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得现代战争-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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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和支持。不仅没有通过国际合法性来取得优势，而且，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结
束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拒绝引入具有重要意义的联合国或其它国际组织的权威。
要使欧洲的政府愿意提供军队和物资来协助战后工作，这样的合法性是至关重要的。
有了更广泛的国际合法性，特别在欧洲，就会对其它地区的政府施加更大的影响。
在国际舆论的法庭上，联合国的绝对权威具有重要的分量。所有这些，只要我们的
政府认识到这是必须的，并且决定寻求这些手段，美国都有可能获得。
解放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表明，需要更多的多边规划和参与，特别在战后阶段。
存在的长期问题是：谁来提供治安并确保公共安全？以什么权威为基础？能有一个
包括律师、法官和监狱的司法体系吗？将用谁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如何处理有组织
犯罪、腐败和准政府组织的关系？提出合适的问题，创造适宜的解决办法，这不是
单独一个国家的任务，甚至也不是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的任务。二战后五十多年
的经验表明，只要有可能，在同盟或多国机构的框架下解决具有优势。伊拉克战争
很大程度上是双边军事行动，为了双边行动的便利，美国对这些教训弃之如敝屣，
使自己处于严重的法律、财政和军事风险中。无论军方用何种语言来解释“决定性
战役”，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成功击败萨达姆军队后，目前，伊拉克所发生的一切，
在长期中才是决定性的。
拉姆斯菲尔德认为，应更多地依靠精确打击和特种部队，随之减少对大规模地
面部队的依赖。就拉氏对军队转型的看法而言，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进一步证实，在
一定程度上，不断地适应这一方向是明智的。但是，无论如何，这并不是一个新的
构想。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越南战争脱身以来，美国军队就不断地进行着军队转
型。无疑，2003年的参战部队是五任美国总统和不断加速的军事发展进程的产物。
实际上，在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这一进程加快了。
组合效应
1991年海湾战争后，军事当局决心，应充分发挥精确打击与侦察、监视和捕捉
目标之间日益有效的组合效应。E…8 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JSTARS）的空中
图像、改进的U…2 侦察机性能和无人驾驶飞行器（UVAs）的潜能提升了美军侦察、
监视和捕捉目标的能力。这一进程是循序渐进的，从训练和作战演习开始，到1995
年对波斯尼亚和1998年对伊拉克的打击，从不断飞跃伊拉克的禁飞区，到1999年78
天的科索沃空袭，再到2001年对阿富汗塔利班的战争，美军不断进行演练、分析、
改革和完善。美军不断配备新的武器；12年后，在解放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中，1991
年海湾战争中的上尉和少校军官已晋升为上校和少将。他们不仅研究各军种的所有
军事行动，自身也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1996年，在各军事部门协助下，美国联合参谋部提出了第一个真正概念上的联
合作战蓝图：“2010联合设想”。这一非保密文件阐明了一系列的概念，如全方位
