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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吞吐大荒-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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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幅未曾发表的油画《康有为夫人像》。康有为请徐悲鸿为夫人何旃理画像时,何旃理已经去世。单国霖说:“这是根据照片画的一张像,它与康有为肖像画一样,记载了他们很深的一种友情。”   
  徐悲鸿为康有为的学识而倾倒,他曾在“自述”中写道:“南海先生,雍容阔达,率直敏锐。乍见觉其不凡。谈锋既起,如倒倾三峡之。相与论画,尤具卓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水天中说:“康有为影响了一代人。康有为对中国绝对不是虚无主义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各方面都有非常深的研究。他提出中国画衰败极矣的观念,不是他个人创造,而是清末以来有识之士共同形成的观念,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改革。”   
  至今沉寂已久的画像,似乎验证了这两位大师当年的对话。绘画是有生命的,似乎不难感觉到画家与画笔下的对象水乳交融的情感。   
  此时徐悲鸿不再留恋于十里洋场的上海,出自恩师的指点,他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的绘画之都巴黎。然而,人生困惑不在于旅途的遥远,而常常在于鞋子里的一粒沙子。欧洲正在发生战事,况且徐悲鸿也没有钱。康有为建议他先去日本,那里资费低,还题词鼓励:“写生入神悲鸿仁弟于画天才也”。   
  资费再低,也不能没钱。仓圣明智大学的管家给了徐悲鸿两千块钱,代价是留下他的画作和一些收藏。说好了画作由那位管家暂时保管,后来却没能取回。徐悲鸿当时画作仅有几幅流传至今,有风景,有人物,还有三匹马,马的神态临摹于古画,不是以后的“悲鸿马”,但能看出运笔挥墨相当老到。徐悲鸿一生酷爱藏画,对于自己早期画作也非常珍惜,似乎自信会有出头的一天,用画来换旅差费实出无奈。   
  只有康有为对他的前途深信不疑,而那位管家只是附庸风雅,证据是徐悲鸿留下的画不知去向,这些画的价值远不是数字可以换算的。        
三 私奔东瀛   
  与徐悲鸿结伴去日本的,还有一个人。   
  这是一个在悲鸿生命长河中不可或缺的女性。她以自己的美丽与勇敢,给了徐悲鸿第一次爱情,也由此诞生出一段跌宕起伏的感情纠葛。   
  在哈同花园旁边哈同路的民厚南里,徐悲鸿结识了宜兴同乡蒋梅笙一家。蒋梅笙先生在复旦大学当教授,徐悲鸿时常到蒋家做客,他的学识与教养,深受蒋梅笙和夫人戴清波的喜爱。他们的小女蒋碧微已经许配他人,却对青年徐悲鸿萌发了爱意。   
  按蒋碧微自己的说法,她出生于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当时正巧家院的一株海棠树繁花盛开,文采出众的祖父为她取名棠珍,字书楣。蒋家是宜兴有名的大户人家,位于宜兴城南门大人巷,曾是典型的江南深宅大院,可惜未能保存至今。   
  我曾到宜兴寻找原大人巷故址,据说那里做过宜兴县政府,后来县政府迁走,而今造起了一片高楼群,这块土地上显赫一时的蒋家已踪迹难觅。   
  蒋碧微祖辈历代为官,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父亲蒋梅笙在光绪年间县乡试和院试皆获第一,有“少年才俊”的美誉。此时晚清朝廷风雨飘摇,不久废除科举,满腹诗文的蒋梅笙打消做官念头,转而潜心学术,教书育人。母亲戴清波也是知识女性,能与丈夫填词作和。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儒雅家风,让蒋碧微熏陶其间。   
  十八岁的大家闺秀蒋碧微,让二十二岁的徐悲鸿眼前一亮,仿佛点燃了他被无爱婚姻所压抑的青春情感。而蒋碧微对徐悲鸿一见倾心,“钦佩和同情兼而有之”。   
