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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

张之洞评传-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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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心绪困扰之下,张之洞为挽救一个腐朽的王朝、一种衰败的制度而耗干自己的全部心血。
  出于对时局和社会心理状况的分析,张之洞一向认为“化除满汉畛域”是推行“新政”的首要内容,不如此便难以抵制民间日益高涨的“革命排满”思想,无法平息积怨二百余年的民族矛盾,也不利于调动汉族地主阶级的庞大力量来拱卫统治秩序。还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元月,张之洞完成在京纂修学堂章程之命,返回湖广总督任前陛辞请训,便已“力请化去满汉畛域,以彰圣德、遏乱端”①,但慈禧以“朝廷本无畛域之见,乃无知妄加揣测耳”,将其驳回。此次张之洞以大学士、军机大臣身份再次犯颜直谏:“欲御外侮,先靖内乱,探源扼要,唯有请颁布告天下,化除满汉畛域。”②鉴于国内实际早已存在、且日益严重的革命排满危机,慈禧这次不得不采纳之洞的建策,于八月初二日发布上谕,一方面继续自我美化,声言开国以来对“满汉臣民,从无歧视”,指责民众“犹存戒心,自相纷扰”,另一方面不得不从事实上承认“满汉畛域”的存在,“究宜如何化除,著内外各衙门,各抒所见,将切实办法妥议具奏,即予施行。”③此后,清廷也确实作出种种姿态,如取消满汉异法,允许满汉通婚等,以图化解尖锐的民族矛盾。
  但是,清末满清贵族集团早已失去其先辈开拓、进取的博大胸襟和气度,而随着其统治秩序的江河日下,他们囿于极端狭隘的集团私利的民族猜忌心理,更发展到病态的程度。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光绪、慈禧几乎同时死去。年仅三岁的爱新觉罗·溥仪即位,是为宣统皇帝。其父醇亲王载沣任摄政王,皇室乘机集权,排斥汉官。载沣自统禁卫军,代行大元帅职,其弟载涛、载洵分充训练禁卫军大臣和筹备海军大臣。对于“少年贵胄骤起以操持大事”,张之洞出于公心,“固争以为不可”①,并因此与载沣等发生激烈争论,终因“孤掌难鸣,不得已而萌退志,告病数月,竟至不起矣。②”
  张之洞入廷枢后的另一重要举动,是谏阻诛戮袁世凯。
  载沣、铁良、良弼等满贵集团加紧集权,目标首先针对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袁世凯提出取消军机处,设责任内阁,铁良等坚决反对,另提出设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军权“集于中央”,借以削弱袁的势力。双方“舌剑唇枪,互不相下”,以至时人担忧,“恐酿大政变”③。后经慈禧决定,否决责任内阁之议,仍设军机处,并于公布各部新官制时,宣布各部尚书“满汉平等”,而实际上却是满族亲贵“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④,铁良出任陆军部尚书,掌握中央军权。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慈禧死去,袁世凯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对此袁世凯早有预见:“朝中公正老臣都已谢世,朝政尽入贵胄之手,弟此次得跻高位者,赖有太后之宠眷耳。然而慈宫春秋已迈,犹如风中之烛,一旦冰山崩,皇上独断朝政,岂肯忘怀昔日之仇,则弟之位置必不保。”⑤袁世凯于戊戌年间出卖光绪帝,素为帝系贵胄所切齿。而光绪之死,又盛传系袁世凯毒害所致,所以光绪之弟载沣摄政,大权在手,便一心为其兄复仇,必诛袁而后快。对于宫廷内部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张之洞了然于胸。虽然袁、张之间也有隔阂,但毕竟二人同人军机,在革除朝弊、推行“新政”方面颇多共同语言,而且又因同为廷枢汉官,而受到满族亲贵集团的疑忌,因此二人又有同病相怜之感,彼此援引,“深相结纳”①。
