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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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茏髑潮∈祝约瞧Ю涫槭铮阖S放荡，乖僻不情，自命为才子名士，不惟见笑大方，一染此种气习，终身不可人道。”①之洞平生“最恶六朝文字，谓南北朝乃兵戈分裂，道丧文敝之世，效之何为。凡文章本无根抵，词华而号称六朝骈体，以纤仄拗涩字句强凑成篇者，必黜之。”“谓此辈诡异险怪，欺世乱俗，习为愁惨之象，举世无宁字矣”②他在《连珠诗》中写道：
凡百文学科，积理为根核。
衷圣义乃高，广纳言乃恢。
古今归一贯，雅郑慎别裁。
左氏肇经传，千篇搜帝魁。
班生擅史法，九流综兰台。
能漱六艺润，始起八代衰。
勃如芝菌生，浩如江河来。
文笔且犹然，何况著述才。
玄言王弼谬，卖饼公羊哀。
逃虚诗喻禅，破道文类俳。
陋乃理之贼，碎乃文之灾。
吾闻南华经，风积必待培。①
张之洞强调“中国文章不可不讲”，“文以载道，此语极精。”“中国之道具于经史，经史文辞古雅，浅学不解，自然不观，若不讲文章，经史不废而自废。”②他卓有见解地提出，“多读经、子、史乃能工文，但读集不能工文也。”③他主张文章应“有意、有词，有气，有势，有声，有色”，“通乎上下，意笔为先”。④文体不同，要求亦随之而异。“古文之要曰实，骈文之要曰雅。实由于有事，雅由于有理。散文多虚字，故尤患事不足。骈文多词华，故尤患理不足，各免偏枯，斯为尽美。”⑤至于时文，则宜“清、真、雅、正”⑥。无论何种文体，均应“先求法变可观，再议神明变化。”⑦张之洞于诗亦多有论述。他认为：“有理、有情、有事，三者俱备，乃能有味。诗至有味，乃臻极品。数语虽约，颇能赅括前人众论学诗者。”⑧诗家所忌，因体而殊。“五古忌散缓垛积，七古忌空廓平直，五七律忌枝节饤饾，绝句忌剽滑。各体之通忌，曰言外无余味。”⑨对于试律诗，之洞提出“宜工（不率）、切（不泛）。庄（不佻）、雅（不腐）”四条标准。在诗学理论方面，之洞不赞成钟惺、谭元春、袁枚等人所倡导的好孤峭、主性灵之说，而认为“体制必当学古，惟在有意耳。”他批评”明钟、谭诋七子，近人主性灵，变本加厉，尤非。”①以此为据，在诗家评骘上，之洞极度推崇深沉凝重、辞警意丰的杜（甫）诗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白（居易）诗。他赞杜诗曰：
稷契寻常便许身，忽侪孔跖等埃尘。
虽高不切轻言语，论定文人有史臣。
又赞白诗曰：
海图题咏见忧思，浪搅天吴悔己迟。
亦有刑天精卫句，千秋独诵白家诗。②
另一方面，之洞又贬抑风格险怪、词句苦涩的李（贺）诗和贾（岛）诗：“李昌谷诗乃零句凑合者，见之本传，贾长江诗乃散联足成者，见之唐诗纪事。岂特去诗教太远，古来大家直无此作法，其险怪不平易、苦涩不条达，正其才短，非其格高也。”③他还批评黄庭坚：“黄诗多槎牙，吐语无平直，三反信难晓，读之鲠胸臆”④。
张之洞论史学，亦多从切济时用着眼。“读史者贵能详考事迹古人作用言论，推求盛衰之倚伏、政治之沿革、时势之轻重、风气之变迁，为其可以益人神智，遇事见诸设施耳。”“诸史中体例文笔虽有高卞，而其有益实用处，并无轻重之别。盖一朝自有一朝之事迹，一朝之典制，无可轩轾，且时代愈近者，愈切于用。”①之洞认为，”全史浩繁”，而以“《史记》、《前汉》为尤要。其要如何，语其高则证经义，通史法；语其卑则古来词章无论骈散，凡雅词丽藻，大半皆出其中，文章之美，无待于言。”②“若意在经济，莫如《文献通考》，详博综贯，尤便于用。”③对于史论之作，之洞推崇唐刘知几“《史通》最为史学枢要，必当先读”④，又品评王夫之《通鉴论》、《宋论》“识多独到，而偏好翻案”⑤。他还批评“本朝史学家搜考亦极繁细，然亦稍有贪多识小之弊”⑥。
相对而论，在诸多学术门类中，之洞于版本目录学见识为精，贡献尤大。
