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第一卷)-第6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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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文艺复兴的壁画向威尼斯画派的油画的转变，是精神历史的一部分。要辨认这一变化的过程，我们就必须理解那些十分细微的和微妙的特征。从马萨乔在布兰卡奇礼拜堂的《彼得与纳税钱》，经由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给乌尔比诺（Urbino）的费德里戈（Federigo）和巴蒂斯塔（Battista）的形象配上的高远的背景，到佩鲁吉诺的《基督授予钥匙》，在几乎每一件作品中，壁画的技法都在同侵入绘画领域的新形式争胜，尽管拉斐尔在梵蒂冈的“施坦查”的创作过程中的艺术发展，几乎是我们所能见到的那一进行中的综合变化的唯一例证。佛罗伦萨的壁画瞄准的，是各别事物的现实性，并是在一种建筑背景中来创造这些事物。相反，油画看见和处理的，是总体的、一直在增强其确然性的广延，它把所有对象仅仅当作广延的表征物看待。浮士德式的世界感创造了它所需要的新技术。它抛弃了素描风格，如同自奥里斯梅时代起坐标几何抛弃那一风格一样。它把与建筑动机联系在一起的线性透视转变成了一种纯粹的、通过色调的细微过渡来处理画面的空气透视。但是，文艺复兴艺术——它既无法理解自己的深刻倾向，也无力完善它的反哥特原则——的一般条件使那一过渡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和困难的过程。每个艺术家都以他自己的方式跟随潮流。有人用油彩在裸墙上图绘，并由此而被指责他的作品会消亡（例如列奥纳多的《最后的晚餐》）。有人则是直接图绘画面，就仿佛那是在画壁画（例如米开朗基罗）。有的人冒险，有的人猜疑，有的人落伍了，有的人则被吓跑了。通常，这就是手与心、眼与工具、艺术家所欲望的形式与时代所欲望的形式之间的斗争——也是雕塑与音乐之间的斗争。
　　据此，我们终于可以明白列奥纳多所作的巨大努力，可以理解乌菲齐博物馆（Uffizi）的《博士来拜》这幅漫画。那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艺术探索之作。直到伦勃朗时代以前，像那样的探索甚至是不可想象的。他超越了所有的视觉度量，超越了那时被称作素描、轮廓、搭配和组合的一切，他无所畏惧地向前推进，去挑战永恒的空间；一切形体的东西都像哥白尼体系中的行星一样漂浮着，也像巴赫式的管风琴赋格曲的音调一样在昏暗的教堂中飘荡着。在当时所能容许的技巧的可能性中，要表现如此动态的一种距离意象，当然只能是留下一件未完成的作品。
　　在代表文艺复兴最高峰的《西斯廷圣母》中，拉斐尔用轮廓包容了作品的全部内涵。那是西方艺术最后的伟大线条。而且，使拉斐尔成为最不为人们所理解的文艺复兴艺术家的是，这时的绘画传统业已因内心情感的强度而几乎紧绷到了临界点，而他确实没有纠缠于这些难题，甚至根本不曾觉察到它们的存在。但是，他把艺术带到了不再逃避那困境的边缘，他在有生之年，在此形式世界的内部实现了艺术最大的可能性。一般的人认为他的作品单调乏味，而没有认识到他的设计意图何在。读者诸君，请再看一看那变得寻常的圣母像。你可曾注意到那些变成了婴儿头部、环绕着放射状的中心人物的彩色小云朵？——这些云朵是圣母注入了生命的大量未出生者。我们在《浮士德》第二部那令人惊讶的终局中再次看到了具有同样意义的这种灿烂的云霞。在拉斐尔那里透露出的对文艺复兴情感所取得的那种内在胜利，并不是由于他身上的那种崇高的独特性的魅力。我们一瞥之下，就能理解佩鲁吉诺，可是对于拉斐尔，我们只能是自认为了解了。他的线条本身——其素描的特征乍一看似乎是古典的——是某种漂浮在空间中的、超凡的、像贝多芬的音乐一样的东西。在这类作品中，拉斐尔是所有艺术家中最不清晰的，甚至还没有米开朗基罗那么清晰，后者的意图在作品的所有片断中还是显见的。在弗拉·巴托洛米奥（Fra　Bartolommeo）那里，物质性的边界线仍整个地是主导。它就是整个的前景，而作品的整个意识，则经由对人体的界定而得到详尽的处理。但是，在拉斐尔那里，线条是沉默的、带有期待的、隐蔽的，且是在极度的张力中等待着融入无限，融入空间和音乐中。
