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吐大荒-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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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来怅然，不知是劝告，还是鼓励。
诗以言志，画以抒怀。徐悲鸿少有的委婉柔情，一泻无遗地倾注在油画布上，完成了人物油画《台城月夜》。可惜，我们无法看到这幅徐悲鸿创作鼎盛时的画作，只有蒋碧微回忆录中有文字记载：“画面是徐先生与孙韵君，双双地在一处高岗上，徐先生悠然地席地而坐，孙韵君侍立一旁，项间一条纱巾，正在随风飘扬，天际，一轮明月。”
这是一幅真人大小的画作，当初是想送给盛成的，徐悲鸿很满意，摆放在学校自己画室最显著的地方。蒋碧微陪着朋友到学校找徐悲鸿，徐悲鸿在画室泰然自若，倒是蒋碧微颇为尴尬。徐悲鸿给朋友看别的画，蒋碧微动作很快，把《台城月夜》和另一幅孙多慈肖像拿来，请旁边一位学生替她送回家，等于把画没收了。
蒋碧微说的这件事，有另一个当事人，就是徐悲鸿的老同学盛成。
盛成晚年回忆说：“过了很长时间，我从北京回到南京，还住在友人欧阳竟无先生那里。悲鸿来看我们，谈话间欧阳竟无先生提出想观赏一下悲鸿新近创作的画，悲鸿也很高兴，约定翌日在中大等我们。第二天早上，我陪同欧阳竟无先生坐车来到丹凤街见到了蒋碧微，我们邀请她一起去中大参观悲鸿的画室，她欣然表示赞成。
“到了中央大学，一行人先参观艺术系的画室，里面放着不少悲鸿的作品。欧阳先生说希望看看悲鸿刚刚完成的新作《田横五百士》。悲鸿一面答应着，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了钥匙，蒋碧微上前一把拿了过来，转身向后面的画室走去，我跟在她后面也走了出去。打开后面画室的门，蒋碧微一步跨进去，四下寻找，发现了那次悲鸿为孙多慈画的半身像，还有一幅题着《台城月夜》的画，她的脸色一下子变了，把两幅画抓在手里。
“我一见这种情形，赶紧向她讲：碧微呀，这幅画是悲鸿为我画的，他已答应把它送给我了。她抓住不放，我正要动手向她抢，欧阳先生和悲鸿一行人进来了，我见悲鸿的气色很不好，只得放手做罢。我们又陪着他们回到了丹凤街。第二天，我去看望悲鸿，一上楼蒋碧微就对我讲，悲鸿病了。我问她，人在哪儿。她板着脸说，在他房间里。我疾步来到悲鸿的房间，他一见我就拉着我的手，开始唠叨孙多慈如何如何之好，对这些我感到无力去劝解他，只得支吾其词。将近一点钟的光景，我退了出来，对蒋碧微说：你们不要再闹了，这件事都怪我。她硬邦邦地顶了我一句：这里哪有你的事体！我听她的话头不对，马上离开回家了。”
塞在家中角落的《台城月夜》，无疑是蒋碧微大发脾气的导火索。
徐悲鸿当时画在一块大的三夹板上，当他要给一位老友的父亲画像时，忍痛把油彩刮掉，重新画了新画。这幅可能成为一幅名画的杰作，就这样香消玉殒了。然而，另一幅孙多慈的肖像画，画着一位坐在竹椅上的青春女子，却保存至今。
蒋碧微曾经动不动就拿离婚说事，她对徐悲鸿不能说没有爱，但她的优雅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徐悲鸿总是一味退让，而不去跟她争辩。当孙多慈被中央大学艺术系录取后，蒋碧微怒不可遏，焦虑异常。她担心这位才貌双全的女生在中大一念四年，可以与徐悲鸿天天见面，那可能真是分不开了。她对徐悲鸿说：“你和孙小姐的事情发生之初，你曾亲口承诺，让我们设法到国外去，你该实践诺言，辞职，出国吧。”
徐悲鸿当然听出蒋碧微的言外之意，他不再声辩，沉着脸，写了一封辞职信，叫她转交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蒋碧微舍不得放弃教授夫人的地位，没把这封信交出去。徐悲鸿这回是铁了心。当晚他们一同赴友人宴，徐悲鸿说他胃痛，提前退席了。等她回家，佣人告诉她，徐悲鸿匆匆回家，把衣服装进一只小箱子，没说什么话，就不告而别。
徐悲鸿在南京离家出走后到了哪里？又发生了什么？研究徐悲鸿生平的王震，找到了一段当时的文字资料，可作翔实的补充。
“舒新城日记里记着，徐悲鸿跑到上海，第二天中午，徐邀请几个留法的老同学，搞文学的，在舒家吃饭，蒋碧微追到上海舒家。她说，不许中央大学收孙多慈这个学生，或者你辞职到法国去。徐说：你跟着我在外面闯了十几年了，你应该自立于社会，我每月三百大洋，给你一百五十大洋。蒋不同意。看到蒋打上门的泼辣性格，舒新城担心地说，这样下来，必然成为悲剧。”
不知何故，蒋碧微回忆录中没有提到这件事。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以往徐悲鸿与蒋碧微的争执，总以徐悲鸿的默然作为结束。而徐悲鸿竟然出走，令一贯占上风的蒋碧微措手不及。蒋碧微自己回忆说，当她托友人四处寻找时，徐悲鸿从上海寄了封信给她，诉说他离家的原因。信中说：“我观察你，近来唯以使我忧烦苦恼为乐，所以我不能再忍受。吾人之结合，全凭于爱，今爱已无存，相处亦已不可能。此后我按月寄你两百金，直到万金为止。总之你在外十年，应可自立谋生。”
