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档案-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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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大华，原北京清华附中的高中学生，是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历经了组建红卫兵、坐牢、下乡插队和回城等一系列命运之旅后，他变得冷静成熟了。在《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中，他回忆了红卫兵运动发韧之初的情形：
“1966年5月初，我们班的班长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谈对《海瑞罢官》的认识过程——当然是从学术问题往政治问题上认识。我和另一个学生干部在前面加了个‘编者按’，提出要‘突出政治’，结果引起全校大讨论。为此我们和校领导发生了争执。我们说校方不积极引导讨论是不突出政治，校方说你们这样对待党组织很危险，当心1957年的教训。我们当然不理这些了，深信我们的行动能得到中央的支持。到5月中旬，我们和校方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每天都有两种不同意见的激烈辩论，下了晚自习，我们几个同学也常常聚在一起分析形势。一点也不是瞎闹着玩，那时我们就这么想：我们是在参加一场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
《五·一六通知》发布和5月25日北京大学大字报贴出后，清华附中的中学生们热情更高了。有的要求学校晚自习后不要熄灯，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规章制度。学校不同意取消熄灯制度，熄灯以后同学们就跑到外面去辩论，也有的学生开始到各个学校去串连。
据卜大华的回忆文章中说：“有一天，一位同学跟我说，他写的小字报署名叫‘红卫兵’，我一听就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切，说今后凡是和我们意见相同的小字报不如都署名红卫兵。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从此我们便有了统一的名称。”
5月29，卜大华等人和其他高年级的学生聚在一起讨论国家形势和对策。同日，清华附中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红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红卫兵”三个字的后边有100多人签了名，卜大华名列其首。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红卫兵”这三个普通的汉字以后会风靡全国震惊世界，演出一幕幕复杂纷纭的人间活剧。“红卫兵”被推上政治舞台中心，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必然性，至于它叫什么名字，则是个偶然。
有意思的是，在后来大量出版的图书报刊中，红卫兵的诞生被点染得有声有色，成了一个罩在神秘光环中的现代神话，这实在是一种无伤大雅的讹传。较为流行的关于红卫兵诞生的说法是：1966年5月29日晚，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墟上，十几个来自清华附中的中学生在这里举行集会，他们决定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投身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在确定小组名称时，有人提议叫“向日葵”，有人提议叫“火车头”，但大多数人赞同叫“红卫兵”。“红卫兵”三个字，既新颖又贴切，而且，最早的红卫兵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夺取了沙皇政权的武装工人和士兵，列宁曾宣称他们是革命的堡垒、胜利的卫士。对于深受苏联文学影响和薰陶的这些中学生来说，有这么一条理由足矣！“红卫兵”，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从此这个名称轰轰烈烈地叫响起来了。
这个说法，来自于早期红卫兵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关于这部在红卫兵第一次受挫之后创作出的话剧，后面的章节还将详细记录，在此不多赘述。
总之，历史就这样载明：1966年5月29日，是红卫兵的诞生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就这样出现了。
狼烟四起
红卫兵的出现，恍若天空中的一颗新星，迅速吸引了越来越多惊奇的目光。北京市各中学学生纷纷涌到清华附中观看大字报，并纷纷以某校红卫兵的署名来表示他们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红卫兵”不径而走，出现在京城的各个校园。
这里试举几个例子：
北京市八中。和清华附中一样，这所中学也是“红色贵族”子女居多，陈毅元帅的儿子陈晓鲁就在这所学校就读。中学生们组织起来，到清华附中抄录大字报，学习斗争经验，他们忽然感到已经落在了运动的后面。
回到自己的学校后，立即行动起来将全校所有教职员工召集到一间大教室里，听学生们严厉的训导。
“老师们，过去你们在这讲台上讲，我们在讲台下听。过去是三娘教子，今天是子教三娘。我们对你们是争取团结的；但是你们所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必须彻底清算……”
教职员工们虔诚地听着，不时报之以一阵热烈的掌声。看着站在讲台上的那些普通的中学生们，不时还觉得他们只是些孩子，几乎一夜之间，他们长大了、成熟了，如此威严，如此具有震慑力。
学校成立了以学生领袖为主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教师们由原来担心1957年的教训会在中学生身上重演，变为担心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自觉把自己放到革命对象的位置上。正同中国的许多事情一样，一夜间全部翻了个个儿。
所有的课目全部停止了。学生们聚集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唱革命歌曲，讨论革命形势的发展，进行军事训练、游泳等等。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纷纷从家中搬到学校的集体宿舍来住宿。双层木床上，塞满了十六七岁纯阳之体的半大男子汉，充盈的血气和旺盛的精力转换成大咧咧的争吵、唱歌、欢笑和打斗。
换一个镜头：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
这样的艺术院校里，学生多半出身于梨园世家，不是“黑五类”就是知识分子家庭，干部子女和工农兵出身的子女极少。所以，他们的斗争敏感性相应要弱一些。
革命了！造反了！戏剧专科学校的学生嘛，自然要讲究戏剧效果。一位女学生干部走上讲台，满腔悲愤地讲述了一桩往事：小学三年级时，她班上的一个女同学被她爸爸勒死了！