控制、精确打击、优势机动、全维度保护和集中的后勤等，所有这些都在伊拉克战
场上得以演练。就转型构想而言，在2001年的政府更迭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它已
成为一个共同的看法：在军事院校讲授，在训练和演习中讨论，而且与理论、必要
的物质保证、研究开发和政府采购融为一体。
但是，这一设想极为强调精确打击。正如一位高级官员的解释：“想象敌人位
于一个正方形区域内，方框范围是100 公里宽、100 公里深；我们应该能发现里面
的每个敌军目标，打击并消灭我们想要摧毁的任何目标。”比喻简单明了，很有说
服力。这一设想势在必行，在规划、预算、国会听证会甚至大众文化中，它已经以
某种方式得以反映。军队转型背后的集体意愿是难以抗拒的。
二十年来，特种作战部队努力争取获得合法地位，他们在伊拉克实现了这一目
标。尽管骁勇善战、战果辉煌，但丑闻和优越感败坏了他们的名声，在越南战争后，
特种部队遭到排斥。随后，特种部队逐步采取措施，打破了那些妨碍自身完全融入
战场对抗的安全、神秘的壁垒。在巴拿马，在沙漠风暴中、在俯瞰科索沃的小山顶
上、在阿富汗和目前在伊拉克境内，他们以出色的技巧、勇敢和极少的部队赢得了
战场的胜利。
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什政府和唐纳德。 拉姆斯菲尔德曾鼓吹的军队转
型，即在一个高技术战场上，借助一系列探测手段实施侦察，在战斗中，依靠精确
打击和小规模的地面部队赢得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他们2001年掌管政权时所
接受的一个既成事实。
那些坚持军队转型尚未完成的人，正是那些主张陆军需要改进战略部署能力的
人。在1999年的科索沃，当军事部署遇到困难后，陆军专心致志地建立了临时组织，
即配备轮式战车的旅规模建制的部队。这仍然是实施中的一项工作。其它人认为，
需要把大的、所谓臃肿的师级建制改革为小的、更富机动性的单位。但是对于地面
部队，本质上，得到的许多教训看上去是保守的。例如，在没有M1A1主战坦克的情
况下我们愿意开战吗？事实证明，伊拉克炮火几乎无法伤害这种坦克。在进攻巴格
达前的那些天，当我军油料几乎耗尽时，前方是否需要更多的后勤补给？这些年来，
尽管所有的批评都落到了陆军师身上，但这些师已经证明，自己是有机动性的，必
要时，完全有能力以旅或军的建制进行战斗。军队的转型需要向前推进，但是，要
吸取2003年战役的教训，以一种现实的眼光来看待它。
当然，美军必须继续而且更加坚定地进行更广泛的防御转型：更优良的监控设
施、更高的性能、更稳定的通讯、更远的距离、更快的导弹、部队部署的“痕迹”
更小、更为一体化的服务和特种作战能力。我们可以利用高分辨率图像来识破伪装
；部署大功率、多频谱的雷达以发现地面目标；利用多色激光传输数量惊人的通讯
信号；用高能激光击落敌人的导弹，并对飞机和其它发射平台实施近距离防御；以
无人驾驶飞行器在战场上空盘旋，发现敌人的电子设备或导弹，并且几乎同时计算
出发射装置或武器的位置等等。但是，构想的本质，即以美军的最低风险发现并摧
毁集结于战场的敌人，仍然没有改变。
在战场均衡中，占有优势的空军剿灭了敌军，首先是敌人的空军，然后是防空
部队，最后是地面部队，只要美国对任何可预想的敌人保持其技术上的优势，空军
就是一个胜利者。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保持航空航天和信息上的优势。必须保护
我们的卫星，避免在第一次打击中被彻底摧毁，空军必须有能力粉碎任何敌人的防
空体系，保证通讯体系不被中断和破坏。可以设想，在10到20年的跨度内，美国的
军事主导是有保证的，除非潜在的对手出现了重要的反卫星系统，或者装备了稳定
的、深入地下的、能摧毁美国飞机和导弹的高能激光网络。这些威胁可能导致另一
种情形出现，即直接对抗美军的转型，并且可能把战争拉回到20世纪的真实状态：
大规模的部队和大规模的伤亡。
或许，正在发展这种能力并且已经有些眉目的国家不会超过两个。中国就是其
中之一，但是，很多年以后他们才能具备这一能力。现在，想与美国作战的国家或
组织必须采取非对称的行动，即他们必须寻找新的办法，以削弱美国战争模式的效
能。这些潜在的对手将从伊拉克目前的形势中汲取有价值的教训。
但是，在伊拉克的经历应该提醒我们，仅仅集中于“决定性战役”、“快速”
