佛凭空拣了一只金凤凰,喜出望外。我也仿佛有游子还家的感觉。回国既已无望,我只好随遇而安,丢掉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同德国共存亡,同女房东共休戚了。 
  我又恢复了七年来的刻板单调的生活。每天在家里吃过早点,就到高斯…韦伯楼梵文研究所去,在那里一直工作到中午。午饭照例在外面饭馆子里吃。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我现在已经不再是学生,办完了退学手续,专任教员了。我不需要再到处跑着去上课,只是有时到汉学研究所去给德国学生上课。主要精力用在自己读书和写作上。我继续钻研佛教混合梵语,沿着我的博士论文所开辟的道路前进。除了肚子饿和间或有的空袭外,生活极有规律,极为平静。研究所对面就是大学图书馆,我需要的大量的有时甚至极为稀奇古怪的参考书,这里几乎都有,真是一个理想的学习和写作的环境。因此,我的写作成果是极为可观的。在博士后的五年内,我写了几篇相当长的论文,刊登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自谓每一篇都有新的创见;直到今天,已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还不断有人引用。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日子虽然过得顺利,平静。但也不能说,一点波折都没有。德国法西斯政府承认了汪伪政府,这就影响到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居留问题:护照到了期,到哪里去请求延长呢?这个护照算是哪一个国家的使馆签发的呢?这是一个事关重大又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同张维等几个还留在哥廷根的中国留学生,严肃地商议了一下,决意到警察局去宣布自己为无国籍者。这在国际法上是可以允许的。所谓“无国籍者”就是对任何国家都没有任何义务,但同时也不受任何国家的保护。其中是有一点风险的,然而事已至此,只好走这一步了。从此我们就变成了像天空中的飞鸟一样的人,看上去非常自由自在,然而任何人都能伤害它。   
  完成学业 尝试回国(3)   
  事实上,并没有任何人伤害我们。在轰炸和饥饿的交相压迫下,我的日子过得还算是平静的。我每天又机械地走过那些我已经走了七年的街道,我熟悉每一座房子,熟悉每一棵树。即使闭上眼睛,我也决不会走错了路。但是,一到礼拜天,就来了我难过的日子。我仍然习惯于一大清早就到席勒草坪去,脚步不由自主地向那个方向转。席勒草坪风光如故,面貌未改,仍然是绿树四合,芳草含翠。但是,此时我却是形单影只,当年那几个每周必碰头的中国朋友,都已是天各一方,世事两茫茫了。 
  我感到凄清与孤独。   
  我的老师们(1)   
  在深切怀念我的两个不在眼前的母亲的同时,在我眼前那一些德国老师们,就越发显得亲切可爱了。 
  在德国老师中同我关系最密切的当然是我的Doktor Vater(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我同他初次会面的情景,我在上面已经讲了一点。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非常年轻。他的年龄确实不算太大,同我见面时,大概还不到四十岁吧。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装,面孔是孩子似的面孔。我个人认为,他待人还是彬彬有礼的。德国教授多半都有点教授架子,这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后来听说,在我以后的他的学生们都认为他很严厉。据说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论文递给他,他翻看了一会儿,一下子把论文摔到地下,忿怒地说道:“Das ist aber alles Mist!(这全是垃圾,全是胡说八道!)”这位小姐从此耿耿于怀,最终离开了哥廷根。 
  我跟他学了十年,应该说,他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他教学很有耐心,梵文语法抠得很细。不这样是不行的,一个字多一个字母或少一个字母,意义方面往往差别很大。我以后自己教学生,也学他的榜样,死抠语法。他的教学法是典型的德国式的。记得是德国19世纪的伟大东方语言学家埃瓦尔德(Ewald)说过一句话:“教语言比如教游泳,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把他往水里一推,不是学会游泳,就是淹死,后者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瓦尔德施米特采用的就是这种教学法。第一二两堂,念一念字母。从第三堂起,就读练习,语法要自己去钻。我最初非常不习惯,准备一堂课,往往要用一天的时间。但是,一个学期四十多堂课,就读完了德国梵文学家施滕茨勒(Stenzler)的教科书,学习了全部异常复杂的梵文文法,还念了大量的从梵文原典中选出来的练习。这个方法是十分成功的。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家庭,最初应该说是十分美满的。夫妇二人,一个上中学的十几岁的儿子。有一段时间,我帮助他翻译汉文佛典,常常到他家去,同他全家一同吃晚饭,然后工作到深夜。餐桌上没有什么人多讲话,安安静静。有一次他笑着对儿子说道:“家里来了一个中国客人,你明天大概要在学校里吹嘘一番吧?”看来他家里的气氛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他夫人也是一个不大爱说话的人。 
