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吐大荒-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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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幅未曾发表的油画《康有为夫人像》。康有为请徐悲鸿为夫人何旃理画像时，何旃理已经去世。单国霖说：“这是根据照片画的一张像，它与康有为肖像画一样，记载了他们很深的一种友情。”　　　
　　徐悲鸿为康有为的学识而倾倒，他曾在“自述”中写道：“南海先生，雍容阔达，率直敏锐。乍见觉其不凡。谈锋既起，如倒倾三峡之。相与论画，尤具卓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水天中说：“康有为影响了一代人。康有为对中国绝对不是虚无主义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各方面都有非常深的研究。他提出中国画衰败极矣的观念，不是他个人创造，而是清末以来有识之士共同形成的观念，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改革。”　　　
　　至今沉寂已久的画像，似乎验证了这两位大师当年的对话。绘画是有生命的，似乎不难感觉到画家与画笔下的对象水乳交融的情感。　　　
　　此时徐悲鸿不再留恋于十里洋场的上海，出自恩师的指点，他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的绘画之都巴黎。然而，人生困惑不在于旅途的遥远，而常常在于鞋子里的一粒沙子。欧洲正在发生战事，况且徐悲鸿也没有钱。康有为建议他先去日本，那里资费低，还题词鼓励：“写生入神悲鸿仁弟于画天才也”。　　　
　　资费再低，也不能没钱。仓圣明智大学的管家给了徐悲鸿两千块钱，代价是留下他的画作和一些收藏。说好了画作由那位管家暂时保管，后来却没能取回。徐悲鸿当时画作仅有几幅流传至今，有风景，有人物，还有三匹马，马的神态临摹于古画，不是以后的“悲鸿马”，但能看出运笔挥墨相当老到。徐悲鸿一生酷爱藏画，对于自己早期画作也非常珍惜，似乎自信会有出头的一天，用画来换旅差费实出无奈。　　　
　　只有康有为对他的前途深信不疑，而那位管家只是附庸风雅，证据是徐悲鸿留下的画不知去向，这些画的价值远不是数字可以换算的。　　　　　　　　
三　私奔东瀛　　　
　　与徐悲鸿结伴去日本的，还有一个人。　　　
　　这是一个在悲鸿生命长河中不可或缺的女性。她以自己的美丽与勇敢，给了徐悲鸿第一次爱情，也由此诞生出一段跌宕起伏的感情纠葛。　　　
　　在哈同花园旁边哈同路的民厚南里，徐悲鸿结识了宜兴同乡蒋梅笙一家。蒋梅笙先生在复旦大学当教授，徐悲鸿时常到蒋家做客，他的学识与教养，深受蒋梅笙和夫人戴清波的喜爱。他们的小女蒋碧微已经许配他人，却对青年徐悲鸿萌发了爱意。　　　
　　按蒋碧微自己的说法，她出生于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当时正巧家院的一株海棠树繁花盛开，文采出众的祖父为她取名棠珍，字书楣。蒋家是宜兴有名的大户人家，位于宜兴城南门大人巷，曾是典型的江南深宅大院，可惜未能保存至今。　　　
　　我曾到宜兴寻找原大人巷故址，据说那里做过宜兴县政府，后来县政府迁走，而今造起了一片高楼群，这块土地上显赫一时的蒋家已踪迹难觅。　　　
　　蒋碧微祖辈历代为官，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父亲蒋梅笙在光绪年间县乡试和院试皆获第一，有“少年才俊”的美誉。此时晚清朝廷风雨飘摇，不久废除科举，满腹诗文的蒋梅笙打消做官念头，转而潜心学术，教书育人。母亲戴清波也是知识女性，能与丈夫填词作和。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儒雅家风，让蒋碧微熏陶其间。　　　
　　十八岁的大家闺秀蒋碧微，让二十二岁的徐悲鸿眼前一亮，仿佛点燃了他被无爱婚姻所压抑的青春情感。而蒋碧微对徐悲鸿一见倾心，“钦佩和同情兼而有之”。　　　
