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得现代战争-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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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领导美国人民应对9。11灾难时，布什总统在联合军队指战员、动用美
国武力之剑上赢得了广泛的声望。正如克林顿总统指出的，“当人民感到危险与不
安时，他们宁愿信任那些强硬但出错的人，也不愿相信软弱而正确的人”。事实远
非如此。在表述“他们恨我们是因为我们是美国人”这句话时，布什总统似乎用简
短的措辞表现一个被误解和伤害民族的自豪。
　　　　三十年多来，在各种各样的抨击中，许多美国人已经认识到他们的价值观，这
些抨击来自于平等权利法案，来自于高涨的女权运动和性解放，来自于对诸如增加
学校公车等问题、犯罪的纵容以及普通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似乎越来越无能为
力的政府。尽管双职工家庭大规模增加，美国家庭生活水平仅仅勉强维持原状。例
如，国会预算委员会2001年收集的数据显示，处于中间50％　的美国家庭税后实际收
入从1979年的31；700美元上升到1997年的33；200美元。（而在同期，最上层1％的美
国家庭收入却由256；400　美元上升到644；300　美元）。
　　　　许多美国人已开始投入长期的“文化战争”以进行反击。这一运动开始于对暴
力的反对，抗议扰乱了1968年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大会。它从共鸣中获得了
力量，支持1971年greeted　副总统斯皮罗·安德鲁对“持怀疑主义的喋喋不休的富
人”的抨击。在1972年它表现为“沉默的大多数”，随后是“里根的民主”。从再
生的基督教信仰力量的增强、生存权运动、家庭学校、全国枪支协会的兴起中可见
一斑。诸如堕胎权、枪支控制、同性恋婚姻和家庭暴力等社会问题，成为压力下的
中产阶级寻求自我保护的试金石。
　　　　文化冲突也扩散到外交事务中，并且由于越南撤退的耻辱，对巴拿马运河条约
的争论以及伊朗人质危机中对美国无能而激化。国内文化的斗争与对海外有形战场
胜利的强烈怀旧乡情绪交织在一起。
　　　　美国政治体系把握和反映了公众的观点。罗纳德。　里根称之为“美国的早晨”，
一种新的希望。但它却是以一种鲁莽独断的对外政策和傲慢的爱国语言淋漓尽致地
表现出来，如1983年通过战略防御计划（星球大战），向苏联“邪恶帝国”发起挑
战；入侵加勒比岛国格林纳达；1986年发动空袭，铲除利比亚支持恐怖主义的领导
人穆阿迈尔。　卡扎菲；还有要求前苏联领导人米哈依尔。　戈尔巴乔夫“推倒柏林墙”。
布什从里根手里接过这些政策，随后，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同样打着爱国主义的旗
号，由于严重的经济衰退，第三党的总统候选人以及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年轻民主
党人使他付出了总统连任的代价。
　　　　通过海外行动转移国内失败已成为民主政治中保持权威屡试不爽的套路。古罗
马、尼德兰和不列颠都曾这样做过。但是，由于大多数情况下这会分散政府的注意
力，它使人们盲目乐观，随后带来指灾难性后果。在古罗马，共和国变成了帝国，
自豪的市民却发现自己沦为无地的平民。在尼德兰和不列颠，“情绪的宣泄”导致
穷兵黩武的对外政策并引发战争，但战争带来的却是沉重的财政负担，这从根本上
破坏了保持繁荣的基础。
　　　　　　　　　　　　　　　　　　　　　　放弃了其“更温和”的外交政策
　　　　9。11之后，布什政府放弃了其“更温和”的外交政策。如同其前任，布什选择
了同样的力量源泉来筹划教训式的军事行动，这些行动包含着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情
怀和美利坚帝国的构想，只不过现在，真实的恐惧和决心强化了这一做法。无论这
种单边主义是否会妨碍反恐努力，它使三代人努力所建立起来的解决国家间冲突的
国际体系轰然倒塌，也削弱了帮助欧洲保持近50年和平的联盟（北约组织）。单边
