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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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爱国的、开明的政治家,之洞高于一般官僚的地方就在于,在民族矛盾压倒阶级矛盾的反侵略战争中,他能够将“御外”置于“制内”之上。还在山西巡抚任内,之洞就提出应授刘永福以正式官职,承认黑旗军的合法地位。他在《法衅已成敬陈战守事宜折》中说:“防不如战,近不如远,迟不如早,而要以争越、封刘、战粤、防津为四大端。”①所谓“封刘”,即指授予刘永福以正式官职。之洞充分肯定黑旗军的抗法功绩,称“法人屡败于刘团”,并对黑旗军在日后战局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给予高度估价:“此时乘已战之局,藉刘团之助,因越民之扰,就陆战之便,与之纵横奋击,安见不可终挫凶锋?”②当李鸿章等朝廷大员处心积虑欲置刘永福黑旗军于死地时,之洞义正同严地宣告:“洞敬其为数千年中华吐气,故竭力护持之。”③张之洞就任两广总督后,再次建议清廷将黑旗军收编,以利战事。经过之洞反复奏陈,光绪十年(1884年)八月,朝廷对法宣战后,终于接受之洞“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因越以用刘为实济”的建策,授刘永福“记名提督”衔,赏戴花翎,并陆续拨给黑旗军饷银七万两。黑旗军取得合法地位后,之洞又大力资助其饷械,半年多时间内,先后拨银十五万五千两,并令清军与其协同作战,共抗法军。唐景崧率景军配合黑旗军,于这一年年末出击宣光,取得临洮大捷。诚如唐景崧所说:“黑旗自与法人迭次交锋,皆大战,未有借助于他军者。两载以来,虽曰助刘,何尝有同泽同胞之义哉?独此次为我景军切实援应耳。”④黑旗军的处境前后迥然不同,得力于张之洞的开明态度。很显然,这种变化不仅有利于黑旗军,而且更有利于抗法战争的大局。
①②《全集》,卷七,奏议七。
③《全集》。卷一百二十四,电牍三。
④唐景崧:《请缨日记》卷六。
①《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①《全集》。卷九,奏议九,《敬陈海防情形折》。
②《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潘祖荫。
①张树声字振轩,彭玉麟字雪琴。
②《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①《全集》,卷九,奏议九,《查复张树声参款片》。
②《全集》,卷九,奏议九,《敬陈海防情形折》。
③《全集》,卷三,奏议三,《海警日迫急筹战备折》。
④《全集》,卷九,奏议九,《息借商款折》。
①张佩纶:《涧于集》。丰润涧于草堂张氏刊本,1921。
②《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二○,第9页。
①中国史学会编:《中法战争》第一册,第13页,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
①唐景崧:《请缨日记》,见《中法战争》第二册。
②四川总督丁宝桢奏折,见《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三,第12页。
③《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九,第15页。
第二节“独数谅山一役,全仗纡筹决策”
张之洞死后,清廷追谥“文襄”。晚清重臣中,谥“文襄”者,仅左宗棠、张之洞二人。左氏戎马一生,与太平军、捻军及西北回民军恶战多年,又进兵新疆,讨平阿古柏,获“文襄”谥,顺理成章。比照左氏,曾有人对之洞谥“文襄”表示疑问。之洞的门生罗献修在挽联中为恩师辩白:
劝学堕仪征太傅,更有大焉,洵岭峤百世之师,颜欢寒士,长留广厦千间,惟惭后乐先忧,佛时谆勖为文正;易名媲湘阴爵侯,夫何疑者,概中外两军相见,威震远人,独数谅山一役,全仗纤筹决策,将略知非短武乡。①此联言之洞督粤事迹,上联举文教,下联赞武功。罗献修以为,以之洞在中法战中,尤其是谅山大捷的建树,足以与左宗棠媲美(左氏湖南湘阴人,罗氏挽联“湘阴”即指左氏),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功,不在诸葛武侯之下。这后半句,有溢美之嫌,但“独数谅山一役,全仗纤筹决策”数言,确乎不违史实,称其“甲胄有劳”、“因事有功”,实不为过,故谥“文襄”并非虚妄。纵观张之洞全人,武功非其擅长,但他在中法之战全过程中,却显示了过人的军事谋略。
光绪九年(1883年),之洞在山西巡抚任内,对于南方战事即提出“守四境不如守四夷”的战略构想,主张出兵越南,支援越军及黑旗军,拒敌于国门之外,以夺取战争主动权。