光绪元年（1875年），张之洞任四川学政，“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之洞因作《书目答问》“以告初学”⑦。此书于中国版本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修成。七年之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告竣。《提要》对一万另二百五十四种古代典籍分类编排，并作出简要考订和评论。至今为止，它仍是最重要的问学门径之书，但其内容繁杂，不易为初学者掌握。而且，《提要》编成以后近百年内，又有大量学术著作问世，这就迫切需要有一部“以约驭繁”，且吸收最新学术成果的版本目录学著作来充当治学者的入门向导。
《书目答问》便担负了这一任务。《书目答问》的最大特色是切于实用。张之洞在《略例》中标明著述宗旨：
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其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汪本晚出者十之七八。）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罔眩惑而已。①《书目答问》的选录标准是：
经部举学有家法实事求事者，史部举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子部举近古及有实用者，集部举最著者。多传本者举善本，未见精本者举通行本，未见近刻者举今日见存明本。②《书目答问》共收录典籍二千二百余种，学术精要之作。基本网罗。又于每一种书目下列举若干重要的、通行的版本，加以简要切当的比较，以为初学者指点要津。
由于《书目答问》具有简约、精要、实用的特点，素为学界所推重。梁启超回忆，他少年时代“得张南皮之《輶轩语》、《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①任公此言，是当年士人的真切感受。对国粹派素持批评的鲁迅，于真正的中国学问仍深表敬意。1927年，他在抨击”整理国故”口号的同时，又告知青年：“我以为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②清末至民国间，求国学的入门之径者，莫不就教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仅此一例，即可见张氏在中国近世学术史上的地位。
①《清代学术概论》二十。
②《庄子·天下》。
③《论语·子路》。
①《论语、述而》。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行第一，讲求经济。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读书宜读有用书。
②《劝学篇·内篇·守约第八》。
①《劝学篇·内篇·守约第八》。
①《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行第一，戒自居才子名士。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连珠诗》之二十二。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六，电牍五十七，致京张冶秋尚书。
③《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读书宜读有用书。
④《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宜学好墨卷，宜讲用意用笔。
⑤《全集》，卷二百零五，《輶轩语》二，语文第三。古文骈体文。
⑥《全集》，卷二百零五《輶轩语》二，语文第三，时文。
⑦《全集》，卷二百零五《輶轩语》，二，语文第三，古文骈体文。
⑧《全集》，卷二百零五《輶轩语》，二，语文第三，古文体诗。
⑨《全集》，卷二百零五《輶轩语》，二，语文第三，古文体诗。
①《全集》，卷二百零五《輶轩语》，二，语文第三，古文体诗。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七，诗集四，读史绝句二十一首。
③《全集》，卷二百零五，《輶轩语》二，语文第三，古今体诗。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忆蜀游十一首之七，摩围阁。
①《全集》，卷二百○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读史。
