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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张之洞评传-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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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许编《年谱》卷一。

 
第二节 入党清流
  清季京师活跃着一班以清高博雅自重,以指弹时政为任的士大夫。这些人大多有声望地位而无实权实责,每每上书谏事,直言无忌,颇令权臣不悦,间或也使皇上及两宫太后下不来台。时人称之为”清流党”。
  同、光年间的清流党人,并无实际组织,不过是若干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儒雅狷介之士的松散联合。之洞曾论道:“清流势太盛然后有党祸。今也不然,偶有补救互相角立而已。”①这些人能在晚清政坛上成一番气候,并非偶然。同、光之际,清廷为显示“中兴”气象,“方锐意求治,诏询吏治民生用人行政”②,需要些许敢于犯颜直谏者为其点缀。更重要的是,此时正值洋务运动的鼎盛期,廷枢奕䜣,疆臣左宗棠(1812—1885)、李鸿章等权柄在握,声望日上。富于机诈的慈禧太后既要借重奕、左、李等,以“洋务”充实清廷的经济、军事实力,又担心“内轻外重”,尾大不掉,权势旁落,便玩弄“以清议维持大局”的手法,利用清流党人,以牵制炙手可热的洋务大吏。
  同、光年间的清流党,按党人籍贯划分又有南、北之别。从时间上看,以光绪十年(1884年)的中法战争为界,北清流活跃于前,南清流崛起于后,所以又有前、后清流之说。
  北清流以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魁首。李鸿藻(182O—1897),直隶高阳人,字寄云,号兰孙。咸丰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帝特诏为皇太子载淳师傅。同治三年(1864年)擢内阁学士。历任户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等职。他性格耿直不阿,曾联合恭亲王等十大臣联名上奏。以“不应虚糜帮猾,为此不急之务”为由,力阻重修圆明园。“始终执争,事竟得止”①。李鸿藻又以“孝”著称。其母去世。他不顾慈禧再二饬令,反复陈请,甚至托病不出,坚持开缺回籍守制,慈禧执拗不过,只得允准。更有甚者,当慈禧之母去世,群臣凭吊,独李不往,时论哗然,慈禧竟也无可奈何。鸿藻以“耿”、“孝”闻名,许多北方籍京官,如张佩纶、陈宝琛、黄体芳、宝廷、邓承修等便聚集于其周围,人称”北清流”。张之洞于光绪二年(1876年)由川返京后,也加入他们的圈子。
  南清流先后以军机大臣沈桂芬(1818—1881)、户部尚书翁同龢(1830—1904)为宗主,盛昱、王仁堪及稍后的志锐、文廷式、黄绍箕、丁立钩、张謇等为其骨干,一直延续到清末,成为“帝党”中坚。
  南北清流因畛域、意气之见,常相互攻讦,但亦有诸多共识,如维护国权,力御外侮,改革弊端,政主清廉等等。尤其是在反对“洋务”方面,更趋一致。他们“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①,对于洋务派的对外妥协政策,更是猛烈抨击,“一时尊王攘夷之论,靡漫于全国”②。
  张之洞在洋务运动大兴之时,脐身倾向保守的清流派,并成为其中的健将,有其经历、学识、性格等多方面原因。
  之洞出身于世宦之家,从小接受的是严格的儒家教育,科举仕途的一帆风顺,更令他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宗儒术笃信不疑。他国学根底深厚,兼综汉、宋,对于传统文化,眷念情深。加上他青少年时代就学于贵州、直隶,为学政时出使湖北、四川,均为西方新学影响尚未深入的内地闭塞之区。甫届不惑之年的之洞,思想还禁锢于中古领地。在性格、作风方面则继承先辈的清廉耿直之风。其祖上即有为官廉惠声名,幼年时,父亲曾以“贫,吾家风,汝等当力学”③勖之。之洞为官多年,也的确做到克己自爱,廉洁奉公。在四川学政任上,“于例得参费银二万两辞而不受”④。离任时竟无钱治装,“余还都后窘甚,生日萧然无办,夫人典一衣为置酒”⑤。物质境遇的窘迫,激励之洞高远的抱负和耿直的性情,他屡屡以诗言志:
