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斯特要塞 作者:[苏联] 谢·谢·斯米尔诺夫-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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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营房西面的一间房舍里，发现这样一段题字：“我们一共三个人，环境艰难，但我们并不气馁，我们要象英雄那样视死如归。一九四一年七月。”
在要塞大院的中央，有一座半倒塌的教堂式楼房。这地方从前确实有过一座教堂，但后来在战前，它被改建成要塞守军某团俱乐部。在这座俱乐部放电影的平台的石灰墙上，刻下了这样的题词：‘我们三个都是莫斯科人——伊凡诺夫、斯捷潘奇科夫和容佳耶夫，我们守卫这座教堂，并立下誓言：宁愿战死也决不撤离。一九四一年七月。”
这块刻有题词的石灰墙皮已被从墙上取下，转送到莫斯科苏军中央博物馆，至今保存在那里。就在这面墙稍下面一点的地方还有一段题字，遗憾的是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它的内容我们是根据战后头几年曾在要塞服役的士兵的介绍得知的。这段题词好象是上面那段题词的继续：“只剩下我一个了，斯捷潘奇科夫和
容佳耶夫都已阵亡。德国鬼子就在教堂里面。只有最后一枚手榴弹，但我决不能被生俘。同志们，为我们报仇吧！”显然这段话是三个莫斯科人中最后一个牺牲者——伊凡诺夫刻写的。
开口作证的岂止是顽石。在布列斯特及其郊区，还住着不少一九四一年保卫要塞战斗中阵亡的指挥官的妻子和儿女。这并不奇怪。这些在要塞中同战争劈面相逢的妇女和儿童，整个战斗期间就住在营房的地下室里，同自己的丈夫和父亲分担了保卫战的一切重荷。今天，他们又回忆起难忘的保卫战，讲述了许多有意义的细节。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出人意料而又费解的矛盾。前面我提到过一份德军文件，其中说要塞抵抗了九天，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前夕陷落。但是许多妇女回忆说，她们是在七月十日或十五日被俘的，当希特勒匪徒把她们逐出要塞时，在个别防御地段上，战斗还在继续，敌我双方还在激烈地对射。布列斯特居民说：到七月末或八月的头几天上，仍可以听到要塞传出的枪炮声，看到希特勒匪徒从那里把自己负伤的官兵送往市里的军医院。
由此可知，德军关于攻占布列斯特卡托夫斯克的战报里撒了个弥天大谎。敌第四十五师司令部预先匆忙地向上级指挥部报告了要塞陷落的消息，而实际上战斗却持续了很久。
不过，最初并不掌握这方面的直接证据。然而，到了一九五Ｏ年，莫斯科博物馆的一名科学研究人员在考察西部营房时，又发现了一段刻在墙上的题字：“我就要牺牲了，但决不投降，别了，祖国！”下面的署名已经模糊不清，但在最下面却有清晰可辨的日期——“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日”。这样总算找到了要塞在战后第二十九天仍在继续抵抗的直接证据。从这时起，历史学家始称守军战斗了二十九天，虽然目击者仍持己见，证实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
战后，对要塞废墟进行了局部清理。在砖石下面经常发现英雄的遗骸及其个人文件和武器。这些尸体被郑重地送往布列斯特驻军墓地，而武器和文件则成为我们各博物馆的陈列品。
例如，一九四九年在清理捷列斯波尔核堡塔楼的废墟时，发现了要塞保卫者、年轻中尉纳加诺夫的遗骨。军装已半腐烂，衣袋里有他的共青团证，靠它才证实了死者的身份。
纳加诺夫身旁放着一支手枪，弹夹里还有三颗子弹。第四颗子弹留在枪膛里，而扳机则处在击发位置。这说明，这位勇敢的共青团员是在战斗时身亡的。布列斯特居民为中尉的遗骨举行了安葬仪式，用纳加诺夫的名字为本市的一条街道命了名。