②③④《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读史。
⑤《劝学篇·内篇·守约第八》。
⑥《全集》，卷二百二十一，书札八，致宝竹坡。
⑦《全集》，卷二百零六，《书目答问》略例。
①《全集》，卷二百零六，《书目答问》略例。
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9页。
②《而已集·读书杂谈》。《鲁迅全集》第三卷，第3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第三章 洋务殿军的富国梦——张之洞的经济构想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由清廷一部份力图自强的封疆大吏与开明的中枢亲贵联手发起的洋务运动，有着政治、军事、文教、外交等多方面的内涵，但是，无论从发起者的主观努力方向或者运动的客观重心考察，它本质上首先是一场物质文化层面的运动，所以有人称洋务派为”制造派”①。八十年代中期直至二十世纪初年，张之洞以后来居上的气势和规模，在两广、两江，尤其是在湖广地区，兴办了一大批不仅领先于全国，而且独步于亚洲的实业项目，成为详务运动的“殿军”。
在近三十年的洋务实业活动中，张之洞的经济思想经历着由传统向近代的艰难蜕变，形成新旧杂揉、中西并存的特色，给后人以多方面的启迪。
①《浙江潮》第一期（1903年二月）载余一《民族主义论》有“三十年来之制造派，十年来之变法派，五年来之自由民主派”之说。
第一节 从“不敢为功利操切之计”到广兴实业，开辟利源
清末民初政论家张继煦曾追论张之洞的经济思想说：
公一生政治，主张在开利源，以救中国之贫弱。而开利源，首在发展实业。故在鄂设施，皆本一贯之政策以进行。或疑公趋重官营事业，亦进夺民利。不知公主旨在夺外人之利，以塞漏卮而裕民生。①张继煦在这里所论张之洞经济思想的“主旨”，系指张之洞转化为洋务大吏之后，而他此前的经济思想，基本不脱劝奖耕储，平粜救荒，轻徭薄赋，固本养民等传统故道。侧身清流、居官京师时期，他屡屡上书论政，言及国计民生者颇多，其主调仍呈中世纪古朴之风。他提出为政”大要”，“一曰赋敛轻，一曰刑罚平。赋轻则不至竭民财，刑平则不肯残民命”②。又说，固邦本养民生当以奖廉吏、省厘税着手，“商民愁困，祸基不浅，欲救今日之弊，不在减局卡而在禁私征”③。对于困扰朝廷的各地荒政，他援引经典之言，先贤之行，“救荒必以赈贷并举”④，“古名臣如文彦博、范仲淹、苏拭、毕仲游诸人之救荒，惟以平祟为事，其效可睹也，不费之惠无过于此”①，因而提出储粮平粜，劝富赈穷，以工代赈等救荒对策。直至出任晋抚之初，仍以“简静二字”为理政之纲，以“培养元气”为理财之道，其目标是增加户口，劝民勤业，垦辟田野，清理库赋，杜绝贪墨。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规定“州县劝垦数多者优奖，漠视荒芜者者重惩”②，又清丈田亩，免除累赋，广行社义仓法，以御灾荒。这一切均如他自己所说：“皆儒术经常之规，绝不敢为功利操切之计”③。
由抚晋转督粤疆，张之洞完成了向洋务派的转化，随之其经济思想也发生转折，由恭奉儒学大经大纶，“不敢为功利操切之计”，一变而为仿照西洋广兴实业，求强求富。其根本之旨，正如他在给翟鸿书札中所自白：“今日中国救贫之计，惟有振兴农工商实业，劝导民间仿用机器制造，以外塞漏卮，内开民智，尚是一线生机”④。为了这“一线生机”，张之洞投入后半生精力，以坚韧不拔，排除万难的决心和毅力，将洋务实业的历史续写了十余年。
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即宣告洋务运动破产。我们认为此说未必全然适当。且不说用“破产”这样的语言来描述一场给予近代中国历史以深刻影响（包括正负两方面内容）的经济运动不尽妥贴，而且它本身就不尽符合史实。甲午以后四年，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之洞于《劝学篇》中，历述左宗棠、沈葆祯、丁宝桢等人的“洋务”建树之后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