主义在对伊拉克的战争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露，它充其量是一种代价昂贵、不合时
宜的做法，扰乱了对更为重要的安全威胁问题的处理，在虚假的托词下，它作为极
其必要政策得以推行。
　　　　正如布什总统经常说的，如果这是“关于领导”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所见证
的是必然的失败。出于政治上的方便，布什抛弃了软、硬力量相结合的传统做法，
误导了反恐战略，没有挖掘恐怖主义的更深层原因，寻找更广泛的解决办法，而是
把责任堆积到军队身上。这决不可能建立一个帝国，而只破坏帝国的好办法。
　　　　政府作法也削弱了美国的“硬力量”，因为同国内情况相比，我们在海外也不
可能更强大。政府实行的两类重要的减税政策，每一项将价值几千亿美元，它极不
相称地使美国最富裕的家庭受益由于债务膨胀，政府曾在十多年中努力重建财
政纪律，但上述作法使这一方向发生了改变。在2001年初，计划的十年预算盈余超
过5　万亿美元。但在减税、经济萧条和未预料的军事支出增长的冲击下，2003年的
十年预算计划却是近5　万亿美元的赤字，几乎是9　万亿美元的变动，这还没有把继
续占领伊拉克每月40亿美元的成本计算在内。自越南战争以来，没有一届美国政府
做出同时追求“大炮加黄油”的错误决策，也没有哪届政府在危机时期这样不征求
美国人的意见。
　　　　尽管创纪录的低利率刺激了建筑业和居民住房信贷的繁荣，但普通美国人能够
感觉到这个问题。自克林顿政府的繁荣时期以来，失业率持续稳步攀升。自2001年
1月起，失去了260万个工作岗位，2003年7　月，总体失业率达到6。4％，由于公司努
力降低支出以保持利润，失业以冲击到美国的白领和中产阶级。某些领域的失业率
甚至更高：少数民族的20岁以下的年轻人为13。0％　；年轻成年人为10。3％　；非洲裔
美国男性为11。1％　。若把那些已经完全退出劳动大军，或者若有工作机会愿意工作
的人计算在内，实际失业率可能已经达到10％　或者更高。特别是州与地方政府倍受
打击，因为经济衰退使其收入减少，甚至联邦政府也在考虑削减很多项目相应的份
额。由于全国各州和城市都面临着平衡收支的问题，人们越来越明白，削减预算要
么导致服务减少、失业增加，要么用增加州和地方税收来弥补。
　　　　反恐战争极大地增加了我们所面对的危险。从短期来看，国土安全部资金不足，
在防止和回击恐怖主义方面，没有配备必要的资源以确定轻重缓急、化解国内巨大
的危险。而且，每一项完全由联邦资助的国内项目也受到影响，除了基础设施的发
展和完善外，还包括教育、医疗、退休保障等，这些对未来保持美国的经济竞争力
至关重要。
　　　　要减少我们安全和繁荣所面临的这些危险，需要的不是夸夸其谈，而是更清晰
的思想。我们需要清晰地审视自我和我们周围的世界，把这种视野贯穿到我们的政
策中。简而论之，对于21世纪，美国需要一个新的战略，一个更广泛、更全面、更
少单边主义倾向的对外政策，并且与对健康的国内经济和财政纪律的更多关注结合
起来。
　　　　在《2002年度国家安全战略》中，布什政府提出的先发制人战略不过是一个为
入侵伊拉克提供借口的战略。在国内，供给方面的古老原则为富人减税以形成
涓滴效应的经济学…　曾经是一种常规政策。现在，美国应回归到那些能够确保空
前繁荣与稳定的基本概念，而且，应按照能更好地服务于当前需要的新战略进行调
整。
　　　　在这些基本基本原则中，首先应该是“包容性”，美国代表着人类尊严的价值
和个人价值的发展，这一思想已稳固地扩展至欧洲，并传播到世界大部分地区。我
们正改变着他人的信仰，推行我们的价值观，向海外提供援助，鼓励新任领导人访
问美国并把他们的体验带回去。在冷战时期，我们谨慎的穿透铁幕，影响那里的人
民。当冷战结束后，我们努力支持世界各地民主制度的扩展。我们应当在全球寻找
盟国与朋友。
　　　　第二，我们应当着手强化和利用国际机构，首先从联合国和北约开始。这些机
构能为美国外交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可以与其它国家共同承担重担和风险，否则，
我们只能单独承受。特别的联合国，它能为美国的意图和行动提供合法性。尽管对
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国际法并不重要，但在国际事务中却意义非凡。联合国和北约
都需要改进，尤其是联合国，但是，这些改革只有通过美国的建设性领导才能实现，