  当代功名同气盛,蹉跎莫待鬓如丝。
  ⑥皓皓不受浊流滓,怀沙惜誓将毋同,
  我本海滨士,独衔幽愤希高踪,
  坐对天池一长啸,枯桑械械生天风,
  王伦不斩秦竟帝,吾舍二子将安从。①
  白日有覆盆,刳肝诉九阍,
  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独衔幽愤”的情致,“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的直谏勇气,使之洞具备了清流的基本性格。他还在诗中抒发一匡天下的雄心与未获重用的悲苦:
  湛思究理乱,搤腕规匡扶,
  稠人广如海,欲语气类孤。
  ③从来朋友云龙契,亦等君臣石水知。
  处默固应浑众独,希声何用计成亏。
  此类诗篇活画出一位孤高自许而又经世心切的士子的魂灵神态。张之洞迈人清流行列的思想情感基础已经奠定。
  在个人交往方面,早在外放四川学政之前,之洞便与清流中人潘祖荫、李慈铭、陈宝琛、王懿荣等过从甚密。他曾发起觞客于龙树寺,“时雨乍晴,青芦瑟瑟,纵论古今,竟日流连”,“此咸、同以来,朝官名宿第一次大会也。”①去四川学政返京后,之洞又与北清流骨干张佩纶结识,相互引为同调,遂入北清流圈,渐为中坚。当时京师士人“呼李鸿藻为青牛(清流同音)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他们“连同一气,封事交上,奏弹国家大政,立国本末”②,一人言事,众口相帮,互为声援,形成一股势力,颇能左右朝中舆论。京师士人对他们甚为景仰,以至爱屋及乌的地步,如张佩纶“喜著竹布衫,士大夫争效之。”光绪三年(1877年)至光绪七年(1881年),之洞居官京师,先后充教习庶吉士,补国子监司业,补授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晋翰林院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又转左春坊左庶子,补翰林院侍讲学士。这一系列职官,均无多少实责实权,四年之中,之洞的主要精力,都耗费在“不避嫌怨,不计祸福,竟以直言进”④。他与张佩纶、黄体芳、宝廷并称”翰林四谏”⑤,再加上刘恩溥、陈宝琛,又称“清流六君子”,而之洞“实为之领袖”⑥。光绪三年(1877年)四月,朝廷发生穆宗升袝问题,即如何安置同治皇帝的神位。同治帝载淳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病死,庙号穆宗。依照礼制,天子的祖庙称太庙,为供奉天子神位之地。太庙分九室,一世一室。同治帝以前,清世系己传九世,即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圣祖玄烨、世宗胤禛、高宗弘历、仁宗颙琰、宣宗饧宁、文宗奕裕D伦谏裎蝗绾伟仓茫晌笪侍狻J欠裼Ω昧斫ㄒ皇遥⒁榉追住H战财鹁幼⒐僬排迓谑枨虢ㄎ奈涫朗矣诤蟮钭笥遥Х钐谖幕实勖碇饕源蔚萸ǎ咨平饩隽苏庖晃侍狻U排迓冢18481903),字幼樵,直隶丰润人,同治十年进士,以编修大考擢侍讲。他耿直敢言,“尤以纠弹大臣著一时”①。之洞时充教习庶吉士,读到张佩纶的上疏,十分钦佩,“叹曰:‘不图郑小同杜子春复生于今日’。遂造庐订交焉。”②从此成为密友。
  习庶吉士品级低微,不得具折言事,之洞便为清流中人代草奏疏。黄体芳(1832—1899),字漱兰,浙江瑞安人,同治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充詹事府左庶子。“慨然有经世志”③,也是一员清流健将。他与之洞同年同历,久有交往。光绪三年(1877年),之洞为黄体芳具疏陈时政得失,被朝廷采纳,谕旨分别施行。此后不久,之洞又为他代书奏折,弹劾户部尚书董恂:“今朝臣中之奸邪,如户部尚书董恂是已。”奏折列举董恂诸般劣迹,“贪鄙欺罔,有心病国”,“言语猥琐,举止卑谄”,“其他为众口诋訾之处,罄牍难书”,“伏望亟予罢斥,以清朝列。”①这一次却被圣谕驳回:“以传闻无据之词,信口诋斥,措词殊属过当。著交部议处。”吏部议处的结果,本应降二级留用,但系因公起见,免于处分。但黄体芳却因此而失去了补迁国子监祭酒的机会。不久,值之洞长子仁权新婚,黄体芳往贺,之洞“言我负漱翁者再”,体芳慨然曰:“是何伤,文章出君,气节属我。”②之洞又为其代草宽免处分谢恩折,称“汉廷祷雨,不诛卜式之狂言;宋帝知人,无待苏洵之过虑”,仍蕴董恂为奸邪之意。
