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艺术 作者:周汝昌-第7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现在要说的最末一点——还是戚序提出的，却更耐人寻味。他说：然吾谓作者〔虽〕有两意。读者当具一心，譬之绘事：石有三面，佳处不过一峰；路看两蹊，幽处不逾一树。必得是意以读是书，乃能得作者微旨。如捉水月，只挹清辉；如雨天花，但闻香气——庶得此书弦外音乎？
这可真有点儿像“以矛攻盾”、“自己反对自己”了。他这样出尔反尔，是否首鼠两端，骑墙双跨呢？我不敢聪明自作，硬替戚先生自圆其说，我只能试作寻绎，揣其本心，或许他的“玄言”是告诫后来：此书虽有两声二牍之奇致，但又不可理会为“写此”的本处本身的文章既无妙处可赏，更不可忽视了“这儿”的好文章而一味去穿凿“注彼”的“隐微”，那也会弊窦丛生，失掉文心慧眼；如果雪芹之笔仍只有一个单面之美可赏，那也就无奇可言，构不成前人罕有的复笔的绝技妙法了。换言之，他可能要读者“且领当前一义”，久而久之，自能更悟其后还有妙境。
如果戚先生是这样的用心，那么我觉得他的话确实有理，而不同于自己否定自己提出的论证。他是唯一的一位领会到雪芹奇笔的文学评论家。
第六章 巨大的象征
什么是象征？据现时通行版《辞海》。其定义是这么写的：用具体事物表示某种抽象概念或思想感情。文艺创作的一种表现手法。指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来暗示另一事物或某种较为普遍的意义，利用象征物与被象征的内容在特定经验条件下的类似或联系，使后者得到强烈的表现。
我自己非常害怕读这种“科学的抽象思维”和“理论术语”，觉得又啰嗦又胡涂。为了此刻的方便，我斗胆自创一个简单好懂的解说：“象征者，取象于物，以表喻人或事（境）之特征也。”
象征包含着譬喻的因索，但譬喻并不总能构成象征。比方说李纨是个“佛爷”，是说她一问三不知，与世无争，“超然物外”……，只是个比喻。“佛爷”还不能为她的“象征”、等到群芳夜宴，祝寿怡红，李纨伸手一掣，掣得的是一枝老梅（花名酒筹），正面镌着这梅枝，反面刻着“竹篱茅舍自甘心”一句古诗——这，才是她的象征。两者的分际，倒确是微妙的。
在这第六十三回（“七九”之数），写此一大关目，与第二十七回“饯花”盛会是遥相呼应，其妙绝伦！每个抽得的签，都是以名花来象征抽签者：湘云是海棠，探春是红杏，黛玉是芙蓉，宝钗是牡丹，袭人是桃花……最后麝月是酴醾！这真好看煞人。这才地地道道是象征手法。其实在中国小说中，人物的别称、绰号，都是今之所谓象征，并不新鲜。
这些，读者能悟，原不特多讲。研究者论析雪芹艺术的，若举象征，总不离这一佳例。这是不差的。但是，《红楼》一书中，另有一个总括的、特大的象征，论者却忽视了，这也可以戏比一句俗话：“小路上拣芝麻，大道上洒香油。”只顾细小的，丢了巨大的。
若问：此一总的大的象征端的何指？便谨对曰：就是大观园之命脉，曲折流贯全园，映带了各处轩馆台榭的那条溪水的名字——沁芳！
“沁芳”二字怎么来的？值得从“根本”上细说几句。
原来，整部（石头记》，到第十八回（“二九”之数）为一大关目：元妃省亲。古本第十七、十八两回相连不分，是一个“长回”，前半就是专写建园、园成、贾政首次入园“验收”工程，并即命宝玉撰题匾对。是为有名的“试才题对额”的故事。在此场面中，宝玉的“偏才”初次得以展显。宝玉当日所提对联匾额虽然不少，但有一个高潮顶点，即是为了给那个人园以后第一个主景——压水而建的一座桥亭题以佳名。这段故事写来最为引人入胜，也最耐人寻味。试看——
那是贾政初见园景，满心高兴，上得桥亭，坐于栏板。向围随的众清客等说道：“诸公以何题此？”
须知，只这一句，就是为了引出这通部书的一个主题、眼目。
众人所对答的，是引据宋贤欧阳修的名篇《醉翁亭记》，提出名之为“翼然亭”。贾政不赞同，指出此乃水亭，命名焉可离水而徒作外表形容（旧套滥词）？自己倒也顺着原引的欧记，想出了一个“泻”字，又得一客足成了“泻玉”二字的新名来了！