是用她的红领巾勒死的！
她的爸爸是个右派分子！
啊！阶级斗争！课本上天天学，周围的人们天天讲，如今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就发生在他们身边。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同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殊死搏斗，绝不是什么父亲和女儿的情份问题。顿时，人人心中产生出了一种誓死捍卫党和最高领袖毛主席的神圣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就像高尔基小说中的那个丹科一样，大胆撕开自己的胸膛，掏出一颗鲜红的心脏当作火炬，高高举过头顶，奔向漆黑一片的原始森林。他们高擎自己鲜红的心，唱着煽情的“革命歌曲”：
在需要牺牲的地方，
在敢于牺牲！要敢于牺牲！
包括牺牲自己在内。
完蛋就完蛋，
枪一响，上战场，
老子下定决心，
（齐诵：下定决心——）
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由林彪语录谱成的这首特殊年代的流行歌曲，充塞着“完蛋”“老子”之类流珉语言，若是放到从前，这些男女中学生们甚至提起这些字眼也会脸红，如今不同了，如今，革命了，造反了，他们在粗俗鲁莽的语言中领略到了革命者的“豪情”，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在心头油然升起。
然而他们的行动还是慢了半拍。5月29日，老一批红卫兵成立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不知道；后来，全北京城的学生们都行动起来了，这局面使他们感到愧疚。
愧疚之后是迎头赶上。8月3日，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决定正式成立“红卫兵”，消息传开，群情振奋，中学生们沉浸在一片难言的激动之中。
谁知道，8月3日，戏剧专科学校红卫兵的成立大会上，北京大学附中赫赫有名的红卫兵领袖彭晓蒙带着一批红卫兵来冲击会场，打人、骂人的事都发生了。这时，北京戏剧专科学校的红卫兵们才真实地感到自己的革命实在太文雅，太温良恭俭让，连打人、骂人都不会，还闹什么革命？还造什么反？
北京大学爆炸了！
如果说由清华附中红卫兵们率先掀起的红卫兵运动的浪潮尚属自发性质的话，那么在另一所高等院校——北京大学所点燃的一把火，则是有准备、有计划地进行着。
点这把火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指使她点这把火的，则是毛泽东的高级顾问康生。
大奸似忠的康生，一直在对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进行观察和揣摸，他自以为对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大致了解，对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他心领神会。
不是要天下大乱么？康生决定从北京大学点火，然后用这把火去烧党中央。
5月中旬，康生以中央理论组的名义，派出他的老婆曹轶欧带领7个人来到了北大。
钦差大臣驾到，说是来调查了解北大的学术批判情况，被安置在未名湖畔的一幢小别墅里。
晚饭后，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去未名湖畔看望曹轶欧一行，小别墅里却空空如也。
此刻，曹轶欧正住在远离北京大学五里外的西颐宾馆，找了北大的一些人在秘密座谈。
点这把火，得先物色一个合适的人物。
经过比较和筛选，康生和曹轶欧看中了北大法律系主任陈守一。由曹轶欧亲自挂电话，和陈守一约时间登门拜访。
谁知道陈守一是一介书生，迂腐得近乎可爱，在火药味越来越浓的1966年5月，他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北大学术批判有错误，是我的责任，我不能诿之于人。”
曹轶欧耐心地引导说：“你没有责任，是陆平他们搞的鬼。”
陈守一摇头：“我不这么看。”
陈守一的这番举动让曹轶欧大失所望。
碰壁之后，曹轶欧改弦更张，重新选定了点火的人物。
她叫聂元梓，河南滑县人，1921年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调入北京大学，1964年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时年42岁。聂元梓在北大属于受排挤的一类。在北京大学这样一个学者名流云集、人才辈出的高等学府里，一直在外省从事政治运动、缺少必备的专业素质和聂元梓，确实有些力不从心。她甚至还闹过这样的笑话：一次批判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会议上，聂元梓竟然说：“赫鲁晓夫写了一本《静静的顿河》……”
当时的北大校长陆平从心眼里瞧不起这个缺乏起码常识而又十分张狂的女人，他在全校提拔了5位出类拔萃的年轻女干部，和聂元梓这种不懂行的干部形成鲜明对照。聂元梓对此既感到自卑又非常恼火，认为陆平树“五朵金花”是出她的丑。
对于这样一个糟糕的女人，康生平时也有所耳闻，但是当曹轶欧再一次将聂元梓的情况作了全盘介绍，并说准备由聂元梓在北大点火时，康生点了点头，恶狠狠地说了句：“这个时候，是王八蛋也要支持。”
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在康生家的客厅里，被请来的客人聂元梓有些惶惶不安。曹轶欧微微笑着走过来，递上一杯香茗，然后亲热地坐到了聂元梓的身边：“元梓，请你来是要同你谈件事。”
聂元梓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某种她渴望得到的东西，心里升起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康老希望你注意北大压制文化大革命的动态，毛主席说过，大字报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必要的时候……”
密室里，一笔双方利益均沾政治交易立即达成了。
这天晚上的密谈后，聂元梓回到北大迅速找了几位“左派”青年教师，不分昼夜忙碌了几天几夜，几易其稿，终于在5月24日晚拿出了清稿。
5月25日大清早，聂元梓最后审阅了一次大字报清稿，然后让人用毛笔抄写出来，拿起毛笔，首先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其余6人也依次签了名，签名顺序是：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高云鹏、李醒尘、赵大中。
当天下午1点多钟，聂元梓亲自拎着浆糊桶，拿着刷把，把这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贴到了北大饭厅的墙壁上。
大字报的开篇，即以十分醒目的笔调写道：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
一声“这里有鬼”的大声疾呼，在北大校园内像炸开了锅一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吃饭的师生们一拨又一拨地围观这张大字报，议论纷纷，针对十几天前北大党委书记陆平讲话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