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档案-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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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读此信，陈毅勃然大怒：“啥子陈小虎？我家根本没有陈小虎嘛！二百元？二分钱我也不给他！”
陈毅元帅有四个孩子。老大陈昊苏，老二陈丹维，老三陈晓鲁，老四陈姗姗。
被讹传为“陈小虎”的陈晓鲁，当时是北京市八中高中学生。
不过，陈晓鲁的经历和传奇中的“陈小虎”却谬之千里。据陈晓鲁的高中同学、北京市八中红卫兵发起人之一的计三猛在《一个红卫兵和他的元帅父亲》一文中叙述，陈晓鲁1962年患过流行病肝炎，显得有点营养不良。头很大，不像将门之后，倒像是寒窗苦读的一介书生。
文革之初，陈晓鲁被推选为北京市八中校文革主任，之后，红卫兵的过激行为使他反感，为此，他拒不参加红卫兵组织，也不佩戴红卫兵袖章。
但是，“八·一八”大检阅，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成了红卫兵的红司令，青年学生人人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陈晓鲁只好也跟着戴。
陈晓鲁坚决反对武斗，八中一帮红卫兵批斗一位女教师时，给她戴上高帽，陈晓鲁跑上去给扯了下来。无疑，他的行为被人视作“保守派”。
红色恐怖狂潮席卷北京时，陈晓鲁联络各校红卫兵成立了西纠，是公认的有影响的西纠创始人之一。
西纠被强令取缔后，陈晓鲁成了逍遥派，开始认真阅读马列32本经典著作。
就在陈晓鲁躲进八中学生宿舍读书反省之时，“陈小虎”的传奇故事像淫雨中乱窜的杂草般在全国各地蔓延。
中央文革小组要利用这些谣言做点文章，江青在召见北京市八中一名红卫兵代表时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就是要通过他，揪出‘联动’的黑后台！”
江青认为，西纠的后台是周恩来。“联动”的后台是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桓四位老帅，而四位老帅的后台，还是周恩来。抓陈晓鲁，是为揪陈毅；揪陈毅，是为斗周恩来。这就是江青的如意算盘。
达摩克得斯剑悬到了陈晓鲁的头上。
在这种情况下，由周恩来安排，决定将陈晓鲁送到陈锡联手下的东北一个部队农场去锻炼。临行之际，周恩来找他谈话，并嘱咐说：为保密起见，不要告诉任何人，到了部队也不要写信，这是一条纪律。
陈晓鲁已显得很成熟了。他说：“没意见。”
周恩来说：“这种安排不是我个人意见，你父亲也是同意的。”
第二天，陈晓鲁告别家人，去了东北。
他果然很遵守纪律，整整三年，在一种特殊的保护性监视中生活。三年中，他没有给家人写过一封信。
九十年代初，陈晓鲁四十多岁，身体有点发福，看上去更像他父亲陈毅了。他穿一件米色旧短裤，一件白色的旧衬衣，一派儒雅风范。陈晓鲁1981年大学毕业后，担任过中国驻英大使馆武官助理，1985年回到北京，在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任职，专心从事中美战略关系的研究。
中国新闻社记者曾采访过他。记者问道：“你对这场文革大动乱怎么看？”陈晓鲁沉思片刻，回答说：“还能怎么看呢？是一件坏事。不过文革并不是某个人一场号令，亿万个傻瓜就跟着起哄那么简单和荒谬。文革的发生是必然的。其根源在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民族劣根性，在于建国以来积累起来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官僚体制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就个人崇拜来说，恐怕还有从苏联进口的成份。总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人们常说50年代风气好，这话有点道理。但不正是50年代的许多政策和作法，一步一步地把国家导向文革深渊的吗？我相信辩证法，没有文革的大反动，就没有现在的大进步。”
当记者问到他“今后有什么打算”时，陈晓鲁说：“我已经40多岁了，无论从生理年龄还是工作年限来说，都已是半截入土的人了。对过去，我不遗憾，对今后，也没有什么奢望。……我就有一个念头：当历史的见证人。‘冷眼向洋看世界’，希望看到下个世纪的中国，看到中国的现代化。”
采访结束的时候，陈晓鲁真诚地说了番意味深长的话：“我对文革的经历，更多的是内疚和反省，我所受的迫害也是微不足道的，很多很多的人被整得很苦，这其中我也有一份责任。你们应当写他们，让今天的年轻人永远警惕文革那样的事。”
这番话说得真好。文革那样的事在中国还会再一次发生吗？