　　蒋碧微晚年在回忆录中说：“那时候我只十八岁，刚刚从古老守旧的宜兴来到五光十色的上海，在这接受新潮流思想最快最多的中国第一大都市，我的生活天地仍局限于一楼一底的家里，我所接触的人物只有家人邻居和至好的亲友，我对我自己的生活目的懵然无知。徐先生这时闯进我们的家庭，给我带来了新奇的感觉，秘密的喜悦。我觉得他很有吸引力，不仅在他本身，同时也由于他那许多动人的故事，以及他矢志上进的毅力，都使我对他深深地爱慕和钦佩。”　　　
　　相互爱慕的年轻人，只能眉目传情。　　　
　　“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因为在我那种守旧的家庭里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也从来没有交谈过一句私话，即使有偶然的机会，我和他都会尽量地避开。”　　　
　　这似乎是一个带着古典意味的爱情故事。　　　
　　没有花前月下，也没有私定终身，彼此像是前世注定。　　　
　　当徐悲鸿又到蒋碧微家做客时，蒋母在给蒋碧微梳辫子。蒋母随意说起，查家明年就要迎娶女儿了，想来受震动的，是待嫁闺中的蒋碧微，也是暗中倾慕的徐悲鸿。因此，徐悲鸿告辞之后，母亲忙着下楼做饭，蒋碧微独自悲伤，伏在桌上哭泣。而徐悲鸿走出蒋家，借口掉了一条手帕，又返回楼上，似乎也想找机会和她单独面对。　　　
　　碰到蒋碧微正在伤心，徐悲鸿拍了拍她的肩头，只说了一句“不要难过”，就匆匆离去了。但是蒋碧微觉得，“他像是很了解我的心情”。　　　
　　徐悲鸿请友人朱了洲给蒋碧微传话：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想带你去外国，你去不去？蒋碧微仿佛被突然带到了悬崖旁，不知所措。担负朋友信使的朱了洲低声道，这个人就是徐先生，他最近要去法国留学，很想带你一同到法国。　　　
　　蒋碧微尽管觉得突然，她听说过徐悲鸿想去法国留学，并没想过与自己有关，但她的内心积蓄的好感与爱慕，战胜了所有的犹豫与恐惧。她一口答应了。　　　
　　悄悄与蒋碧微相约，一起去国外学画，其实是徐悲鸿的一次人生冒险。他怎么能肯定蒋碧微会同意，跟着一个前途未卜的年轻人，离家出走？　　　
　　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蒋碧微的性格。　　　
　　衡量父母许配的查先生与她倾心的徐先生，其实哪一个她都不曾了解得更多。但她之所以对查先生抱有敌意，是因为那位仁兄的一个动作。原先在苏州念书的查先生，转学到上海复旦大学，也就转到了未来老丈人门下。而查先生弟弟读小学，与蒋碧微弟弟蒋丹麟同班，时常到家里来玩。在一次暑期大考之前，查小弟跑来找蒋梅笙，说奉哥哥之命，索要蒋先生出的国文试卷。蒋碧微由此认定查先生没出息，刺激极大。　　　
　　对比徐悲鸿到上海独打天下，靠真本事吃饭的奋斗，蒋碧微认为，这才像个真正男儿。情窦初开的少女，选择所爱的人，依凭的仍是她受到的传统道德的熏陶。大丈夫立身之本，需堂堂正正，投机取巧的那一套，是遭人鄙视的。　　　
　　时至今日，蒋碧微的勇敢私奔，还是令人羡慕的壮举。她不愿嫁给一个她不爱的人，愿意跟着她倾心的青年悲鸿，去闯未知的世界。徐悲鸿是横下一条心要出国闯荡的人，而蒋碧微却未必非得背井离乡，她本可选择另一条风平浪静的路，嫁到有钱人家安心地做少奶奶，然后是阔太太。这是许多中国女人梦寐以求的归宿。　　　
　　蒋碧微知道父母都是要面子的人，定亲之人岂能悔约，说出来肯定通不过，干脆留了一封信，说得含糊其词，与父母不辞而别。　　　
　　试想，在封建色彩浓厚的世纪之初，逆来顺受是受到社会夸赞的女人美德，而蒋碧微能以反叛之举追求个人幸福，绝非一般女子所能比。女人并非生来弱者，蒋碧微性格中的刚烈一面，在她义无返顾、勇敢私奔时，表现得最为动人。　　　
　　在康有为家，蒋碧微与徐悲鸿会合。这时，徐悲鸿表面上仍在设法去法国，其实已经把目光从法国收回，转向了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　　　
　　颇有意味的是，恪守传统道德的康有为，对于徐悲鸿蒋碧微相爱的反叛之举，是给予祝福的。这里有康有为接受新思想的开明一面。徐悲鸿早买好两只戒指，送给蒋碧微一只，留给自己一只。徐悲鸿给他心爱的人取了个新名字曰“碧微”，刻在戒指上。　　　