  光绪五年(1879年)闰三月,继统继嗣问题,又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原来,四年前,同治帝死,因其无后,由慈禧太后作主,以咸丰帝之弟醇亲王奕譞子,三岁的载湉继位,是为光绪帝。慈禧之举,出其私意。按清例,同治帝载淳死后无子,应从爱新觉罗氏载字辈的下一辈,即溥字辈中择贤而嗣。这样一来,慈禧便成了太皇太后,按祖制不得垂帘听政。慈禧匆忙拉出与载淳同辈的载湉即位,以维持“母后”地位,继续执掌权柄。为平抑沸沸扬扬的朝野议论,慈禧同时宣布,“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意即将来载湉之子将作为载淳之子去继承皇位,以表正统。光绪五年三月,为同治行大葬礼于清东陵。随行百官中有一吏部稽勋司主事吴可读,以死相谏,“仰求我两宫皇太后再降谕旨,将来大统,仍归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如此,则犹是本朝子以传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异日绳绳揖揖相引于万代者,皆我两宫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①此事关乎王朝统绪,慈禧不得不“著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②同时声称,吴可读之议与自己四年前做的表面文章并无差别。“前旨即是此意”。但是廷议之时,众说纷纭,这显然对慈禧十分不利。
  此时,张之洞已补授国子监司业,获得自具上疏的资格。他审时度势,与宝廷联衔上疏,迎合慈禧之意,称”皇帝生有皇子,即继承穆宗为嗣”,又进一步为慈禧当年的举措辩解,说立载湉之举“出于两宫皇太后之意,合乎天下臣民之心”,“本乎圣意,合乎家法”。③一番宏论,“援引经旨,侃侃谔谔,辨明继嗣继统之异者”④,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维护了慈禧的正统地位,进一步博得她的“恩宠眷顾”。
  如果说在继统继嗣问题上之洞显露出官场新进者工于心计,精于谋略的一面,那么在平反东乡冤狱,改订“中俄条约”等问题上,他则更多地表现出秉公持论、为民请命、不避权要,犯颜直谏的“清流”本色。
  东乡一案发生于光绪元年(1875年)。咸、同年间,四川苛税繁杂,地丁银外,另有津贴、捐输、杂税诸多名目。“大率每地丁一两合之津捐杂派,大县完多,将近十两,中县完少,亦须五六两。”⑤而东乡(今宣汉)知县孙定扬又于以上捐税外,滥加五百文,以为肥己。光绪元年(1875年),东乡百姓苦不堪言,进城“闹粮”,聚集县衙,请求减征。孙定扬谎称百姓聚众谋反,报请绥定府派员镇压。知府易荫芝派员前往东乡,核减税额,孙定扬反弹劾易“坐视民变而不发兵”,并以“民叛”奏署理四川总督文格。文格“批饬各营痛加剿洗”,提督李有恒率兵至东乡,“将一村一寨不分善恶男妇老幼而尽杀之”①,造成冤死四百余人的特大惨案。东乡民心不服,于次年推举代表袁廷蛟进京告状申冤,又被刑部拘禁,押解四川。
  东乡案轰动朝野,都察院御史吴镇、李廷箫等奏弹文格。清廷迫于民怨,给予李有恒、孙定扬革职处分,对文格“交部议处”,巨案不了了之。
  光绪四年(1878年)春,清廷下召求谏。张佩纶上疏请复审东乡一案。拖至次年,清廷才派礼部尚书恩承、吏部侍郎重华赴川复审。结果竟然维持原判。
  之洞本于四川学政任内,即对东乡冤案有所了解,此时更义愤填膺,决心再次上疏,请惩元凶,为民请命。他于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十一日,一天之内连上《重案定拟未协折》、《陈明重案初起办理各员情形片》和《附陈蜀民困苦情形》三折。之洞首先阐明东乡一案的大背景:“自同治八年以后,局中有巨万之征收,无一纸之清帐,乡民愤激清算,遂发兵以剿之。且举无数无辜之老弱妇孺而屠戮之,此不得不为四川百姓痛哭流涕而诉之于天地父母者也”。接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东乡案的实质:“此案之查办由于滥杀,滥杀由于诬叛请剿,诬叛请剿由于聚众闹粮,聚众闹粮由于违例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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