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吉他射击的人-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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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你在照片中看到的就是眼睛。他对我说：〃这真奇妙。〃他没有打算向我说明那眼睛怎样。我想问问他是不是有害怕。而他有着那种谈论不可言喻的事的劲儿。于是我也就此作罢了。后来，我手拿笔记本，装得完全像个记者那样来到了比阿吉摩托之家，他就在我面前，身穿平常的衣服，特别是没有戴头盔，你可以看见他的眼睛，我当然问了他这位世界冠军马克斯。你从来没有害怕吗？他非常平静地回答说：〃从来没有。〃　
　　一位名叫乔万尼·桑德里的先生最终向我说清楚了这些事情，他是马克斯的机械组长，他从1969年起就在摩托车中工作，我猜想他是听听摩托车走过去，而从噪音就已经知道什么东西不行的那些魔术师之一。他有着像叔叔那样凡事都他来办的一张恬静的脸孔，当你去做胃镜检查时你希望站在你面前的那些人的脸孔。我让他说说为什么比阿吉是最伟大的，如果他是最伟大的话。他对我解释说：〃他是最伟大的。他和多汉是最优秀的。〃他还对我说，一百名摩托车赛车手中有两名既能跑得快又真正懂点儿机械，比阿吉便是其中之一。他对我解释说，如果你把比阿吉放在他从未见到过的一条赛车道上，到第三圈他就已经找到轨道了：这些东西不是能教会的，要么你有，要么没有。他向我解释说，比阿吉是个工作狂，而且他很坏：他想要赢，其他一切和所有其他人都不在话下。在道德方面他缺乏勇气，或者至少是我觉得他缺乏勇气。〃勇气吗？不过……并不是这里的这些人就有……这是不同的：那就是如果你干这一行，那你就连害怕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就这样说完了。　
　　星期天十二点二十五分，比阿吉骑在他的切斯特菲尔德…阿普里利亚牌黑色摩托车上停在起跑线上（最后到来，像真正的明星），他把护目镜拉下就起跑了。世界冠军他已经在口袋里有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十五天前在阿根廷，他跑在前头了，而后他假装有什么问题，让他最喜欢的竞争对手哈拉达超过他，于是便开始了猫和老鼠游戏，这样来取笑他。像上帝一样驾车的哈拉达有着一张日本娃娃脸，偶然地在那里有如此结局，他做了一件日本人从来不做的事情：他极为气愤，但很有教养地说：是阿普里利亚、而不是比阿吉击败了我。因此，大家都在注视着，马克斯这次又会创造出什么东西来。他已经跑在头里，跑了一圈之后他已经在前面五十公里，跑了四圈之后已经比所有其他人快了好多秒钟。在新闻处里，记者之间开始了猜想他头脑中想些什么的竞赛。从〃他想领先所有人一圈〃，到〃现在他停住了，下车来，撒泡尿，再上车，最后赢了〃，诸如此类的话。而他却仍然很平静。二十三圈他一直占主导地位，最后一段直道他上仰作蛇形前行，对他来说，这是根本不算什么的小玩意儿。由于是这样的情况，事情似乎甚至有点令人厌烦和失望。而后，桑德里，就是胃镜检查的那位，还是他向我作了解释。他对我说：〃你记得那第一圈吗？〃我记得。〃好么，冷的轮子，他还选择了最硬的轮子。实际上就像跑在冰面上似的。而他自始至终坚持到底。第一圈就这样。在这里头，只有很少人能做到。〃晚些时候，在他的摩托之家里，我请比阿吉给我谈谈那第一圈。他不太喜欢讲自己好：他特别喜欢别人来说他的好话。但是他露出了一丝微笑，他带着世界好玩的劲儿回忆说：真的好像是冰而不是柏油，在进入直道前的最后一个弯道中前轮都碰到地面上了，不过没有关系，他又拉起来，想都没想就倒向后面那个轮子。他说，比赛使他掉了两公斤肉，当他坐上摩托车时他就忘记了一切，地球在转，但是他却只看见赛车道；去年他度过三十六天假期；当后轮疯狂起来，失去吸附力，在柏油道上吱吱作响，冒出火烟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欲望，你掌握住转向器，照样能站得住，你加油，就逃出去了。我想问他：从哪儿逃出去？不过我是在报纸上写文章，我不是精神分析专家，我永远不会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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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条条，蘑菇番茄酱