3—2、“血统论”与《出身论》
“鬼见愁”对联
文化大革命初起之时，那些革干、军干子弟并没有意识到是大祸临头。他们认为文革无百是再一次革牛鬼蛇神的命，把1949年已推翻的旧政权中的残渣余孽重新来一次大清扫。在文革中，他们应该是天然的革命力量，是革命的动力。
随着文革的深入，他们的父辈开始倒霉，少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偶像开始被动摇。看着父辈们诚惶诚恐的样子，他们心里很不是味，再也不觉得文革造反好玩，开始把问题往深处想。
翻开中国共产党党史，党内历次政治斗争的教训使他们心惊肉跳。他们读到的党史，是以毛泽东为中心编写的，凡是毛泽东的对立面，无不例外都没有好下场。陈独秀、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那些人无不都以失败而告终。
而眼下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使老红卫兵们预感到了什么。这些在社会特权中宠养大的孩子，本能地要站出来，保卫自己的爹妈，同时也悍卫自己过去曾有过的特权。他们时常聚在一起，谈论父辈昔日的光荣业绩，从父辈的辉煌中汲取力量，从朋友的话语中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和依托。他们为父辈在文革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愤愤不平，也为自己每况愈下的处境大为光火。
在愤怒的驱使下，他们把仇恨百倍地发泄到黑五类以及黑五类子女的身上。7月29日，北航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贴出了一幅对联：
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这幅对联一问世，即在北航校园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毫无疑问，对联为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说出了心里话，给老红卫兵受伤的心灵带来了一丝慰藉。老红卫兵品味对联，心中掠过一丝春日阳光般的温暖。
8月1日，北航附中的老红卫兵们找来了几十张大纸，将这幅对联原样抄录，当晚，他们拎着浆糊桶，扛着木梯，将这些对联分别贴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北京的高等院校内。
这幅对联，重新唤回了老红卫兵们的光荣感和使命感，挑起了掩饰在他们心中的对父辈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反抗情绪，激发了他们对后起来造反的乌合之众红卫兵组织的蔑视和不满，也引发了他们对昔日养尊处优光阴的无限眷念之情。
8月2日清晨，陈伯达接见红卫兵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文化大革命不是一次打死老虎的运动，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有权有势的“活老虎”。陈伯达建议将这幅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改为“理应如此”。
8月4日，江青来到北大，她装腔作势地说：“红卫兵小将们，我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响过之后，江青继续讲话，她把话题转移到对联上：“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江青的意思很明白，红卫兵不能再这么胡闹了，应该把攻击的目标放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
8月6日，北京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对联大会，康生、江青等前往参加。辩论之中，中学的老红卫兵簇拥着“敬爱的旗手”江青上台，要台下安静，听江青同志作指示。然而这一次，一贯趾高气扬的江青意外的谨慎她反复声明，赞成8月2日陈伯达对对联所作的修改，至于其他话题，她一概不提。
江青的谨慎自有道理，发动文革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为了让天下大乱，她看中了一支新兴的力量——红卫兵，并且把宝押在了红卫兵运动上。江青曾亲手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和信件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写信“表示热烈地支持”，这是一个例子。