  蒋碧微晚年在回忆录中说:“那时候我只十八岁,刚刚从古老守旧的宜兴来到五光十色的上海,在这接受新潮流思想最快最多的中国第一大都市,我的生活天地仍局限于一楼一底的家里,我所接触的人物只有家人邻居和至好的亲友,我对我自己的生活目的懵然无知。徐先生这时闯进我们的家庭,给我带来了新奇的感觉,秘密的喜悦。我觉得他很有吸引力,不仅在他本身,同时也由于他那许多动人的故事,以及他矢志上进的毅力,都使我对他深深地爱慕和钦佩。”   
  相互爱慕的年轻人,只能眉目传情。   
  “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因为在我那种守旧的家庭里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也从来没有交谈过一句私话,即使有偶然的机会,我和他都会尽量地避开。”   
  这似乎是一个带着古典意味的爱情故事。   
  没有花前月下,也没有私定终身,彼此像是前世注定。   
  当徐悲鸿又到蒋碧微家做客时,蒋母在给蒋碧微梳辫子。蒋母随意说起,查家明年就要迎娶女儿了,想来受震动的,是待嫁闺中的蒋碧微,也是暗中倾慕的徐悲鸿。因此,徐悲鸿告辞之后,母亲忙着下楼做饭,蒋碧微独自悲伤,伏在桌上哭泣。而徐悲鸿走出蒋家,借口掉了一条手帕,又返回楼上,似乎也想找机会和她单独面对。   
  碰到蒋碧微正在伤心,徐悲鸿拍了拍她的肩头,只说了一句“不要难过”,就匆匆离去了。但是蒋碧微觉得,“他像是很了解我的心情”。   
  徐悲鸿请友人朱了洲给蒋碧微传话: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想带你去外国,你去不去?蒋碧微仿佛被突然带到了悬崖旁,不知所措。担负朋友信使的朱了洲低声道,这个人就是徐先生,他最近要去法国留学,很想带你一同到法国。   
  蒋碧微尽管觉得突然,她听说过徐悲鸿想去法国留学,并没想过与自己有关,但她的内心积蓄的好感与爱慕,战胜了所有的犹豫与恐惧。她一口答应了。   
  悄悄与蒋碧微相约,一起去国外学画,其实是徐悲鸿的一次人生冒险。他怎么能肯定蒋碧微会同意,跟着一个前途未卜的年轻人,离家出走?   
  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蒋碧微的性格。   
  衡量父母许配的查先生与她倾心的徐先生,其实哪一个她都不曾了解得更多。但她之所以对查先生抱有敌意,是因为那位仁兄的一个动作。原先在苏州念书的查先生,转学到上海复旦大学,也就转到了未来老丈人门下。而查先生弟弟读小学,与蒋碧微弟弟蒋丹麟同班,时常到家里来玩。在一次暑期大考之前,查小弟跑来找蒋梅笙,说奉哥哥之命,索要蒋先生出的国文试卷。蒋碧微由此认定查先生没出息,刺激极大。   
  对比徐悲鸿到上海独打天下,靠真本事吃饭的奋斗,蒋碧微认为,这才像个真正男儿。情窦初开的少女,选择所爱的人,依凭的仍是她受到的传统道德的熏陶。大丈夫立身之本,需堂堂正正,投机取巧的那一套,是遭人鄙视的。   
  时至今日,蒋碧微的勇敢私奔,还是令人羡慕的壮举。她不愿嫁给一个她不爱的人,愿意跟着她倾心的青年悲鸿,去闯未知的世界。徐悲鸿是横下一条心要出国闯荡的人,而蒋碧微却未必非得背井离乡,她本可选择另一条风平浪静的路,嫁到有钱人家安心地做少奶奶,然后是阔太太。这是许多中国女人梦寐以求的归宿。   
  蒋碧微知道父母都是要面子的人,定亲之人岂能悔约,说出来肯定通不过,干脆留了一封信,说得含糊其词,与父母不辞而别。   
  试想,在封建色彩浓厚的世纪之初,逆来顺受是受到社会夸赞的女人美德,而蒋碧微能以反叛之举追求个人幸福,绝非一般女子所能比。女人并非生来弱者,蒋碧微性格中的刚烈一面,在她义无返顾、勇敢私奔时,表现得最为动人。   
  在康有为家,蒋碧微与徐悲鸿会合。这时,徐悲鸿表面上仍在设法去法国,其实已经把目光从法国收回,转向了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   
  颇有意味的是,恪守传统道德的康有为,对于徐悲鸿蒋碧微相爱的反叛之举,是给予祝福的。这里有康有为接受新思想的开明一面。徐悲鸿早买好两只戒指,送给蒋碧微一只,留给自己一只。徐悲鸿给他心爱的人取了个新名字曰“碧微”,刻在戒指上。   