一九五○年十一月，在一个营房地段的废墟下面，发现了所谓《第一号命令》，确切地说是它的残片。这是用铅笔草成的三张小纸片，——这份战斗命令是领导中央要塞防御战斗的一些指挥员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四日起草的。《第一号命令》实际上是唯一一份保留至今的有关布列斯特保卫战的文件，现由历史学家掌握。从这份命令中我第一次得知中央核堡防御战领导人的名字：团政委福明、大尉祖巴乔夫、上尉谢缅年科和中尉维诺格拉夫。稍后，人们又发现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的参加者并没有全部殉难，其中有些人还幸存于人世。他们多数在战斗中受重伤或被震伤，后来被敌人俘虏，受尽了法西斯集中营的种种酷刑。其中一些人侥幸出逃，参加了游击队的战斗，后来又加入了红军的队伍。今天，他们提供了关于保卫战某些情节的回忆，介绍了战斗过程，提出了战友的名字。情况这才开始明朗化。
第四章 开始寻访
战后不久，报刊上发表了第一批纪念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的文章。遗憾的是当时材料极为贫乏，对保卫战情况知之甚少。因此，正如后来所发现的那样，这些文章有不少错讹之处。
最早转向布列斯特要塞英雄保卫战这一主题的人，是我国著名军事题材画家克里沃诺戈夫。一九五Ｏ年他前往布列斯特，在要塞生活了很长时期，经常与战斗目击者座谈，创作了许多速写和画稿。一年以后，他那天才的、至今仍通达闻名的油画《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完成了。这幅油画反映的是核堡捷列斯波尔大门附近的战斗场面。这里要指出，要塞英雄保卫战这一题材，在其中得到了鲜明而真实的表现。后来找到的许多要塞保卫战参加者曾多次对我讲，看到这幅作品时，他们无法抑制那万分激动的心情。画家善于深入领会事件的实质，生动地再现了紧张的战斗和难忘的保卫战的勇敢精神。
不久，白俄罗斯剧作家古巴列维奇的剧作《布列斯特要塞》问世，该剧至今仍在多家剧院上演。但毕竟应该承认，长期以来，有关布列斯特要塞战斗的情况，我们一直是不甚了然。
总之，这种状况至少持续到一九五四年，这时我萌生了撰写关于布列斯特保卫战的著作的想法。我之所以转向这个题材，既有它的必然性，也有很大的偶然性。这种必然性在于多年来我一直在写有关伟大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不久前我刚刚完成了新著〈第聂伯河畔的斯大林格勒〉，这是一本反映科尔桑－谢甫琴科激战的书，当时我正在寻找接下去要写的新题材。我已经开始考虑写一本反映英雄城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东西，不料一次偶然的谈话使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计划。
一次，我的朋友——作家纳加耶夫来看我，问我下一步打算写些什么，然后突然说：“你何不写一部反映保卫布列斯特要塞的作品呢？这可是战争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面啊。”
我当即想起，一两年前我曾读过作家兹拉托戈罗夫写的一篇关于布列斯特英雄保卫战的特写。这篇东西最初发表于〈星火〉上，后来收入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的一个文集里。同纳加耶夫谈话之后，我找出这个文集，并重读了那篇特写。
应该承认，布列斯特要塞这个题材仿佛一下子就把我完全吸引住了。这里面隐藏着一个重大的尚未揭开的奥秘，这里有一片有待探索的广阔天地，这件研究工作干起来虽然并不轻松，但却颇具吸引力。我觉得这个题材包含着人类崇高的英雄主义，鲜明地反映出我国人民和我国军队的英雄主义精神。于是，我着手创作有关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的作品。
一个以历史为创作题材的作家，首先就要涉猎书籍报刊，从中博采与所要了解的问题有关的一切内容。我第一步先研究了当时发表在白俄罗斯刊物上的几篇文章。这些文章是白俄罗斯的党的工作者、苏共布列斯特州委员会前任书记克拉索夫斯基撰写的。战后他重返布列斯特工作，同时开始搜集要塞保卫战某些参加者和目击者的回忆，用以作为撰写文章的材料。
克拉索夫斯基文章的内容不外是有关各种事件最一般的资料，只提到保卫战中几个阵亡英雄的名字，并且实际就象后来查明的那样，文章内容也并不完全准确。但是，它们可以用来作为一个出发点。