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老红卫兵越来越让她失望，指望这帮革干、军干子弟彻底和他们的父母闹翻，造自己父母的反，看来是不可能的。从那幅血统论的对联上，江青已看出老红卫兵中间不满的苗头。依此对联的意思，下一步文革的斗争锋芒势必会转移，这是江青最不愿意看到的。此时此刻，她既不同意对联的内容，又不愿意太伤害了老红卫兵的情绪——尤其是在还没有培植其他力量取代老红卫兵的时候更是如此。这样一来，就导致了江青的谨慎。
然而，江青的谨慎劝告，依然伤害了不少老红卫兵的感情。在历次集会上，每当“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时，台下的红卫兵总是热泪盈眶，纷纷喊出“江青阿姨您好”的口号，来表达他们心中的崇敬之情。可是现在，在他们最需要人支持的时候，“江青阿姨”却没有支持他们，而是指责，尽管这指责还很温和。
老红卫兵中间，普遍产生了一种被人遗弃了的情绪，这种情绪迅速蔓延，形成了一种变态的狂热。为了表示血统的高贵，老红卫兵把父兄的旧绿军装和红卫兵袖章配在一起，宽大的军衣上紧束着宽皮带。这样的装束成了中国六十年代的流行服饰，有的还穿上又重又沉的黑皮靴，以显示红卫兵的威风。为了显得更革命，他们摆出不可一世的傲慢神态，开口说话则满嘴粗鲁：“老子”、“狗崽子”、“混蛋”、“王八羔子”等等，完全是流氓无产者形象。
老红卫兵开始打人，制造“红色恐怖”。其中，以中学红卫兵最甚。从1966年7月以后，打人的情况失控，红卫兵用皮带抽打黑五类子女，浑身上下布满血迹。打过了，故作轻松地撇撇嘴：“这才开了个头”。他们经常引用鲁迅的话互相激励：“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北京市六中高三（2）班学生王光华，被红卫兵组织排斥在外，他对这幅对联以及“血统论”提出了异议，于是老卫兵把他抓进了私设的“劳改所”，当天，王光华在血写的“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下被活活打死。
当时在北京市，与北京六中“劳改所”同样著名的还有北京一中私设的“监狱”。老红卫兵成立了一个300多人组成的劳改队，用中美合作所、西藏农奴主以及古代书藉中记载的各种酷刑，来对付出身不好的人和同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人。老红卫兵所使用的酷刑，仅仅听名字就会毛骨悚然：跪玻璃、油漆洗脸、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突刺——刺、火烧头发、刀刮屁股、开水洗澡、打活靶、扫膛腿……。
在北京学生下乡帮助农民秋收劳动期间，老红卫兵将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人编成一组，由红卫兵组织中公认最厉害最凶狠的人带队，下乡支农。带队者每天甩着皮鞭吆喝，让他们干最脏最累的活，用最龌龊的语言辱骂他们，印弟安奴隶主庄园中的悲惨情景，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到处上演。
遭受污辱和折磨的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没有权利加入红卫兵组织，连人手一册的语录本也被没收。打入另册之后，有的忍气吞声，低下头颅默默忍受；有的陪着笑脸，与老红卫兵套近乎，以求得青睐，少受点虐待；有的则不堪忍受，以自杀解决问题。
与血统论对联出现的同时，北京市各大中专院校也有委婉曲折的抗议声。对立面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谬误，对联排斥了大批青少年，依照对联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可能彻底解放。
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在对联所出现过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校园里，发生了一起起激烈的辩论，这样的辩论经常持续到午夜12点钟以后。
辩论的结果，原先写对联的一方以更疯狂的热情捍卫对联。他们认为，对联使敌人感到害怕，闻风丧胆，是大好事。他们特意为对联取了个形象的名字：“鬼见愁”对联。
“血论论”的骁将谭力夫
谭力夫，当时是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的学生。“鬼见愁”对联问世后，他的思想异常活跃。8月12日，谭力夫与人合作，写出了大字报《从对联谈起》，提出要把这幅对联的内容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要把它“提升为政策，上升到本本条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