　　这就是蒋碧微名字的由来。显然蒋碧微非常中意徐悲鸿给她起的名字，她与徐悲鸿的感情大起大落，直至分手，她都不曾改名。　　　
　　当蒋碧微与徐悲鸿乘坐海轮，在大海上颠簸之时，上海蒋梅笙家乱成了一锅粥。蒋梅笙与戴清波看到次女蒋碧微的信，自然万分焦急。他们设想了无数可能，就是推断女儿的个性，认定女儿不可能自杀。他们回顾女儿出走前的蛛丝马迹，觉得此事可能跟徐先生有关，而徐先生说要出国，他们也曾请家宴送行的，徐先生走了，女儿怎么也同时不见了呢？他们找徐悲鸿友人朱了洲询问，朱了洲说不知道。　　　
　　结亲的查家来要人怎么办？蒋梅笙夫妇无奈之下，商量出了个“瞒天过海”的招数，对外说女儿突然“病亡”。怕人家看出破绽，他们从苏州买回一具棺材，大办丧事。可是，活着是查家人，死了是查家鬼，查家会不会把这个定亲的媳妇安葬在查家墓地呢？他们又商量一番，吹吹打打送进一家寺庙寄厝。抬着空棺材会被人发现，戴清波问一个老友怎么办，老友安排人手，偷偷把石头装进棺材，抬起来沉甸甸的。　　　
　　以假乱真，瞒天过海，总算把这件事糊弄过去。查先生家不再追究，又给查先生提了亲，蒋碧微母亲戴清波还亲自前往贺喜。直到蒋碧微的姐夫从复旦大学毕业，也到东京留学，找到蒋碧微与徐悲鸿，蒋碧微父母的心才放下。　　　
　　“死”过一回的蒋碧微，陪同徐悲鸿来到东京。他们在中国留学生聚集的地方，租了间小屋，像一对真正的夫妻，开始属于他们的共同日子。　　　
　　徐悲鸿在日本这一段，以前中国学者涉及甚少。日本学者松谷省三先生填补了这一空白。他是神户女子学院教授，研究徐悲鸿二十多年，曾多次自费到徐悲鸿故地考察，写出日文版《徐悲鸿传》等研究专著，和友人自发成立了日本徐悲鸿研究会。　　　
　　松谷省三论证说：“当时一九一七年五月，徐悲鸿到了日本，是和他当时的夫人一起来的。根据回忆录会发现，当时他似乎是想去欧洲的。而且现在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因为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时期，或者说是刚结束的时候，无法去欧洲而来了日本。”　　　
　　徐悲鸿揣着康有为亲笔书写的信函，拜访了中村不折等日本绘画界前辈。中村不折早年研习中国山水画，于一九○一年赴法国留学，是最早倡导西画技法的日本画家。康有为流亡日本时，与中村不折友情甚深，曾把康有为的著作《六朝书法论》翻译成日文。　　　
　　在东京有一个中村不折书道馆，这是中村不折先生个人纪念馆。留着短髭、身着西装的中村不折铜像，仍然用他的睿智目光凝视芸芸众生。在寓所接待徐悲鸿时，这位日本绘画大师从二十三岁的中国青年的身上，似乎看到了昔日意气风发、拼命学画的自己，他毫无保留地回答徐悲鸿的提问，谈得最多的，还是在巴黎留学时的收获。　　　
　　当时徐悲鸿虽然学了点日语的问候词，但议论书画远远不够，他们找到一个最佳途径，中村不折懂得法语，而徐悲鸿也学了法文，可以用法语交谈。好在他们还有笔墨。中村不折第一次看到一个中国青年的画作和书法，感到很吃惊。而徐悲鸿也是第一次遇到一个西方留学归国的画家，急迫地想知道留学生活的细节。　　　
　　就这样，徐悲鸿带着求知的渴望在东京寻找着。　　　
　　对照当时东京的老地图，松谷省三研究了现存资料，发现当时中国留学生大都聚居在东京神田附近，徐悲鸿也不例外。神田的书店街是一条东京老街，艺术品店铺与画廊鳞次栉比，步行不远就是上野的国立博物馆。徐悲鸿流连忘返，他看到一批日本画家的创新画风，还看到日本印刷的法国文艺复兴时的名画。当时日本从欧洲进口印刷机械，已经研制出油墨材料，抢在了发明印刷术的中国的前头。　　　
　　徐悲鸿从中村不折的切身感悟里，也从日本绘画的现实中，发现日本画风嬗变的源头仍在欧洲，使他对巴黎的向往更加迫切。　　　
　　在东京的生活，对于徐悲鸿与蒋碧微这对新人而言，是初次的磨合。他们走到一起非常不容易，彼此是珍惜的，然而，甜蜜之余也有些苦恼。他们手头的钱，就是仓圣明智大学给的两千元大洋；这在当时绝不是个小数目了。但徐悲鸿看到他觉得喜欢的画集或画片，爱不释手，就会掏钱购买，不会想到日子怎么过。而蒋碧微从小生在大户人家，当一个主妇也没准备，不敢加以干涉，只能暗暗地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