诸君，你怎样领略《红楼梦》的笔致之妙？亟须“抓”住这一关键段落，细细玩味——这“泻玉”，比方才那“翼然”（只形容建筑的“飞檐”）真是不知要高明多少倍！而这一佳名，纵使说不上锦心绣口，但出自素乏才思、不擅词章的“政老”之启示，那意味之长，斤两之重，就是断非等闲之比了！
可是，在贾政展才、众人附和的情势之下，独独宝玉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
宝玉说：第一，欧公当日用了一句“泻于两峰之间”的泻字很妥当；今在此套用则欠佳。第二，此园乃省亲别墅，题咏宜合“应制”的文格，如用了“泻”字，那太粗陋不雅了。他总括一句说：“求再拟较此蕴藉含蓄者。”
务请注意：宝玉并没说反对“泻玉”的构思——即内涵意义，只是评论了它措词的文化层次不对，造成了意境上的很大缺陷。
到此，贾政方说：诸公听此议论若何？既说都不行，那听听你之所拟吧。
这样，文心笔致，层层推进，这才“逼”到了主题，让宝玉的命名从容地（实是惊人地）展示于我们面前。
宝玉说：与其有用“泻玉”的，何如换成“沁芳”二字，岂不新雅？！
那位严父，从不肯假以颜色的，听了此言，也再难抑制内心的惊喜赞赏——但外表则只能是“拈须点头不语”！很多今时读者对此并不“敏感”，视为常语，无甚奇处；而当年那些清客却都窥透政老的“不语”即是大赞的“最高表现”，于是“都忙迎合，赞宝玉才情不凡！”
你看，“沁芳”二字，是这样“推出”的呢。
请你体会中华汉字文学的精微神妙：为什么“泻玉”就粗陋？又为什么“沁芳”就新雅？二者对比的差异中心，毕竟何在？答上来，才许你算个“《红楼》爱好者”。
泻与沁，水之事也。玉与芳，美者之代名也。措词虽有粗雅之分，实指倒并无二致。
贾政又命拟联。宝玉站在亭上，四顾一望，机上心来，出口成章，道是——
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
贾政听了，复又“点头微笑”，众人又是“称赞不已”。
这些妙文，真不异于是雪芹的自评自鉴。
粗心人读那对联，以为不过是“花”“柳”对仗罢了，没甚可说。细心人看去，则上句似说柳而实写水，下句则将那“沁芳”的芳，随文借境，自己点破了“谜底”。
在过去，人们对“沁芳”二字等闲看过，甚者以为这也无非是“香艳”字眼，文人习气而已，有何真正意义可言？自然，要说“香艳”，那也够得上；香艳字眼在明清小说中那可真是车载斗量——哪处“香”词“艳”语中又曾蕴涵着如此深层巨大的悲怀与弘愿呢？
“沁芳”二字何义？至此应该思过半矣。
雪芹苦心匠意，虽然设下了这个高级的总象征，心知一般人还是悟不透的，于是他在省亲一事完结、娘娘传谕、宝玉随众姊妹搬进园中居住之后，第一个“具体”场面情节（此前不过四首即景七律诗“泛写”而已），便是“宝玉葬花”——人人都知有黛玉葬花，画的、塑的、演的……已成了“俗套”，却总不留意宝玉如何，不能悟知宝玉才是葬花的真正主角。
这是怎么讲的呢？试听雪芹之言——
那一日，正当暮春三月的下浣（古时每十日一休沐，故每月分为上中下三浣），早饭已罢（不是现在晨起后的“早点”，是每日两主餐的上午饭，约在今之十点钟左右），宝玉携了一部《西厢》，来到沁芳闸畔，在溪边桃花树下一块大石上坐了，独自细品王实甫的文笔。当他读到“落红成阵”这句时，偏巧一阵风来，果然将树上桃花吹落大半，以致满头、满身、满地都是花瓣。宝玉最是个感情丰富而细密之人，他心怜这些残红坠地，不忍以足践踏污损，于是用袍衿将落花兜起，撒向溪内，只见那些残花，随着溪水，溶溶漾漾，流向闸门，悠悠逝去！
这是写故事、写情景吗？这就是为给“沁芳”二字来作一次最生动最痛切的注脚！
其实，雪芹还估计能读他这书的人，必然是熟诵《西厢》的有文学修养的不俗之士，所以他有很多“省笔”，留与读者“自补”。即如此处，分明“省”去了《西厢》开卷后崔莺莺唱的第一支《赏花时》：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你看那触目惊心的五个大字——花落水流红！