  这就是蒋碧微名字的由来。显然蒋碧微非常中意徐悲鸿给她起的名字,她与徐悲鸿的感情大起大落,直至分手,她都不曾改名。   
  当蒋碧微与徐悲鸿乘坐海轮,在大海上颠簸之时,上海蒋梅笙家乱成了一锅粥。蒋梅笙与戴清波看到次女蒋碧微的信,自然万分焦急。他们设想了无数可能,就是推断女儿的个性,认定女儿不可能自杀。他们回顾女儿出走前的蛛丝马迹,觉得此事可能跟徐先生有关,而徐先生说要出国,他们也曾请家宴送行的,徐先生走了,女儿怎么也同时不见了呢?他们找徐悲鸿友人朱了洲询问,朱了洲说不知道。   
  结亲的查家来要人怎么办?蒋梅笙夫妇无奈之下,商量出了个“瞒天过海”的招数,对外说女儿突然“病亡”。怕人家看出破绽,他们从苏州买回一具棺材,大办丧事。可是,活着是查家人,死了是查家鬼,查家会不会把这个定亲的媳妇安葬在查家墓地呢?他们又商量一番,吹吹打打送进一家寺庙寄厝。抬着空棺材会被人发现,戴清波问一个老友怎么办,老友安排人手,偷偷把石头装进棺材,抬起来沉甸甸的。   
  以假乱真,瞒天过海,总算把这件事糊弄过去。查先生家不再追究,又给查先生提了亲,蒋碧微母亲戴清波还亲自前往贺喜。直到蒋碧微的姐夫从复旦大学毕业,也到东京留学,找到蒋碧微与徐悲鸿,蒋碧微父母的心才放下。   
  “死”过一回的蒋碧微,陪同徐悲鸿来到东京。他们在中国留学生聚集的地方,租了间小屋,像一对真正的夫妻,开始属于他们的共同日子。   
  徐悲鸿在日本这一段,以前中国学者涉及甚少。日本学者松谷省三先生填补了这一空白。他是神户女子学院教授,研究徐悲鸿二十多年,曾多次自费到徐悲鸿故地考察,写出日文版《徐悲鸿传》等研究专著,和友人自发成立了日本徐悲鸿研究会。   
  松谷省三论证说:“当时一九一七年五月,徐悲鸿到了日本,是和他当时的夫人一起来的。根据回忆录会发现,当时他似乎是想去欧洲的。而且现在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因为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时期,或者说是刚结束的时候,无法去欧洲而来了日本。”   
  徐悲鸿揣着康有为亲笔书写的信函,拜访了中村不折等日本绘画界前辈。中村不折早年研习中国山水画,于一九○一年赴法国留学,是最早倡导西画技法的日本画家。康有为流亡日本时,与中村不折友情甚深,曾把康有为的著作《六朝书法论》翻译成日文。   
  在东京有一个中村不折书道馆,这是中村不折先生个人纪念馆。留着短髭、身着西装的中村不折铜像,仍然用他的睿智目光凝视芸芸众生。在寓所接待徐悲鸿时,这位日本绘画大师从二十三岁的中国青年的身上,似乎看到了昔日意气风发、拼命学画的自己,他毫无保留地回答徐悲鸿的提问,谈得最多的,还是在巴黎留学时的收获。   
  当时徐悲鸿虽然学了点日语的问候词,但议论书画远远不够,他们找到一个最佳途径,中村不折懂得法语,而徐悲鸿也学了法文,可以用法语交谈。好在他们还有笔墨。中村不折第一次看到一个中国青年的画作和书法,感到很吃惊。而徐悲鸿也是第一次遇到一个西方留学归国的画家,急迫地想知道留学生活的细节。   
  就这样,徐悲鸿带着求知的渴望在东京寻找着。   
  对照当时东京的老地图,松谷省三研究了现存资料,发现当时中国留学生大都聚居在东京神田附近,徐悲鸿也不例外。神田的书店街是一条东京老街,艺术品店铺与画廊鳞次栉比,步行不远就是上野的国立博物馆。徐悲鸿流连忘返,他看到一批日本画家的创新画风,还看到日本印刷的法国文艺复兴时的名画。当时日本从欧洲进口印刷机械,已经研制出油墨材料,抢在了发明印刷术的中国的前头。   
  徐悲鸿从中村不折的切身感悟里,也从日本绘画的现实中,发现日本画风嬗变的源头仍在欧洲,使他对巴黎的向往更加迫切。   
  在东京的生活,对于徐悲鸿与蒋碧微这对新人而言,是初次的磨合。他们走到一起非常不容易,彼此是珍惜的,然而,甜蜜之余也有些苦恼。他们手头的钱,就是仓圣明智大学给的两千元大洋;这在当时绝不是个小数目了。但徐悲鸿看到他觉得喜欢的画集或画片,爱不释手,就会掏钱购买,不会想到日子怎么过。而蒋碧微从小生在大户人家,当一个主妇也没准备,不敢加以干涉,只能暗暗地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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