  慈禧临终之前,安排后事,由溥仪继帝位,其父载沣摄政,征求袁世凯的意见,袁“一力赞成”②。并派其子袁克定密告英国公使朱尔典,朱称“目前似无较此为佳的安排”。袁又将此话转告载沣,企图借列强之势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也含有希望载沣念其拥戴之功,抛弃夙怨之意。但是,载沣并不买帐。他摄政不久,即以袁世凯瞒着自己与美国谈判互派大使为口实,密谋杀袁。满贵集团极力怂恿:“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削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③载沣又征求奕劻、张之洞的意见,奕劻表示反对,张之洞也说:“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他的想法是:“主上冲龄践祚,而皇太后启生杀黜陟之渐,朝廷有诛戮大臣之名,此端一开,为患不细。吾非为袁计,为朝局计也。”④载沣认为此言有理,便于宣统元年(1909年)元月二十一日发布上谕,称袁“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①袁世凯虽对此恨得牙根发痒,但也只得忍气吞声,作韬晦计,返回故乡河南,以图东山再起。
  张之洞谏阻诛戮袁世凯,本意是缓和权力核心内的满汉矛盾,避免祸起萧墙。然而此举并未能挽回清王朝的颓势,却使袁世凯日后复出窃国成为可能,这又是之洞所始料未及的。
  ①胡编《年谱》卷六。
  ②胡编《年谱》卷六。
  ①胡编《年谱》卷五。
  ②胡编《年谱》卷五。
  ③《东方杂志》1907年第8期,上谕。
  ①胡编《年谱》卷六。
  ②《张文翼公大事记·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
  ③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八,第38页,1947年刊本。
  ④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⑤《与兄世勋书》,《袁世凯家书》第42—43页。
  ①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
  ②沈祖宪等编纂:《容庵弟子记》卷四。
  ③载涛:《载沣和袁世凯的矛盾》,《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324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④胡编《年谱》卷六。
  ①金毓黻编:《宣统政纪》,辽海书社1934年版。

 
第四节 国运尽,老臣逝
  张之洞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忧患国事日非的悲凉心境中度过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之洞由湖广任奉召人京厘定学堂章程。此时离他于光绪十年(1884年)离京赴任两广总督,已近二十载。重返京师,但见“老辈凋零,风雅歇绝,守旧者率鄙陋闭塞,言新者又多后进践躁之流,可与言者殆少。感愤之余,屡屡形诸吟咏。”②他邀约宾客往观慈仁寺双松,归来感叹:“遗此区区老秃树,岂足增壮帝京色。”远足西山,那秀媚的名胜佳境仍不足排遣他胸中的郁闷:“西山佳气自葱葱,闻见心情百不同,花院无从寻道士,都人何用看衰翁。”③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之洞以体仁阁大学士身份入军机,“天下喁喁望治”,然而此时朝政腐败已达极点,满贵集团挂羊头卖狗肉,借“新政”之名,行专权之实。慈禧死后,载沣摄政,更是变本加厉,加紧排斥异己,集权于皇室。之洞“入此非驴非马之政府,且时相龁,遂致一无展布,名实俱损。”①载沣等人虽然对张之洞不象对袁世凯那样,必欲除之而后快,表面上仍以“顾命重臣”待之,优礼有加,但实际上往往并不采纳他的政见。
  宣统元年(1909年)元月,陕甘总督升允奏陈反对立宪之意,自请开缺。张之洞以为其言虽不恰当,但在满员中究属正派一流,因而不可允其辞呈。可是,庆亲王奕励素与升允有隙,乘机进言载沣,使允其所请。之洞得知此事,“意颇抑郁”。与此同时,给事中高润生参劾津浦铁路总办道员李德顺、督办大臣吕海衰营私舞弊,载沣准备以满员取代之。张之洞正为亲贵联翩进用而”忧形于色”,当即表示反对:“舆请不属,必激变”。载沣竟然蛮横地称“有兵在”,准备动用武力压制民心。之洞“退而叹曰:‘不意闻亡国之言。’咯血而出。”②几十年仕途鞍马劳顿,之洞垂垂老矣。严重的肝疾,更令他痛苦不堪。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以后,终至一病不起。八月二十一日,摄政王载沣亲临探视。张之洞以一片赤心,试图最后规劝载沣,明瞭亡国危机迫在眉睫,促其幡然醒悟,以振朝纲:
  王至谓公曰“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公曰:“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王出,陈师傅(陈宝琛——引注)入,问曰:“监国之意若何?”公无他言,第叹曰:“国运尽矣!盖冀一悟而未能也。”①之洞明白自己的生命已到最后时刻。他告诫护持病榻前的子孙,“勿负国恩,勿堕家学,必明君子小人义利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又令诵读遗折:
  “当此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百废待兴,朝廷方宵旰忧勤,预备立宪,但能自强不息,终可转危为安。……所有因革损益之端,务审先后缓急之序,满汉视为一体,内外必须兼筹,理财以养民为本,恪守祖宗永不加赋之规,教战以明耻为先,无忘古人不戢自焚之戒,至用人养才尤为国家根本至计,务使明于尊亲大义,则急公奉上者自然日见其多。”
  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二十一日亥刻,张之洞逝世,终年七十二岁。二十三日,上谕加恩予谥文襄,晋赠太保,入祀贤良祠,翌年,灵柩归葬故乡南皮。
  ②许编《年谱》卷八。
  ③许编《年谱》卷八。另许同莘称:“抱负感触,更非前度刘郎之此”。刘郎,指唐人刘禹锡。其诗《再游玄都观绝句》云:“仲桃道士旧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表达了一种不屈不挠,对前途充满信心的情绪。而之洞此时却以“衰翁”自况,故“更非前度刘郎之比”。
  ①叶慕绰:《遐庵遗稿》,《文史资料选辑》第96辑。
  ②许编《年谱》卷十。
  ①许编《年谱》卷十。

 
第五节 著述遗世
  张之洞以“儒臣”名世,以“有学”自负,终其一生,不仅励精图治,政绩斐然,而且亲治文书,勤于笔耕。他生前己有多种论著刊行,辞世后,其家人、门生及学者一再编辑遗作,出版文集。著述勤奋,兼之刊印及时,使张之洞以近五百万言垂世,成为晚清名臣中留下文字较多的一位。
  张之洞生前出版的著作,影响较大者是《书目答问》、《輶轩语》、《劝学篇),此外还有《张香涛学使学究语》、《广雅碎金》、《广雅堂诗集》等。
  《书目答问》(不分卷),完成于光绪元年(1875)四川学政任上,光绪二年(1876)初刻本即广为流行。光绪三年(1877)重加勘定,在京师为诸生授读。光绪五年(1879)贵阳王秉恩刊刻本增补二百多处,为较善之本。《书目答问》究竟是张之洞自撰还是由目录学家缪荃孙(1844—1919)执笔,素有争议。民初学者范希曾编《书目答问补正》,范在跋中称:“张氏《书目答问》,出缪筱珊先生手,见《艺风堂自订年谱》”①柳诒徵为《书目答问补正》作序,亦称:“文襄之书,故缪艺风帅代撰”②。这类说法的根据是缪荃孙本人,他在《艺风老人年谱》中说:“光绪元年,年三十二,八月,执贽张孝达先生门下,命撰《书目答问》四卷。”但缪氏《丰岩厂所见书目序》却别有讲论:“同治甲戊,南皮师相督四川学,有《书目答问》之编。荃孙时馆吴勤惠公(棠)督署,随同助理。”若依此说。则张为《书目答问)著者,缪为协助者。
  《輶轩语》(一卷),光绪元年(1875)著于四川学政任上,翌年刊行,光绪十四年(1888)山西解州书院刻《存诸已斋格言丛书)本。民国十二年(1923)汇印光绪中沔阳庐氏刻《慎始基斋丛书》本。
  《张香涛学使学究语》(一卷),蒋德钧辑,光绪中湘乡蒋氏龙安群署刻《求实斋丛书》本。
  《广雅碎全》(四卷),光绪二十三年(1897)桐庐袁昶刻《渐西村舍汇刊》本。
  《劝学篇》(二卷),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书成,三月有两湖书院刊本,五月有桐庐袁昶于芜湖刻《渐西村舍汇刊》本。又有同年两湖书院石印本、桂垣书局刊本、中江书院重刊本、黄州河东书院刊本、汉川诒谷堂重刊本及各省重刊本,估计总印数不下二百万册,一时风行海内。美国人渥特勃内基(SamuelWoodbridge)将其译为英文,以《中国的唯一希望》China’sonlvHope;AnAppealbytheGreatestVictoryChangChintung)作题,于1900年在纽约出版。法国传教士热罗姆·托巴尔将《劝学篇》译为法文,在《汉字杂志》第二十六期发表。《劝学篇》为张之洞手撰无疑,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七称,张于戊戌(1898)初,夜以继日著作《劝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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