光绪十年(1884年)春夏,法舰队攻陷马尾,围困台湾,主战场由陆路转到海路,台湾海峡成为战争焦点。张之洞一面竭力援济守台刘铭传部,一面奏请朝廷”缓台唯有急越”,“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在海军实力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与法军在海上周旋,并无成效,只有采用“围魏救赵”之略,方可扭转战局。“今日敌情事势,我不能追逐法虏以去鸡笼,法亦不能尽破我军而踞台地。惟有力争越南,攻所必救,庶不致率其丑类肆毒孤台,越圻渐恢,台围自解。”①这是颇有战略眼光的建策。
之洞提出,在陆路,我军应分东、西两路,夹击法军。西路由唐景崧率景军入越,会同刘永福黑旗军及滇军岑毓英所部,于光绪十年(1884年)未攻击据守宣光法军,收复宣光、兴化、山西的大部地区,后又取得临洮大捷,击溃西线法军。在东路,张之洞起用老将冯子材及淮军将领王孝祺(?—1899)“出偏师助桂军,腾出兵力攻西路”②,入越作战。
冯子材(1818—1903),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字南干,号萃亭。行伍出身,先后任广西、贵州提督。他曾奏劾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为徐所忌恨,后徐升任广西巡抚,泄私报复,冯子材郁愤称疾还乡。冯子材是有名的战将,之洞的前任张树声曾请他督办广东高、雷、钦、廉四府团练。之洞接任后,亦遣员传书并送饷银五万两,请冯出山。又于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二十一日致函冯子材:
钦州民团,自得宏才指麾,谅已日形精整。鄙意拟请阁下速将团练密加部勒,营哨官分别派定,一遇事机紧迫,即将精健练勇酌带二三营,配给军火,取径疾趋袭彼广安、海防,广张声势,多设疑兵,以为牵制之计。冯子材素钦之洞,说:”南皮系巍科名统,乃能识我!越事已急,我允之矣。”
②冯子材此时已近古稀之年。前曾有人建议李鸿章起用冯赴越作战,李鸿章以其年老力衰未允。张之洞却认为,”冯虽老,闻未衰;旧部多,成军易;由钦往,到越速;在越久,水土习,用土人,补遣便,将才难得,节取用之。”
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东路法军集中万余重兵,大举进攻驻守谅山的广西巡抚潘鼎新(?—1888)所属桂军苏元春(1845—1908)部。潘鼎新畏敌如虎,望风披靡,不战而溃。之洞急令冯子材率军驰援,但不等冯军赶到,桂军已弃阵而逃。二月十三日,法军攻占谅山,兵锋直逼镇南关,形势危急,全线震动。潘鼎新自知罪责深重,竟诿罪于冯子材,谎称冯军“飞催不至”,致使苏元春部孤军奋战,才酿成谅山大败。之洞一时不察,十分恼怒,电斥冯子材,”何以上对朝廷,且亦何以对桂军”①。冯子材复电辩诬。经过查证,之洞方知潘鼎新的伎俩,他立即与彭玉麟合奏朝廷,“并非冯王不听调度,实由潘抚调度乖方,且陈其欺饰状”②。同时又电慰冯子材,劝其“以大局为重,万勿愤郁,将来破敌,终赖麾下。”
法军兵临镇南关下。此时潘鼎新龟缩于龙州城内,不敢动弹。张之洞令冯子材任广西关外军务帮办,接替镇南关前线指挥权,许其相机行事,以免电函往返,贻误战机。三月,法舰侵扰广东北海(今属广西)。之洞一度意欲抽调冯军十营回防,但冯子材建议:“首先飞文出示钦廉,声言不日材亲率数十营即到,……虚张声势,以定人心。材仍稳扎长墙,整备以待。”③之洞接受建议,放弃了原计划。
冯子材受命于危难之间。他令士卒于关前隘跨东西两岭筑长墙,掘深堑,布置炮位,严阵以待。冯子材亲率主力驻守夫前,又调苏元春、陈嘉两部防守侧后两翼,王孝祺部屯军于后,成犄角之势。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初七日。法军两千余人分三路直扑关前。两军激战终日,东西岭阵地几度易手。八日,法军凶焰更炽。最危急关头,冯子材谓诸将曰:“法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民,何以生为!”他“以帕裹首,赤足草履,持矛大呼跃出”④,率其二子相荣、相华,冒死冲入敌阵,展开肉搏。诸军见状,士气大振,奋勇进击,击毙法军将领数十,歼敌千余,追出关外二十里。随后冯部乘胜进军,十二日败敌于巴坪,十三日攻克谅山。
镇南关—谅山大捷,不仅扭转了中法战争的局势,而且一洗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军队抵抗西方列强入侵屡战屡败的耻辱,大长中华民族志气。张之洞称“自中国与西洋交涉,数百年以来,未有如此大胜者。”①确不为过。人们历来对老将冯子材此役之勇赞不绝口,但对于之洞“纤筹决策”之功,从启用良将、筹措军需直到作战方略的制订,却每每忽视,这是有欠公道的。唐景崧曾这样评论镇南关一役:
是役也,朝廷威灵,将帅勋略,均应表暴,为千秋论世者之徵。……非南皮尚书豫筹冯、王协桂之师,则桂军势不能骤振。然则南皮实为功首也。诚哉斯言!
