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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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许编《年谱》卷一。
第二节 入党清流
清季京师活跃着一班以清高博雅自重，以指弹时政为任的士大夫。这些人大多有声望地位而无实权实责，每每上书谏事，直言无忌，颇令权臣不悦，间或也使皇上及两宫太后下不来台。时人称之为”清流党”。
同、光年间的清流党人，并无实际组织，不过是若干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儒雅狷介之士的松散联合。之洞曾论道：“清流势太盛然后有党祸。今也不然，偶有补救互相角立而已。”①这些人能在晚清政坛上成一番气候，并非偶然。同、光之际，清廷为显示“中兴”气象，“方锐意求治，诏询吏治民生用人行政”②，需要些许敢于犯颜直谏者为其点缀。更重要的是，此时正值洋务运动的鼎盛期，廷枢奕䜣，疆臣左宗棠（1812—1885）、李鸿章等权柄在握，声望日上。富于机诈的慈禧太后既要借重奕、左、李等，以“洋务”充实清廷的经济、军事实力，又担心“内轻外重”，尾大不掉，权势旁落，便玩弄“以清议维持大局”的手法，利用清流党人，以牵制炙手可热的洋务大吏。
同、光年间的清流党，按党人籍贯划分又有南、北之别。从时间上看，以光绪十年（1884年）的中法战争为界，北清流活跃于前，南清流崛起于后，所以又有前、后清流之说。
北清流以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魁首。李鸿藻（182O—1897），直隶高阳人，字寄云，号兰孙。咸丰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帝特诏为皇太子载淳师傅。同治三年（1864年）擢内阁学士。历任户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等职。他性格耿直不阿，曾联合恭亲王等十大臣联名上奏。以“不应虚糜帮猾，为此不急之务”为由，力阻重修圆明园。“始终执争，事竟得止”①。李鸿藻又以“孝”著称。其母去世。他不顾慈禧再二饬令，反复陈请，甚至托病不出，坚持开缺回籍守制，慈禧执拗不过，只得允准。更有甚者，当慈禧之母去世，群臣凭吊，独李不往，时论哗然，慈禧竟也无可奈何。鸿藻以“耿”、“孝”闻名，许多北方籍京官，如张佩纶、陈宝琛、黄体芳、宝廷、邓承修等便聚集于其周围，人称”北清流”。张之洞于光绪二年（1876年）由川返京后，也加入他们的圈子。
南清流先后以军机大臣沈桂芬（1818—1881）、户部尚书翁同龢（1830—1904）为宗主，盛昱、王仁堪及稍后的志锐、文廷式、黄绍箕、丁立钩、张謇等为其骨干，一直延续到清末，成为“帝党”中坚。
南北清流因畛域、意气之见，常相互攻讦，但亦有诸多共识，如维护国权，力御外侮，改革弊端，政主清廉等等。尤其是在反对“洋务”方面，更趋一致。他们“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①，对于洋务派的对外妥协政策，更是猛烈抨击，“一时尊王攘夷之论，靡漫于全国”②。
张之洞在洋务运动大兴之时，脐身倾向保守的清流派，并成为其中的健将，有其经历、学识、性格等多方面原因。
之洞出身于世宦之家，从小接受的是严格的儒家教育，科举仕途的一帆风顺，更令他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宗儒术笃信不疑。他国学根底深厚，兼综汉、宋，对于传统文化，眷念情深。加上他青少年时代就学于贵州、直隶，为学政时出使湖北、四川，均为西方新学影响尚未深入的内地闭塞之区。甫届不惑之年的之洞，思想还禁锢于中古领地。在性格、作风方面则继承先辈的清廉耿直之风。其祖上即有为官廉惠声名，幼年时，父亲曾以“贫，吾家风，汝等当力学”③勖之。之洞为官多年，也的确做到克己自爱，廉洁奉公。在四川学政任上，“于例得参费银二万两辞而不受”④。离任时竟无钱治装，“余还都后窘甚，生日萧然无办，夫人典一衣为置酒”⑤。物质境遇的窘迫，激励之洞高远的抱负和耿直的性情，他屡屡以诗言志：
当代功名同气盛，蹉跎莫待鬓如丝。