　　列奥纳多已经处在边界线的那一边。《博士来拜》已经就是音乐。在这件作品中，以及在他的《圣哲罗姆》（St。　Jerome）中，他没能超出褐色的底绘，没能超出“伦勃朗式的”阶段，也没能超出未来世纪所用的空气氛围的褐色，这不是偶然的事，而是具有深刻意义的环境影响使然。在他看来，意向的完整实现和清晰的表达，只能在这一状态下才可在作品中获得完成，向色彩领域（因为那一领域仍处在壁画风格的形而上局限中）迈出任何一步，都会摧毁他已经创造的东西的灵魂。色彩的感受，以其全部的深度，它的象征主义后来成为了油画的手段，而达芬奇担心的是壁画“技巧”（slickness）会破坏他的观念。他对这种绘画的研究显示了他与伦勃朗的蚀刻画——这一艺术的故乡也是对位音乐艺术（佛罗伦萨人并不知道这种艺术）的故乡——之间紧密的关系。可对于威尼斯人来说——他们处于佛罗伦萨的传统之外——只有色彩被保留下来，为的是实现达芬奇在此所追求的目标，塑造出一个色彩的世界，来补足空间，而不是捕捉事物。
　　也是因此之故，列奥纳多（在经过无数次尝试之后）决定在《最后的晚餐》中任由基督的头部处于未完成状态。他的时代的人们对于肖像画的理解，远不及伦勃朗的理解那么成熟，即把它理解成是从动态的笔触、光和色调中来庄严地构建起一个心灵史。但是，只有伟大的列奥纳多能够把这种局限体验为一种命运。其他人仅仅是专心于画头部（以他们各自的画派所规定好的技法），而列奥纳多——在这里，他也是让手部开口说话的第一人，并且是第一位观相的艺术大师——则有着无限宽广的目的。他的心灵是着落于遥远的未来，尽管他的作品中那属人的部分，他所画的眼和手，遵从的仍是时代的精神。可以断定，他是三位大师中最为自由的。他已经远离了米开朗基罗那有力的天性徒劳地与之斗争的东西。化学、几何分析、生理学（歌德的“活生生的自然”也是列奥纳多的）、火器技术等等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是他所熟悉的。他比丢勒更深刻，比提香更大胆，比他的时代的任何人都更为广博，本质上说，他就是专事未完成作品的艺术家（the　artist　of　torsos）。米开朗基罗这位晚出的雕刻家也是这样，但却是另一个意义上的，而到了歌德的时代，对于《最后的晚餐》的画家来说不可企及的东西，已经被实现且被超过了。米开朗基罗努力再一次把生命纳入一个僵死的形式世界，列奥纳多则感受到了未来的一个新的形式世界，歌德则预言了再也不可能有新的形式世界出现。在第一个人和最后一个人之间，便是浮士德式的文化的成熟时代。
　　六
　　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下处于完成阶段的西方艺术的主要特征。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所论的所有历史的深刻必然性。我们已经学会了把艺术理解为是基本现象。我们不再认为因果的运作可以赋予那一发展的故事以统一性。相反，我们确立了一种艺术的命运观念，承认艺术是文化的有机体，是有诞生、成熟、衰老和永久死亡的有机体。
　　当文艺复兴——及其最后的幻觉——走向终结时，西方心灵已获得了对自身的力量和可能性的成熟意识。它已经选择了它的艺术。作为一种“晚期”阶段，巴罗克时期知道，如同爱奥尼亚时期已经知道的，其艺术的形式语言意味着什么。艺术已从一种哲学的宗教变成为一种宗教的哲学。大师巨匠风起云涌，取代了众多默默无名的学派。在每一文化的巅峰时期，我们皆可看到由庞大的伟大艺术群构成的壮观景象，它们作为一个单位，通过作为其基础的原始象征的统一性，而井然有序地联系在一起。阿波罗艺术群——包括瓶绘、壁画浮雕、列柱建筑、阿提卡戏剧和舞蹈——是以裸体雕像为中心。浮士德艺术群则围绕着纯净无穷的空间理想而构成自身，其重心则在于器乐。