①《中法战争》,第四册,第521页。
②芝翁:《古春风楼琐记》。
③《中法战争》第四册,第458页。
①《全集》,卷一百二十二,电牍一,(致龙州冯军门)。
②《一士谈荟》第350页。
③《全集》,卷一百二十三。
④许编《年谱》卷三。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②唐景崧《请缨日记》,《中法战争》第二册,第192页。
①《一士谈荟》第346页。
①《全集》,卷十,奏议十,《分遣广军规越折》。
②《中法战争》第四册,第458页。
第三节 反对议和,加固两广边防
镇南关—谅山大捷,给予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而垮台。这正是中越方面驱逐法军出越南的大好时机。但是,清廷的软弱,断送了前线军民浴血奋战的胜利成果。
中法战争全过程中,双方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外交接触从未中断。光绪十一年(1885年)以前,法军在陆、海各路均占据优势,因而谈判态度蛮横。英、美、德等国出于各自目的,也从中插手,压迫清政府就范。无奈法方条件过于苛刻,清廷实在难以接受,谈判陷于僵局。正当此时,前线传来镇南关—谅山大捷的消息。李鸿章认为“当藉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要求。”①他向慈禧提出“乘胜收束”的主张,并以此为基本立场,重开谈判。为了使谈判能顺利进行,清政府下令:越南宣光以东战线,四月十五日停战,二十五日撤兵;宣光以西战线,四月二十五日停战,五月五日撤兵;台湾方面,四月十五日停战。
上谕传至前线,军民群议沸腾。之洞于当天即致电总理衙门:“冯军刻必进攻北宁,大胜后方可言和”。第二天,他又致电慈禧:“款未定,万万不可撤兵。臣之洞谨昧死上陈,恳圣明熟思。”②与此同时,他与冯子材、王孝祺、苏元春等紧急磋商,希望冯、王两军抢在四月十五日停战日期以前,攻克军事重镇北宁。可惜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从中作梗,未能实现。朝廷亦知之洞及前线军民的不满情绪,惟恐他们的行动影响重开和谈,严令“防军如期停战,撤回边界……倘有违延,朝廷固必严惩。”③诸军不敢抗令,挥泪撤兵。之洞致电冯子材:“事权不一,洞能请之;需饷需械,洞能筹之。班师迫促尽弃前功,已得越疆仍还法虏。事机可惜,边患何穷!”①抱憾之情,溢于言表。之洞是反对议和的。他致电李鸿章:“去岁奉电传上谕:‘法人无理,已饬决故。嗣后如有以和议进者定即军法从事!’此次进和议者为谁?”②李鸿章毕竟心虚,把责任推给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查进和议者‘二赤’,我不过随同画诺而已。”当议和已成既成事实后,之洞只好寄希望于慎重订约,尽力维护主权,保护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成果。他电函李鸿章:“今议详约,万望力争,天下责望,惟在公也。”“画押宜慎,关系国家万年之计。”为此,他恳请朝廷将议约草案“发沿海沿边疆臣筹议”,但是,未被采纳。和约签字前夕,之洞在给左宗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