⑥皓皓不受浊流滓，怀沙惜誓将毋同，
我本海滨士，独衔幽愤希高踪，
坐对天池一长啸，枯桑械械生天风，
王伦不斩秦竟帝，吾舍二子将安从。①
白日有覆盆，刳肝诉九阍，
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独衔幽愤”的情致，“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的直谏勇气，使之洞具备了清流的基本性格。他还在诗中抒发一匡天下的雄心与未获重用的悲苦：
湛思究理乱，搤腕规匡扶，
稠人广如海，欲语气类孤。
③从来朋友云龙契，亦等君臣石水知。
处默固应浑众独，希声何用计成亏。
此类诗篇活画出一位孤高自许而又经世心切的士子的魂灵神态。张之洞迈人清流行列的思想情感基础已经奠定。
在个人交往方面，早在外放四川学政之前，之洞便与清流中人潘祖荫、李慈铭、陈宝琛、王懿荣等过从甚密。他曾发起觞客于龙树寺，“时雨乍晴，青芦瑟瑟，纵论古今，竟日流连”，“此咸、同以来，朝官名宿第一次大会也。”①去四川学政返京后，之洞又与北清流骨干张佩纶结识，相互引为同调，遂入北清流圈，渐为中坚。当时京师士人“呼李鸿藻为青牛（清流同音）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他们“连同一气，封事交上，奏弹国家大政，立国本末”②，一人言事，众口相帮，互为声援，形成一股势力，颇能左右朝中舆论。京师士人对他们甚为景仰，以至爱屋及乌的地步，如张佩纶“喜著竹布衫，士大夫争效之。”光绪三年（1877年）至光绪七年（1881年），之洞居官京师，先后充教习庶吉士，补国子监司业，补授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晋翰林院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又转左春坊左庶子，补翰林院侍讲学士。这一系列职官，均无多少实责实权，四年之中，之洞的主要精力，都耗费在“不避嫌怨，不计祸福，竟以直言进”④。他与张佩纶、黄体芳、宝廷并称”翰林四谏”⑤，再加上刘恩溥、陈宝琛，又称“清流六君子”，而之洞“实为之领袖”⑥。光绪三年（1877年）四月，朝廷发生穆宗升袝问题，即如何安置同治皇帝的神位。同治帝载淳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病死，庙号穆宗。依照礼制，天子的祖庙称太庙，为供奉天子神位之地。太庙分九室，一世一室。同治帝以前，清世系己传九世，即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圣祖玄烨、世宗胤禛、高宗弘历、仁宗颙琰、宣宗饧宁、文宗奕裕Ｄ伦谏裎蝗绾伟仓茫晌笪侍狻Ｊ欠裼Ω昧斫ㄒ皇遥⒁榉追住Ｈ战财鹁幼⒐僬排迓谑枨虢ㄎ奈涫朗矣诤蟮钭笥遥Х钐谖幕实勖碇饕源蔚萸ǎ咨平饩隽苏庖晃侍狻Ｕ排迓冢�18481903），字幼樵，直隶丰润人，同治十年进士，以编修大考擢侍讲。他耿直敢言，“尤以纠弹大臣著一时”①。之洞时充教习庶吉士，读到张佩纶的上疏，十分钦佩，“叹曰：‘不图郑小同杜子春复生于今日’。遂造庐订交焉。”②从此成为密友。
习庶吉士品级低微，不得具折言事，之洞便为清流中人代草奏疏。黄体芳（1832—1899），字漱兰，浙江瑞安人，同治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充詹事府左庶子。“慨然有经世志”③，也是一员清流健将。他与之洞同年同历，久有交往。光绪三年（1877年），之洞为黄体芳具疏陈时政得失，被朝廷采纳，谕旨分别施行。此后不久，之洞又为他代书奏折，弹劾户部尚书董恂：“今朝臣中之奸邪，如户部尚书董恂是已。”奏折列举董恂诸般劣迹，“贪鄙欺罔，有心病国”，“言语猥琐，举止卑谄”，“其他为众口诋訾之处，罄牍难书”，“伏望亟予罢斥，以清朝列。”①这一次却被圣谕驳回：“以传闻无据之词，信口诋斥，措词殊属过当。著交部议处。”吏部议处的结果，本应降二级留用，但系因公起见，免于处分。但黄体芳却因此而失去了补迁国子监祭酒的机会。不久，值之洞长子仁权新婚，黄体芳往贺，之洞“言我负漱翁者再”，体芳慨然曰：“是何伤，文章出君，气节属我。”②之洞又为其代草宽免处分谢恩折，称“汉廷祷雨，不诛卜式之狂言；宋帝知人，无待苏洵之过虑”，仍蕴董恂为奸邪之意。