这就是一部《红楼》的主题诗，也就是雪芹从王实甫“借”来的象征意匠，——而“沁芳”，又是那五个大字的“浓缩”与“重铸”！
所以这叫新雅——粗陋的对立面。所以这是象征。它象征的是书中众女，正如春尽花残，日后纷纷飘落，随着流水逝去。这才是全部书的总主题、“主旋律”。这其实也即是第五回早已暗示过的：警幻仙姑款待宝玉的是：一、千红一窟（哭）；二、力艳同杯（悲）；三、群芳髓（碎）、
雪芹著书，“大旨谈情”，这情并非哥妹二人之事，乃是为了千红万艳的不幸遭遇与苦难命运。这哭，这悲，在一百年前刘鹗为《老残游记》作自序时，已经悟到了，并以此为全序的结穴。他是雪芹的知音者，高山流水，会心不远。
但雪芹还怕人心粗气浮，又在本回之末，写了黛玉在梨香院墙外闻歌，一时间将“落红成阵”、“花落水流红”、“流水落花春去也”……诸篇名句，联在了一起，不禁“心痛神驰，眼中落泪”，支持不住，也坐于石上……。
石头，它是“沁芳”的见证人。
还有，第五回宝玉初到“幻境”时，尚未见有人出来，已闻歌声，唱道是——
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寄言众儿女。何必觅闲愁。
你听，那分明点醒：等到残红落尽，随水东流，那时红楼之梦便到散场之时了。虽说仙姑的日吻是“劝戒”、“指迷”，但那儿女“闲愁”，又正是“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的隐指。这愁虽“闲”，可是万种之重啊！
如此看来，雪芹的开卷之笔，实际是若断若连，一直贯串在全书之内。这是何等的文心，何等的笔力！
中华文事，到此境界，方具其不可言传的魅力。
第七章 伏脉千里 击尾首应
蛇这东西，在人们普通生活中，似乎是个不受欢迎的角色。先民对它就“印象不佳”，据说古语“无它”就本来是说“没蛇”，用以表示平安无恙，今日看“它”，篆文作仑，倒确实像个“眼镜蛇”挺颈攻人的势派。可是在文学艺术上，它就不那么讨厌了，时常用者它，古书法家说他草法之悟，得自“二蛇争道”，坡公也说“春蚓秋蛇”。画家呢，画个蛇添了脚，却传为话柄。诗人东坡则将岁尾比作大蛇归洞，尾尖也捉不住。至于文家，则蛇更见宝贵了，比如，单举评点家赏论雪芹的椽笔妙笔，就有“三蛇”之例。
何谓“三蛇”之例？一是脂砚斋，有两次用蛇来譬喻，说那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又说是犹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腹则首尾俱应”。一是立松轩，他曾说雪芹之用笔就像“怒蛇出穴，蜿蜒不驯”，此“三蛇”之喻，遂表出了雪芹艺术的又一巨大的特色。
在中华，几千年文章巨匠们凭他们的创造与鉴赏的经验，梳理出很多行文用笔的规律与程式，是中国文学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法则——就连人们纷纷笑骂的“八股”，其实它的可笑主要在于内容要“代圣贤立言”，而不在文章用笔之一无可取；“八股”程式其实也是丰富积累的文章做法的总结归纳——从西方的习惯说，那也是一种值得研讨的“议论美学”。即如“伏脉千里”等比喻，并不始于脂砚斋，金圣叹早就喜用，但是雪芹把这“叙述美学”中的手法运用得真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高境界，所以批书人的强调此点，是完全出于有目能识，而不只是蹈袭前人的陈言旧套。
据说，有文艺理论家反对讲这种“伏脉”，也不承认它的道理与存在的实例，声言一切文学艺术都以“自然”为极则，作文只要“信笔”才最高，一切经营缔造都是“下乘”云云。我想这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他缺少体会的能力，二是他把“自然”真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