据说，在上海舒新城家聚会的几位友人，包括舒新城在内，随着社会地位的变化，婚姻生活都有了变故。有的是在上海结识富家小姐或者知识女性，有的是在异地遇到红颜知己，好在西风东渐，离婚并不是难事，他们快刀斩乱麻，无一不与原配夫人离异，组建了新家庭。他们看着百愁莫解、坐拥愁城的徐悲鸿，劝他尽快作一个了断。
徐悲鸿却说：“我没有想过跟谁离婚，也没有想过跟谁结婚。”他在上海舒新城家这么说，回到南京对蒋碧微也这么说。上海友人笑他太书生气了，而蒋碧微则认为他心口不一。其实徐悲鸿是典型的艺术家思维，他任凭情感泛滥却不愿伤害别人的初衷，是发自内心的真实。而他处理感情与家庭的方式，未免书生气，又新潮又守旧，一败涂地。
一场家庭暴风雨过后，没有雨过天晴。
徐悲鸿蒋碧微所执掌的家庭之舟，似乎偏离方向之后，又进入以往的生活轨道，他们仍成双成对地出入社交场合，在众人面前带着微笑的面罩。徐悲鸿继续走在成功的路上，而蒋碧微也并不拒绝徐悲鸿成功带给她的一切。但是冷漠在他们之间默默滋长。只有他们心里明白，他们曾经有过的爱已是昨日黄花，比争吵更无情的是日益增多的冷漠。
十 讲台内外
南京师范大学与徐悲鸿的名字分不开，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徐悲鸿曾经执教的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划入南师大美术系，美术系近年又扩展为美术学院。而今南师大老校区，是原来的金陵女子学院旧址。
在南师大美术学院的资料室，保存着徐悲鸿亲笔批注的石印教材，这是美术学院引以为自豪的珍贵文物。我去采访时，资料员抱出一大包来，深灰的封面，遒劲的书法，原教材的题目与徐悲鸿的批语浑然一体。《吴昌硕画册》：“须深会此意，不可仅徒以貌求之。”《吴兴金北楼画册》：“绿肥红瘦，可称佳作。”《郎世宁画乾隆皇帝春郊试马图》：“虽无韵致不失精”。《某山水画集》：“恶劣”，《某花卉合册》：“秀色可餐”，《某仕女花鸟草虫合册》：“略有可取”。
我碰上南师大绘画系主任高柏年，他在指导学生画素描。面前的石膏教具生动逼真，似乎在它们周围，仍萦绕着徐悲鸿教课的声音。高柏年说：“徐悲鸿带回来的，都是全身大石膏，有的两米高，有的超过两米多。其中包括，一个全身的《维纳斯》，两个全身的《奴隶》，一个全身的《掷矛者》，还有一个全身的《斗士》和一个《掷铁饼者》。”
在欧洲留学期间苦练素描写生的徐悲鸿，曾经得益于西方大师的雕像。当年赴欧洲留学、游学、考察的人数不胜数，惟有徐悲鸿带回了巨大的六尊石膏像，而且无私地献给中大艺术系，填补了中国美术教育的空白。它们曾经培养过几代学生，让一代又一代人受惠，其中不少在它们面前写生的学生，早已成为很有声望的画坛名家。
学生画石膏像写生熟练了，徐悲鸿就安排裸体人物写生课。先从上海请来一位女模特儿，又在南京物色了三位。徐悲鸿对模特儿很尊重，也要求学生尊重。有的其他系教授不怀好意，曾问艺术系学生徐风说：“学生作实物写生为何要用裸体人物？狗也可以用嘛！”徐风照搬徐悲鸿的话反唇相讥：“人为万物之灵，五官端正，身体曲线多美，兽类怎么可以相比！”
徐风把这段对话告诉徐悲鸿，徐悲鸿感慨道：“你讲得对！封建残余思想严重存在，无怪鼠目寸光的人少见多怪！知道这种观念不合时代潮流，转变也不容易。根本的办法，还是大力宣传和推广现代艺术教育，我们做努力吧。”
同样作为徐悲鸿的学生，曾经主持过中央美院研究生班的著名画家韦启美至今难忘的，是徐悲鸿与众不同的教学风格。学生不出国门，就能体味西方绘画写实传统的精华。此时，徐悲鸿的美术教育思想开始形成，那就是重视基础、师法造化、中西结合、提倡写实主义。中国美术走改革之路的理念，已经融入徐悲鸿的教学之中。
国立中央大学的旧址，是在今天的东南大学主校区。中大的礼堂还在，圆型苍穹的标志性建筑，曾经是包括徐悲鸿在内的中大著名教授讲演的地方。可惜中大艺术系老屋大多不在了，一片树丛中留有一处平房，屋檐中间横匾曰“梅庵”，是仅存的中大艺术系教室。踏在吱吱作响的红木地板上，似乎徐悲鸿和他的学生并没走远。
“梅庵”前一棵老松树，高大的躯干上绑着支架，柔韧的树枝成弧状低垂，一部分已是光秃秃的，另一部分仍有蓬勃绿色。这就是有名的“六朝松”，据说是六朝人种植，与南京古城一样古老。站在“六朝松”下，徐悲鸿和他的学生有一张合影照片。时间应该是春天，穿着西装的徐悲鸿怡然含笑，旁边的同学也都放松自然，女生则身着毛衣，把脱下的外套挽在胳膊上。微笑着的孙多慈亭亭玉立，脸上没有任何苦恼的痕迹。
命运似乎对她格外关照。在国立中央大学校园，满足了一个女子追求艺术的愿望，而遇到画坛大师徐悲鸿的悉心栽培，学业大有长进，前程不可限量。她太美丽，太年轻，在校园如鲜花一样开放，很难想像世事的艰辛、人心的叵测和莫名的妒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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