　　毫无活动的斯卡拉歌剧院　



　　在最近这些天记述米兰斯卡拉歌剧院危机的新闻报道中，在指责这个国家无能保护自己的文化的评论中，有某些始终让人厌烦的东西。有某些东西阻止人们平静地站在那个歌剧院一边，尽管他们是热爱斯卡拉歌剧院和文化的，尽管他们知道它是宝贵和必要的。使你把事情倒转过来，以便把你偷来高高兴兴地站在他们一边。　
　　也许这就是那首场演出的可笑故事：有点令人难堪地坚持要挟取消首场演出。而事情已经如此显而易见，如果不是对一定数量的熟悉面孔他们会失去证明自己不知羞耻的一次宝贵机会来说，对任何人都不会是一场悲剧。谁知道，也许是因为这事儿。但是，也很可能原先从那更严肃而不可容忍的某些东西已经产生了厌烦：真正使你感到沮丧的东西是看到某种文化以一种没有疑问的假设来要求其权利，要使这种假设变成必要的、无可争议的、不可触动的。当文化变成无能怀疑本身的时候，当你看到那种文化无能怀疑自身而只是迟钝地忙于维护其现状、模模糊糊地感到因为要这样做是受到触犯的时候，那么没有任何东西比那种文化更加悲哀了。劳驾，该有点怀疑。这并不是因为一种风格问题，而是我们需要有某些怀疑。否则，那就是贫乏，整个儿经过精雕细刻而显得优雅的贫乏，但这是贫乏。　
　　我们就让它这样吧。斯卡拉歌剧院，像其他有威望的机构一样，其存在是为了发挥对国家具有一种无可比拟价值的作用，努力使得同我们的过去对话成为可能，而且还是每天进行。它是在一种特殊领域中进行这种对话，这个领域是对我们来说独具重要意义的歌剧领域，因为在那其中包含着许多我们的历史，在那里有许多我们的根。因此，斯卡拉歌剧院保存着我们同我们的过去对话的最有意义的桥梁之一。它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起这种作用的，诚然，还应明确这样一点为好：它不是惟一可能的方式，也不是最好的方式。　
　　此外，也像在意大利使歌剧保持活力的整个生产体系那样，斯卡拉歌剧院是这样一个场所：在那里往往过去仍然就是过去就完了，在那里没有发生同传统的真正对话，而只是一种博物馆式的管理，一种简单而纯粹的保留，一种冬眠状态，并不产生现在，而只是培育对那些已经不复存在的东西的一种优雅而空虚的怀旧情绪。斯卡拉歌剧院是一个属于大家的财富，但却是为了少数人的一个场所，是上层人士的俱乐部，是汇集重大事件的一个寺庙，是每天晚上要冒欢庆自己这种危险的一种仪式，如此而已。斯卡拉歌剧院是一艘非常尖端的飞船，常常是完美的，在距离实际国家数光年的轨道上运行，并且要求燃料来使之永远不再返回。它是一个国家的晚礼服，从音乐角度讲，在屁股上还带有补丁。斯卡拉歌剧院是一个防盗地下金库，不会想像如何铺就更加广阔的国家文化马赛克，而只会毫不动摇地保护储存在金库里的财富。斯卡拉歌剧院要钱，但它不愿意知道一年中它所花的钱，例如比同一年里整个意大利电影业这里是整个意大利电影业所花的钱还多。斯卡拉歌剧院是最基本意义上的一种政治工具，是一种赞同一致的机器。它恰恰就是这个国家所有过的任何一种制度的橱窗。它所不幸的是，它的闻名的那些首场演出从未被取消过：我们能够看到那些面孔。　
　　不能指望大家都同意这些看法。而可以理解的是，在那个歌剧院工作的艺术家们在做出评价的时候如何对某种可爱的短视感激得五体投地，他们往往要从不可能的王国中求取美妙的奇迹。然而，斯卡拉歌剧院是文化，要在智慧方面做出努力，怀疑和批判性思考应当是其每天要吃的面包。为什么没有发生呢？因为面对一个关闭的、破产的斯卡拉歌剧院，一般人如同站住了脚的艺术家那样、如同总理那样做出的本能反应。简单地说就是：我们不能允许那种情况发生。为什么？谁说的？我们至少可以停一下，自问是否真的如此呢？　