结束各种可能发生的战斗，这种计划和转型，或者至少我们所听到的国防部对此的
看法，都是片面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们第一次形成“2010联合设想”时，
许多人认为，需要在战斗的快节奏、高强度与战斗前后所发生的现实情况之间保持
平衡。这不仅仅是陆军或者军队各部门的本位主义：相反，陆军将很可能不得不应
付这些必要条件，很大程度上，军队有权表述这样的关注。我们已不断看到，在大
多数情况下，美军自己也能发现，要真正“战胜”敌人，毁灭他们是不够的。打败
敌军对赢得战役是必须的，但并不足以赢得战争。
我们已经目睹了美军在巴拿马平民中进行战斗、寻找躲藏的曼纽尔·诺列加总
统遇到的困难；注意到海湾战争后，在处理难民、不稳定和战争罪犯等战争后果时
面临的问题；还有索马里的失败、海地的困难、巴尔干维和行动的挑战等等。每次
冲突都包含一个短期的、激烈的军事上的遭遇战和一个长期的、不太激烈的但或许
更为关键的后续使命，尽管为应对这些情况，武装部队已经接受了训练、实施了准
备并配发了装备。
在有关军队转型的讨论中，只有极少的支持者赞同以这种方式实施转型。在制
度上，陆军没有把这些需要当作陆军的本质工作，以此表明保持或者增加投入、增
设机构是正确的，而是长期以来，拒绝准备并参与战后行动以及维和使命。在一定
程度上，这与现行的《美国法典》有关（特别是第10章），它规定了军队的任务与
使命，要求美国陆军为“持续的地面战斗”进行训练、组织与装备。
但客观地讲，多数的不情愿可追溯到军事工业联合体以及组织生存的政治学。
当按照流行多年、影响广泛的转型视野，自身的重要性将被降低时，陆军像其它军
种一样，将其组织上的存在与高技术创新和吸引人的、富有远见的政府采购计划挂
起钩来，这些计划是为中东或朝鲜爆发激烈的冲突而制定。考虑到美国总体防卫优
先权，看起来，这更像是为成功获得资金而进行的竞争，一旦获得资助，就会得到
许多国会选区的承包人和转包商的重要支持。
20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
在20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里，对于任何“国家构建”方
面的准备或援助，他们都会强烈地反对，日益浓厚的党派气氛强化了这一原则。事
实上，在共和党内，对战后行动的分析、研究和准备成为政治弃儿。正如时任德克
萨斯州州长的乔治。W。 布什在2000年总统竞选辩论中所说的：“我认为，我们的军
队不应该用作所谓的国家构建。我认为，我们的军队应该用于战斗并赢得战争。我
认为，我们的军队应该用于帮助推翻独裁者……当这符合我们的最高利益时。”
事实上，不幸的是，问题恰恰是如何实现这一使命。在解放伊拉克的军事行动
中，计划和军队转型的成功或失败在现场都是显而易见的。在“决定性战役”中，
军队完成得异常出色，但是，在更广的计划要求下、考虑到现代战争的真正本质，
国内民众自身已经曲解了战争的含义，他们认为，战争就是使用武力，就是消灭敌
人并摧毁其军队。每一个认真的学生都会认识到，战争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军队
仅仅是包括外交在内的诸多手段之一，必须把所有的手段结合起来。
但是，一俟国防部控制了美国的伊拉克战后计划，他们就按照一种单边主义的、
呆板的军事行动的思路来设计发展进程，他们注重最能展现军事优势的行动，如巡
逻、保安、施工和修复，而在敏感的政治层面上则软弱无力，比如为部队提供更有
力的合法性，更快地赢得更广泛的伊拉克的民众支持。
而且，战后行动缓慢、财力物力不足，缺乏通盘考虑。国防部领导的人道和重
建援助办公室启动的时间太晚，缺乏足够的沟通和支持，而且，关注的问题显然出
现了偏差。很大程度上，它缺少一些国务院的专家，这些专家能协助应对另一类问
题，而不是预测一系列问题。该机构难以获得人力和后勤支持以尽快满足伊拉克的
期望。
与北约在科索沃的充满争议的军事行动做比较，情况再明显不过了。在科索沃，
在采取外交努力解决相关的种族清洗问题时，就考虑到了国际合法性；只有已完成
了战后行动计划和承诺之后，军队才作为最后的手段。从一开始，军队的使用就进
行了权衡。经过78天的轰炸后，在地面进攻的威胁下，南斯拉夫总统斯洛博丹。 米
洛舍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