  后来,大战一爆发,他自己被征从军,是一个什么军官。不久,他儿子也应征入伍。过了不太久,从1941年冬天起,东部战线胶着不进,相持不下,但战斗是异常激烈的。他们的儿子在北欧一个国家阵亡了。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夫妇俩听到这个噩耗时反应如何。按理说,一个独生子幼年战死,他们的伤心可以想见。但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是一个十分刚强的人,他在我面前从未表现出伤心的样子,他们夫妇也从未同我谈到此事。然而活泼不足的家庭气氛,从此更增添了寂寞冷清的成分,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了。 
  在瓦尔德施米特被征从军后的第一个冬天,他预订的大剧院的冬季演出票,没有退掉。他自己不能观看演出,于是就派我陪伴他夫人观看,每周一次。我吃过晚饭,就去接师母,陪她到剧院。演出有歌剧,有音乐会,有钢琴独奏,有小提琴独奏等等,演员都是外地或国外来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剧场里灯火辉煌,灿如白昼;男士们服装笔挺,女士们珠光宝气,一片升平祥和气象。我不记得在演出时遇到空袭,因此不知道敌机飞临上空时场内的情况。但是散场后一走出大门,外面是完完全全的另一个世界,顶天立地的黑暗,由于灯火管制,不见一缕光线。我要在这任何东西都看不到的黑暗中,送师母摸索着走很长的路到山下她的家中。一个人在深夜回家时,万籁俱寂,走在宁静的长街上,只听到自己脚步的声音,跫然而喜。但此时正是乡愁最浓时。 
  我想到的第二位老师是西克(Sieg)教授。 
  他的家世,我并不清楚。到他家里,只见到老伴一人,是一个又瘦又小的慈祥的老人。子女或什么亲眷,从来没有见过。看来是一个非常孤寂清冷的家庭,尽管老夫妇情好极笃,相依为命。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早越过了古稀之年。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国的老师中对我最爱护、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师。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剧烈地跳动,老泪立刻就流满全脸。他对我传授知识的情况,上面已经讲了一点,下面还要讲到。在这里我只讲我们师徒二人相互间感情深厚的一些情况。为了存真起见,我仍然把我当时的一些日记,一字不改地抄在下面: 
  1940年10月13日 
  昨天买了一张Prof.Sieg的相片,放在桌子上,对着自己。这位老先生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激他。他简直有父亲或者祖父一般的慈祥。我一看到他的相片,心里就生出无穷的勇气,觉得自己对梵文应该拼命研究下去,不然简直对不住他。 
  1941年2月1日 
  5点半出来,到Prof.Sieg家里去。他要替我交涉增薪,院长已答应。这真是意外的事。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这位老人家,他对我好得真是无微不至,我永远不会忘记! 
  原来他发现我生活太清苦,亲自找文学院长,要求增加我的薪水。其实我的薪水是足够用的,只因我枵腹买书,所以就显得清苦了。   
  我的老师们(2)   
  1941年,我一度想设法离开德国回国。我在10月29日的日记里写道: 
  11点半,Prof.Sieg去上课。下了课后,我同他谈到我要离开德国,他立刻兴奋起来,脸也红了,说话也有点震颤了。他说,他预备将来替我找一个固定的位置,好让我继续在德国住下去,万没想到我居然想走。他劝我无论如何不要走,他要替我设法同Rektor(大学校长)说,让我得到津贴,好出去休养一下。他简直要流泪的样子。我本来心里还有点迟疑,现在又动摇起来了。一离开德国,谁知道哪一年再能回来,能不能回来?这位像自己父亲一般替自己操心的老人十九是不能再见了。我本来容易动感情。现在更制不住自己,很想哭上一场。 
  像这样的情况,日记里还有一些,我不再抄录了。仅仅这三则,我觉得,已经完全能显示出我们之间的关系了。还有一些情况,我在下面谈吐火罗文的学习时再谈,这里暂且打住。 
  我想到的第三位老师是斯拉夫语言学教授布劳恩(Braun)。他父亲生前在莱比锡大学担任斯拉夫语言学教授,他可以说是家学渊源,能流利地说许多斯拉夫语。我见他时,他年纪还轻,还不是讲座教授。由于年龄关系,他也被征从军。但根本没有上过前线,只是担任翻译,是最高级的翻译。苏联一些高级将领被德军俘虏,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要亲自审讯,想从中挖取超级秘密。担任翻译的就是布劳恩教授,其任务之重要可想而知。他每逢休假回家的时候,总高兴同我闲聊他当翻译时的一些花絮,很多是德军和苏军内部最高领导层的真实情况。他几次对我说,苏军的大炮特别厉害,德国难望其项背。这是德国方面从来没有透露过的极端机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家庭十分和美。他有一位年轻的夫人,两个男孩子,大的叫安德烈亚斯,约有五六岁,小的叫斯蒂芬,只有二三岁。斯蒂芬对我特别友好,我一到他家,他就从远处飞跑过来,扑到我的怀里。他母亲教导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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