各精彩的头绪从这个中心辐射出去，进入所有精神性的形式语言，使我们的微分数学、我们的动力学、耶稣会士的宣传、我们的著名的“进步”口号的力量、近代机器技术、信用经济学、从事王朝外交的国家——所有这一切全都交织成精神表现的一个庞大总体。以大教堂的内在节奏为开始，以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帕西伐尔”为终结，艺术对无穷无尽的空间的征服从1550年左右起可谓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就在此前一直居于主导的平面几何变成我们的数学中最不重要的分支的时候，雕塑也随同米开朗基罗一起在罗马走到了它的尽头。与此同时，威尼斯也出现了扎利诺的和声和对位理论（1558年），以及通奏低音的作曲方法——这一技法乃是音响世界的一种透视法和一种分析法——而这种音乐的姊妹，即北方的微积分数学，也在这时问世。
　　油画和器乐、空间艺术，现在开始进入各自的王国。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两种本质上属于古典文化的物质性的和欧几里得式的艺术，亦即圆雕和严格的平面壁画，是在公元前600年左右的相应时期获得其重要性的。而且，在前一种和后一种情形中，绘画都是首先成熟的。因为在那两种情形中，在二维平面上的绘画不如固体的铸模或在非物质的广延中的作曲那么有野心，但却比它们更容易为人们所掌握。1550～1650年的时期完全是油画的时期，如同公元前6世纪完全是壁画和瓶绘的时期一样。空间和人体的象征主义，在一种情形中是由透视法来表现，在另一种情形中是由比例来表现，但在这两种情形中，它们都仅仅是由绘画艺术暗示出来，而不是由它们直接地展现出来。这些艺术，在每一情形中都只能把各自的原始象征（例如它们在广延中的种种可能性）当作在一个图绘的表面上的幻象来加以生产，它们确实能够暗示和唤起理想——古典的或西方的，正如在每一情形中所显示的——但它们不能够实现理想；因此，它们在“晚期”文化的道路上总是作为最后的高峰到来之前的突出物而出现。伟大的风格越是临近它的完成点，一种由极端清晰的象征主义所展示的装饰语言的趋势就越是关键。伟大的艺术群被进一步简化。1670年左右，就在牛顿和莱布尼茨发明微积分的时候，油画已达到了它的可能性的极限。它的最后几位伟大的大师都已去世或行将去世——委拉斯开兹死于1660年，普桑死于1665年，弗朗斯·哈尔斯死于1666年，伦勃朗死于1669年，弗美尔死于1675年，牟利罗（Murillo）、雷斯达尔和克劳德·洛兰死于1682年——我们只需提及少数几位比较重要的继承者的名字［华托、荷加斯、提埃坡罗（Tiepolo）］，立刻就能感觉到一种艺术的衰落和终结。也是在这个时期，如画的音乐的伟大形式也告消亡。海因里希·舒策于1672年去世，卡里西米于1674年，普赛尔（Purcell）于1695年，相继去世——这是康塔塔的最后几位伟大的大师，他们围绕着意象主题用无限多样的声调和乐器的音色进行表现，他们描绘了优美的景色和伟大的传奇场景的真实图象。随着吕里（Lully）（卒于1687年）的去世，蒙特威尔第的充满英雄气的巴罗克歌剧的心脏也开始停止了跳动。管弦乐、管乐和弦乐三重奏的旧的“古典”奏鸣曲的命运也是一样，因为它本是赋格曲风格中意象主题的一种发展。从此以后，那种形式成为大协奏曲、组曲、为独奏乐器所写的三段式奏鸣曲这些最后成熟的东西的形式。音乐摆脱了人声所固有的实体性的残迹，而成为绝对的艺术。音乐的主体不再是意象，而是一种具有孕育能力的函数，只存在于自身的演进中，且只通过自身的演进而存在，因为诸如巴赫所实践的赋格曲风格只能看作是一个微分和积分的持续不断的过程。纯粹的音乐对绘画的胜利，可以从海因里希·舒策晚年写作的“受难曲”中——那是新的形式语言的可见的曙光——以及从达尔·阿巴科（Dall’Abaco）和科莱利的奏鸣曲、亨德尔的清唱剧和巴赫的巴罗克对位音乐中，标示出来。从此以后，这种音乐成为浮士德式的艺术，我们完全可以把华托描述为是画家中的库伯兰，把提埃坡罗描述为是画家中的亨德尔。
　　在古典世界中，相应的变化大约发生在公元前460年，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