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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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光绪八年（1882年）外放山西巡抚起步，张之洞开始向洋务大吏转化。在兴建工厂、修筑铁路、开发商务、编练新军等一系列“求富”“求强”以振国势的洋务活动中，张之洞对于社会所急需的专门人才的知识结构、素养、技能，有了日益丰富的新认识，因而他的德育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他逐步意识到，传统教育传授给学生的“修齐治平”功夫，显然不敷时用，社会急迫需要的，不是泥古不化的迂儒，而是“道义兼通”，“文武兼通”，”内外兼通”的于才。要培养这样的全面之才，“智育”的内容必须扩充，结构必须调整，重心必须转换。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在《创设储才学堂折》中说：“古者四民并重，各有相传学业，晚近来惟士有学，若农若工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材。”他决定在储才学堂内分立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大纲。交涉之学包括律例、赋税、舆图、繙书；农政之学包括种植、水利、畜牧、农器：工艺之学包括化学、汽机、矿务、工程；商务之学包括各国好尚，中国土货、钱币轻重，各国货物衰旺。①此时张之洞对“智育”的理解，可以《劝学篇·外篇·益智》为代表：
夫政刑兵食，国势邦交，士之智也；种宜土化，农具粪料，农之智也；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智也；访新地，创新货，察人国之好恶，较各国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营垒，测绘工程，兵之智也。此教养富强之实政也，非所谓奇技淫巧也。
他接着批评道：“华人于此数者，皆主其故常，不肯殚心力以求之。”对中国传统教育忽视农、工、商、兵等各门专科知识作出真切反省。对照二十余年前《輶轩语》所论“为学之道”，已大相径庭。此时他所认定的“智育”内容，远远突破经史子集、修齐治平的狭窄、陈腐范畴，而以“新旧兼学”，“政艺兼学”为标帜。所谓“新旧兼学”，是说既要学习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等“旧学”，又要学习西政、西艺、西史等”新学”。所谓“政艺兼学”，是说既要学习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西政”之学，又要学习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西艺”之学①。从所列科目的广泛、完备看，近代教育的“智育”内容，至此已基本定型。
张之洞此时的智育思想有两点应予以特别注意。
其一，他之所以大大拓展智育的范围，完全服从于“人才维国势”的根本目的，所谓“智以救亡，学以益智”。他声称：“窃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②。他之所以提出仿效西方广开“专门之学”，主要是出于开办多种“洋务”事业的急迫需要，而并非出于有意识、有目的地建构起近代教育的“智育”理论体系。
其二，正因为张之洞的“智育”服从于挽救清王朝“贫弱废弛”的“国势”的目的，所以在“开新”的同时，又留有顽固的“卫道”尾巴。其典型例证是，他在自己开办的第一所近代课堂——广东水陆师学堂中，要求学习管轮、驾驶、马步、枪炮、营造专业的学生于“每日清晨，先读四书五经数刻，以端其本。每逢洋教习歇课之日，即令讲经史，试以策论。”①这种不伦不类的课程安排，丝毫无益于学生专业知识的掌握，但它却真切的反映出张之洞智育思想的深刻的内在矛盾——旧的拖住新的，死的拖住活的。
关于体育，正如《学堂歌》所唱，张之洞将其视为教育“第一桩”。为了培养学生强健的体魄，张之洞在拟定的《学务纲要》中规定“各学堂一体练习兵式体操以肄武事，并于各高等学堂中讲授军制、战史、战术等要义。”对此，张之洞的好友、军机大臣瞿鸿机（1850—1918）表示异议。之洞致信瞿鸿机，说明“学堂兵操万不可少。……所谓兵式体操者，乃操练步法行列并演习放枪之式，若无枪械，即操法不全。……此乃环球各国办学者第一注意之事，在中国今日学堂尤为自强要端”，“似不宜删除也”②，在他主持开办的各级各类学堂中，各年级均设有体操课目。
出于“卫生先使民强壮”的考虑，张之洞一向对摧人体魄，毁人精神的鸦片烟毒深恶痛绝。早在抚晋期间，他就严禁在校诸生吸食鸦片，规定由“学臣随时董戒，冀以渐摩观感，徐收移风易俗之功。”③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制订《学务纲要》，又专立一条：“查洋药为鸠毒之尤，各省学堂均应悬而厉禁。无论官师学生及服役之人，有犯此者，立行斥退，万不可稍从宽假。”
④《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
①《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
①《全集》，卷一百零六，公牍二十一，《札学务处发学歌军歌》。
②《劝学篇·内篇·教忠第二》。
③《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语行。
①《全集》，卷四十，奏议四十。
①《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②《全集》，卷五十二，奏议五十二，《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
①《全集》，卷二十一，奏议二十一，《创办水陆师学堂折》。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书札七，致瞿子玖。
③《全集》，卷四，奏议四，《禁种罂粟片》。
第二节“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
随着张之洞“洋务”事业的展开，教育思想的变迁，他对于已经实行一千三百余年的教育制度与官僚制度的结合一一科举制度的病灶洞察日渐透彻，认为这一制度“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举子因陋以侥幸。”“近今数十年，文体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而俱亡之。”①必须予以改革，而代之以新式学堂，他的教育制度论因此而发。