我再次求助于兹拉托戈罗夫的特写。我将这篇特写重新仔细研究了一番，然后打电话给文章作者兹拉托戈罗夫，问他能否将布列斯特之行结束后留在手头的材料借给我。
兹拉托戈罗夫答称材料很少，他当时收集到的所有材料已经统统写进了特写，不过，他当场回忆起，就在一九五二年当这篇特写在〈星火〉上刚刚发表的时候，布列斯特保卫战的一个参加者立即给该刊编辑部寄来一封信。他已经不记得这个人的名字了，但又说要在家存文件中查找一下，其中应当存有此信的复印件，如能找到，他将立即转寄给我。
研究过浩繁的报刊资料以后，我开始接触博物馆资料，当然首先是藏于我国大型军事博物馆——莫斯科苏军中央博物馆的资料。我到了博物馆，参观了各个大厅的陈列品，然后熟悉了该馆收藏的所有资料。
很遗憾。原来在博物馆的材料中，对我有用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当然，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些纯粹的博物馆陈列品，而是可能发现的与保卫要塞有关的各种文件，但这类文件却几乎一份也没有。
但是在博物馆收藏的资料中，我终于发现了前保卫战参加者菲尔的两三封有价值的信。战前他在要塞某团司令部任文书，现居雅库特，在当地的阿尔丹金矿工作。
在这几封信中，菲尔详尽地叙述了布列斯特要塞某防区防御战斗初期发生的各种事件，介绍了自己的一些战友和指挥员。例如，他在信中说，战争爆发时，要塞突然被隆隆的炮声惊醒，炮弹、炸弹爆炸声响成一片，在战火与死亡的威胁下苏醒过来的人们，最初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片慌乱之中，就在这时，正在本部驻地的福明主动承担起指挥中央城堡的各分队的工作。他把战士们集中起来，进行了组织分工，当场委派自己的亲密助手、本团的团委书记、副指导员马捷沃相指挥第一次反冲锋。马捷沃相热烈号召战士们履行军人的天职，然后带领共青团员们端起刺刀，冲向敌人。这是给予敌人的首次重大打击一马捷沃相率领战士歼灭了突入核堡中央的一个自动枪手分队。严格说来，英雄的要塞保卫战正是从这次出击开始的。
菲尔写道：不久，马捷沃相身负重伤，和其他伤员一起被送到要塞地下室，后来牺牲在那里。有后来的战斗中，菲尔曾同保卫战领导人——福明以及祖巴乔夫大尉并肩战斗，从战争第三天起，祖巴乔夫便负起了对战斗在要塞中心各分队进行指挥的责任。
但使我大伤脑筋的是，博物馆的人告诉我，菲尔自一九五二年寄来最后一封信起，便停止回答各种询问。这一条线索似乎彻底断了。我试图恢复它，先后给菲尔写了两封信，但一直没有收到复信。
第五章 工程师马捷沃相
兹拉托戈罗夫毕竟没有忘记自己的允诺，不久即打电话告诉我，在家藏文件中他找到了寄给《星火》杂志的那封信的复制件。我同他见了面，他把此件转给了我。当我看到信上的署名是马捷沃相时，简直惊讶已极。这个人就是某团的团委书记，在要塞战斗初期成了政委福明亲密助手的马捷沃相，按照菲尔的说法，后来他牺牲了。信上还有他现在的地址。他住在埃里温，担任地质工程师，领导一个在亚美尼亚山区探矿的勘探队。
我按这个地址给马捷沃相写了一封信，询问他一九五四年夏季会不会留在埃里温，以便到时去找他详细记录他对要塞保卫战的回忆。信发出后，我一直在焦急地等待回音。
一星期、两星期、一个月过去了，依然杳无音讯。于是我致信埃里温我熟悉的亚美尼亚女作家阿达米扬，请她去找一下马捷沃相，或者打听一下，他是否迁往新址。
我很快就接到了阿达米扬的回音。原来马捷沃相还住在原址，她到过他家，同他见了面。他之所以有相当时日没有作答，是因为近来一直随勘探队住在山区里，无法及时给我复信。
此后不久，马捷沃根本人也来信了，告诉我他等待着我的到来。
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我抵达埃里温同马捷沃相见面。原来他很健壮，身材矮小，敦敦实实，剃着光头，一双深棕色的眼睛炯炯方神，动作迅速有力，行动敏捷。
我当即同他兴致勃勃地扯起了有关要塞事件的话题。但马捷沃相随即象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今天是星期日，各种公务谈话都应当推迟到明天。他提议马上驱车去埃里温郊外儿十公里的山区，那里有著名的谢万湖，可以畅游一番。
乘车到谢万湖的一共有三个人，另一个同行的人是马捷沃相的直接领导，马捷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