光绪五年（1879年）闰三月，继统继嗣问题，又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原来，四年前，同治帝死，因其无后，由慈禧太后作主，以咸丰帝之弟醇亲王奕譞子，三岁的载湉继位，是为光绪帝。慈禧之举，出其私意。按清例，同治帝载淳死后无子，应从爱新觉罗氏载字辈的下一辈，即溥字辈中择贤而嗣。这样一来，慈禧便成了太皇太后，按祖制不得垂帘听政。慈禧匆忙拉出与载淳同辈的载湉即位，以维持“母后”地位，继续执掌权柄。为平抑沸沸扬扬的朝野议论，慈禧同时宣布，“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意即将来载湉之子将作为载淳之子去继承皇位，以表正统。光绪五年三月，为同治行大葬礼于清东陵。随行百官中有一吏部稽勋司主事吴可读，以死相谏，“仰求我两宫皇太后再降谕旨，将来大统，仍归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如此，则犹是本朝子以传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异日绳绳揖揖相引于万代者，皆我两宫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①此事关乎王朝统绪，慈禧不得不“著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②同时声称，吴可读之议与自己四年前做的表面文章并无差别。“前旨即是此意”。但是廷议之时，众说纷纭，这显然对慈禧十分不利。
此时，张之洞已补授国子监司业，获得自具上疏的资格。他审时度势，与宝廷联衔上疏，迎合慈禧之意，称”皇帝生有皇子，即继承穆宗为嗣”，又进一步为慈禧当年的举措辩解，说立载湉之举“出于两宫皇太后之意，合乎天下臣民之心”，“本乎圣意，合乎家法”。③一番宏论，“援引经旨，侃侃谔谔，辨明继嗣继统之异者”④，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维护了慈禧的正统地位，进一步博得她的“恩宠眷顾”。
如果说在继统继嗣问题上之洞显露出官场新进者工于心计，精于谋略的一面，那么在平反东乡冤狱，改订“中俄条约”等问题上，他则更多地表现出秉公持论、为民请命、不避权要，犯颜直谏的“清流”本色。
东乡一案发生于光绪元年（1875年）。咸、同年间，四川苛税繁杂，地丁银外，另有津贴、捐输、杂税诸多名目。“大率每地丁一两合之津捐杂派，大县完多，将近十两，中县完少，亦须五六两。”⑤而东乡（今宣汉）知县孙定扬又于以上捐税外，滥加五百文，以为肥己。光绪元年（1875年），东乡百姓苦不堪言，进城“闹粮”，聚集县衙，请求减征。孙定扬谎称百姓聚众谋反，报请绥定府派员镇压。知府易荫芝派员前往东乡，核减税额，孙定扬反弹劾易“坐视民变而不发兵”，并以“民叛”奏署理四川总督文格。文格“批饬各营痛加剿洗”，提督李有恒率兵至东乡，“将一村一寨不分善恶男妇老幼而尽杀之”①，造成冤死四百余人的特大惨案。东乡民心不服，于次年推举代表袁廷蛟进京告状申冤，又被刑部拘禁，押解四川。
东乡案轰动朝野，都察院御史吴镇、李廷箫等奏弹文格。清廷迫于民怨，给予李有恒、孙定扬革职处分，对文格“交部议处”，巨案不了了之。
光绪四年（1878年）春，清廷下召求谏。张佩纶上疏请复审东乡一案。拖至次年，清廷才派礼部尚书恩承、吏部侍郎重华赴川复审。结果竟然维持原判。
之洞本于四川学政任内，即对东乡冤案有所了解，此时更义愤填膺，决心再次上疏，请惩元凶，为民请命。他于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十一日，一天之内连上《重案定拟未协折》、《陈明重案初起办理各员情形片》和《附陈蜀民困苦情形》三折。之洞首先阐明东乡一案的大背景：“自同治八年以后，局中有巨万之征收，无一纸之清帐，乡民愤激清算，遂发兵以剿之。且举无数无辜之老弱妇孺而屠戮之，此不得不为四川百姓痛哭流涕而诉之于天地父母者也”。接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东乡案的实质：“此案之查办由于滥杀，滥杀由于诬叛请剿，诬叛请剿由于聚众闹粮，聚众闹粮由于违例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