张之洞对废止科举，广兴学堂的认识，有一个渐进过程。甲午战争以前，他虽有改革教育制度的零星设想，却并无系统。甲午惨败的刺激使他痛切感受到教育制度变革的紧迫性，并仔细研读李提摩太所著《新学八章》、《整顿学校》诸文，遂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上《吁清修备储才折》主张广设学堂，采纳了李提摩太的意见。②不过，此时张之洞尚未正面批评科举制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在《劝学篇》中已指明科举制的诸种弊端，认为“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但尚未提出废除科举，而是主张“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其具体方案是“拟将今日三场先后之序互易之，而又层递取之，大率如府县考覆试之法。”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第二场试以时务策，第三场试以四书五经文。“大体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这样改革的好处是“寒士无文羁之苦，誊录无卷多谬误之弊，主司无竭蹶草率之虞，一举三喜，人才必多。”①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张之洞在创办新式学堂方面已有众多实绩，对于科举、学堂的优劣短长，有明确比较：
“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只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的知。彼此相衡，难易迥别，人情莫不避难就易。”②总之，“凡科举之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皆所未备。是则取材于科举不如取材于学堂彰明矣。”③“尽管如此，出于可行性方面的考虑，张之洞此时仍主张用递减员额的温和办法，逐渐使科举消亡，以缓解社会传统习惯势力对于新教育制度的顽强阻力。其具体步骤是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十年减完。他特别申明：“并非废罢科举，实乃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而已。”他还为“旧应科举之老儒”而“不能改习新学者”安排出路，使充各学堂经学科、文学科之教习，定期查其实绩，比照同文馆汉文教习例给予奖叙。①张之洞的考虑不可谓不精细入微，用心良苦。但是，传统势力的历史惰性却并不因此而稍减。新式学堂的推行，阻力重重。在这种情况之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张之洞与袁世凯联衔奏请立停科举，大兴学堂。其奏称：
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至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庶几广学育仁，化民成俗，胥基于此。②清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③科举制的终结，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古制度行将就木的文化征象。张之洞促成了它的实现，有功于历史。破与立是同一问题的两面。在改革科举的同时，张之洞于创立新的学校教育制度体系方面，也耗费心血，做了大量工作，从而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在兴办“洋务”的二十余年间，张之洞经手创办了数十所各级、各类新式学堂。与此同时，在建立一种完备、系统的新式教育制度体系方面，他也进行了总体性的思考，并最终形诸章程形式。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磨灭。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张之洞上《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就“兴学育才之大端”提出建议，其中包括学有定程，循序不躐等，教科书官定颁发，通国一律等学制方面的构想。他还分学校为蒙学、小学、中学、高等学堂与京师大学堂五级，各级入学年龄、修业年限都有明确规定。中学以前为普通教育，高等学堂起为分科专业教育，三年期满后必须实习一年方可毕业。大学教育则是高等学校分科专业教育的深化提高。①这一学制构想未及在全国推广，但张之洞以此认识为基础，在湖北地区基本建立起成龙配套的区域新教育体系。
次年十月，张之洞将这一区域新教育体系的实施要旨、办法上奏清廷。其要旨八条：
小学为急第一，
读经温经第二，
教科书宜慎第三，
学堂规制第四，
文武相资第五，
教员不迁就第六，
求实效第七，
防流弊第八。其办法十五条，包括师范、小学、文普通中学、武普通中学、文高等学堂、武高等学堂、方言学堂、农学堂、工学堂、勤成学堂、仕学院、学堂经费、省外中小学、蒙学、学务处①。
以上可见，张之洞此时关于新式教育体制的构想，已趋完备。正因为如此，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认定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奏请添派之洞会商学务，参予修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制订、但未实行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之洞奉旨入京，与张百熙等会商重订学堂章程，并制定《学务纲要》。经过数月紧张磋商，诞生了近代中国第一个经正式颁布在全国推行的新式学制，即通称的“癸卯学制”（因1903年为于支纪年癸卯年而得名）。张之洞在给瞿鸿的信中曾自述重订学堂章程的辛劳：“惟此事繁难已极，关系甚重，改定不止十次，两月来昼夜赶办此事，困惫已极，寒天病躯，十分心急，而无可如何。”②“癸卯学制”共分三段七级。
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含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五年（七岁入学）、高等小学四年，共三级十三年。第二段为中等教育，含中学堂一级五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含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三年，分科大学堂三到四年，通儒院五年，共三级，十一到十二年。与以上普通教育并行的，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系。师范教育分初级师范学堂（中等教育性质）和优级师范学堂（高级教育性质）两段，共修业八年。实业教育分初等实业学堂（程度相当于高等小学堂），中等实业学堂（中等教育性质）、高等实业学堂（高等教育性质）三段，共修业十五年。此外与普通高等学堂程度相当的，还设有译学馆，方言学堂、进士馆、仕学馆等。
关于各级各类学校的不同任务，《学务纲要》作出简要说明：蒙养院及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