因为我们是唯一超级大国，拥有改革的资源和动机。
　　　　最后，必须按照正确的构想，把武装力量纳入到我们的总体战略之中。应当保
证我们的武装力量能够对任何潜在敌人保持优势。必须继续保持军队的现代化，以
便应付可预见的突发事件，包括可能先发制人地打击任何对美国的威胁。但是，武
力必须仅仅作为最后手段来使用，而且如有可能，还应采取多边方式进行。
　　　　根据上述三条原则，我们应该修补跨大西洋的关系。当美国和欧洲站在一起时，
他们拥有全世界大约一半的GDP　，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占三个席位。它
们是政治和文化上最能与美国结成联盟的国家。在每个国家中，我们都是主要的投
资者。我们应当抛弃19世纪英国人的观点，即认为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利益。
在西方，我们必须拥有永久的朋友和盟国，然后努力确保我们利益达成一致。
　　　　如果把跨大西洋联盟作为基础，那么，我们就应努力解决自身安全面临的挑战
北朝鲜和伊朗的核计划，还有基地组织和其它恐怖集团的不断威胁。我们应当
同盟国一道，帮助解决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以及中东内部的争议，它们足以引发致
命的冲突。我们还应通过联合国施压并且提供援助，以缓解非洲正在发生的冲突。
　　　　在提出援助计划之后，美国需要动员众多的资源，承担核心任务。美国需要一
个内阁级别或者准内阁级别的机构，负责发展计划、程序和人员构成，以协助海外
政治、经济领域的发展。我们可称之为“国际发展部”。通过单一的、负有重要责
任的部门，我们把人道主义和促进发展的各项努力集中起来，这将有助于我们对缓
解剥削、痛苦、种族冲突和贫穷保持同样的关注，我们能够籍此来解决战争问题。
我们需要进行认真研究和开展实验性工作，提供科技、战略、组织，培训人员并派
往不成熟的国家，同我们的盟国和朋友一起工作，促进这些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满足人民大众的需要，减少产生恐怖主义和各种冲突的根源。
　　　　目前，我们大多数的国际机构是合格的，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它们也从更
高的透明度和对每个国家详情的更密切关注中受益。但是，我们必须发挥领导作用，
帮助联合国自身的改革，使它变得更为有效。我们必须把承诺坚持到底。长期以来，
美国致力于减少商品和服务市场流动的障碍。但是，我们必须保证贸易是自由和公
平的，帮助其它国家建立人道的劳工标准和合理的环境标准。
　　　　同样，在国内，我们国家也需要新的战略。反恐战争的胜利将使我们面对由我
们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所引发的正在展开的经济挑战一个逐渐开放的国际贸易
和商业体系，它包括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和平大国、逐步一体化的欧盟，也许还有
其它正全力追赶美国的新兴经济体。现在，已经出现了几个国家，如德国和瑞士，
它们的平均生活水平和工资率已超过了我们。这是一些特例：以德国为例，它的繁
荣来自出口导向的增长，而出口主要面向美国市场。但是，除了一体化欧盟之外，
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在美国历史上首次留下印记，我们已经面临一个比我们更大的统
一市场的竞争。即使现在美国的经济规模十倍于中国，几乎四十倍于印度，但是，
这两个国家拥有越来越多受过教育、拥有技能的劳动力，它们不仅正从美国吸纳技
术性的制造业工作机会，而且，还包括原来一直被认为“安全”的白领和服务业职
位。加上我们消费远大于储蓄的偏好，我们长期的经济前景面临危险。
　　　　　　　　　　　　　　　　　　　　　　我们的扩张跨越了整个美洲大陆
　　　　19世纪，我们的扩张跨越了整个美洲大陆。在20世纪早期，由于权力的更好分
配和财富的急剧上升，使美国获得主要国家地位，它扩大了我们民主制度的基础；
通过政府和工会来制衡巨额财富导致的私人权力的扩张。但是，在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