　　没有任何人想要斯卡拉歌剧院死亡，但是大家都有义务想像同过去、也同歌剧所代表的非同寻常而又极为漂亮的过去对话的一种更好的方式。如果这个国家有能力和愿望思考并且想得更多，那么就会懂得问题并不在于拯救现有的东西，而在于创造将要有的东西，选择一种未来并找到一种体系来把我们的过去生动的，而不是死尸带到那里面去。到处都是生动的，在文明社会的所有各个方面，而不只是在〃优秀的〃少数人的夜晚。问题并不在于找到筹资办法来使斯卡拉歌剧院能继续是它本身，问题在于懂得我们为未来选择的是什么样的斯卡拉歌剧院，并找到为建设它而所需要的资金。　
　　如果一家剧院因为没有钱而死亡，那是可悲的。但是，如果它由于缺乏幻想、抉择、更好的计划而保持其生命，那就更加可悲了。这是真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就是真正的失败。你们看一看周围，这种情况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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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条条，蘑菇番茄酱
　　橄榄球的激烈舞蹈　



　　如果我想到橄榄球，我就想到小时候的孩子们，在看《体育星期天》节目的时候，在那星期一早上的狂躁之前的最后一个充满欢快的夜晚。你待在那里，在电视机前，你还可以有差不多一个小时。而后，不可避免地到头了，在屏幕上出现橄榄球比赛结果，那时你就明白已经结束了。自此便开始了那整个儿倒霉的星期一，再也毫无办法了。那个比赛结果奇怪而且滑稽（诸如50∶12），但是毫无办法，它们有着那种让人难受得要死的悲惨回味。在意大利就是如此。橄榄球是少数人喜欢而多数人不理解的一种体育项目。当你碰到一个人对你说〃我玩橄榄球〃的时候，你总是会想他身边可能有什么悲剧，我知道他父亲，玩足球盯中锋的后卫队员，被一个球打在脑袋上而致死；你不会想到一个人选择那项体育只是因为他喜欢。看那些球场都像剥了皮似的，都是烂泥。看那球像醉了似的，大家都抓着屁股。而且在场上的某些面孔还真叫人害怕。你难以明白。当你不管那意大利，而到了对橄榄球有着特别激情的那六七个国家之中的一个国家里，那么一切都突然变得极为清楚了。在那些国家中，橄榄球是一个十分漂亮的体育项目，因为他们像上帝那样玩那橄榄球。例如法国。在巴黎，但愿正好是那天世界最佳橄榄球队从世界的其他地方直接到了那里：全身黑色运动服，包括贴身背心，他们来自新西兰，但对大家来说他们就是：全黑队。　
　　事情是这样的：全黑队员们到法国来是要打几场友谊赛，也就是要上几堂课。法国人安排了两场较量：第一场在土伦，第二场在巴黎。没有任何奖品，但这并不说明什么。这里是骄傲的人民：并不是在橄榄球场上杀你来消磨时光。你要么取胜，要么倒霉就完了。事情越来越复杂，因为在第一场较量中，全黑队员们走进了球场就忘记了法国人是何等顽强的，急于要露一手，走下球场来时结果是22∶15。在世界的另一边，在新西兰报纸上，事情就变成了一种抨击性评论：羞耻。而法国人在他们方面则受到了光荣的洗礼，所有各报版面上都流露出祖国的骄傲。一种毫无坏处的陶醉。于是，当上星期六在王子公园来到球场上进行报复时，在体育场内座无虚席：在球场上，十五名真正倒了霉的全黑队员和十五名一个星期以来不再害怕的法国队员在一起。我想，这是真正的橄榄球，因此我去看了那场比赛。　
　　只要看见他们，你就明白了，在那个体育项目中真正当选的是新西兰人。他们姿态优雅，天使般的面孔（并非全都是，但几乎都是），猎获动物般的举动。凶猛而迅速：生性如此。他们的象征身穿11号球衣，他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的神话，名字叫约纳·洛穆，现年二十岁，乌木色皮肤，身高一百九十六厘米，体重一百一十二公斤，跑起来却像一位短跑运动员那样。只要他停住了，你还能有点作为；而如果他开始跑了，三步之后便已经是一个燃烧草地的大炮球，光是看见这球就感到难受。一个大炮球并不表明场上严峻形势就加重了或减轻了，但是他能做到这样。他扫视球场，抓住对手们，变成电子台球，像撞柱游戏那样喝掉他们，不达到目的绝不停息。约纳·洛穆，惟一能接近Obelix的人类：Olo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