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日落九世纪-第4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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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的藩镇大多出身于盗寇和地方军将，其地方割据的本性是与身俱来的，因而在国家危难时期对王室的忠实程度上便有很大的折扣，即使如高骈这些官宦出身之辈，在这种分崩离析的关头，也免不了心怀异志，更遑论那些地方军将和割据藩镇了。要靠此辈完成匡复国家的重任，那实在是要打上一个问号。　　　　
　　　　


第七章　崩溃崩溃（4）

　　　　高骈手下的一位谋士说得好：　　　　
　　　　“相公勋业已高，妖贼未殄，朝廷已有闲言。贼若荡平，相公威望盖主，则又如何处之？为相公良计，莫如临岸观火，自求多福。”　　　　
　　　　这根本就是为不忠不孝开脱的一句漂亮话。高骈何尝不知道作为拥据一方的藩镇首领，即使“功高盖主”，天子又何以处置？！更何况现在的情形，又绝非是“兔死狗烹”的时代，他又哪里来的这个担心！所以高骈放弃抵抗，实实在在是出于私心。一年后两京沦陷，高骈尚欲兼并两浙，以成当年孙策三分天下之计，就是最好的证明。　　　　
　　　　高骈放弃抵抗，使引颈南望的天子和满朝文武一片哀叹。中央政权本身已经多少年没有起过扭转乾坤的作用了，眼下更是无所措手。别看田令孜信誓旦旦地要守潼关，其实他早就准备西逃蜀中。作为实握大权的宦官，他从来也不会选择玉石俱焚的道路，只要保住了天子，也就保住了自己的权益，这一点，连皇上本人都不无感觉。所以，皇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下令在潼关作最后一战，不然，天子的颜面又置于何地？但是，靠京中的那些由富家子弟组成的神策禁军，潼关哪里守得住？　　　　
　　　　十二月初二，黄巢攻克潼关，初五，进占长安。十万大军入城之时，长安居民夹道观看。人心的离失，是为政者最大的失败，当僖宗仅在田令孜五百神策兵护卫下从金光门狼狈出逃时，恐怕是很难想到这一点的。　　　　
　　　　官吏的无能就是政治的无能。　　　　
　　　　僖宗自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七月即位到现在，前后有刘瞻、崔彦昭、郑畋、卢携、王铎、豆卢瑑、崔沆、郑从谠等人入相。其中，刘瞻早死，崔彦昭不日离任，在朝中主掌政务、并还能做点事情的主要就是郑畋、卢携、王铎和豆卢瑑四人。然而这四位宰相，在对待黄巢的态度上，分歧相当严重。　　　　
　　　　郑畋主抚，卢携主剿。王铎虽也是主战派，并已于前一年兼任荆南节度使及诸道行营兵马都统，负责长江中游防御，但卢携与他有矛盾，力主以高骈取而代之。豆卢瑑在后来则主张避让，是附合田令孜西逃蜀中的大臣之一。郑、卢二人曾发生过激烈的争执，时间是在乾符六年（公元779年）五月黄巢占据安南都护府后。　　　　
　　　　郑畋对僖宗说：“巢贼之乱，本因岁饥。而国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战。所在节将，又都闭门自守，不能抵御。”郑畋既是大族出身，又进士及第，也是经过磨难才入居高位的。从这句话上可以看出他还不失传统的理念，尚能够保持正确分析的能力。他的建议是“不如释咎包容，权降恩泽。其辈本因饥年利合，一遇岁丰，自然分崩离析。此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也！”郑畋真是个明白人。　　　　
　　　　卢携不同意。他这时自恃手上有在浙西屡败黄巢，并成功地将其赶往岭南的高骈，他当然要立一个奇功。卢携道：“高骈将略无双，淮土兵甲甚锐，”要知道，吹捧自己提拔的人，也就是在宣扬自己本身。“蕞尔纤寇，不足为虑。岂可对敌示怯而使四方诸军解体！”卢携话说得如此大，皇上当然听了舒服。　　　　
　　　　郑畋对地方大镇向不抱幻想，尤其对高骈这个处处考虑自身利益的人很有看法，他当然不能同意卢携的方针。郑畋在政事堂宰相会商草拟诏制时，忍不住讽刺卢携道：“高千里这个人迁延玩寇，其实无意灭贼。堂老靠他而用兵，吾辈当死无归宿了！”高骈字千里。　　　　
　　　　卢携听得大怒，忍不住拂衣而起。“咣当”，衣袖碰到砚台，墨汁沾了一身。他本碍着面子无法发作，见如此，便恨恨地抓起砚台摔在地上。　　　　
　　　　事情给僖宗知道了，皇上十分生气，“国家重臣相互诟骂，何以表仪天下！”下令罢二人宰相。两人以丧失仪范而罢相，这也是本朝前所未有的事。　　　　
　　　　但是时局的发展不久便证明谁是谁非了。高骈果然不当大用，黄巢终于打进长安，使帝国处于存亡的边缘。卢携罢相后不久又被召用，黄巢打进潼关后，田令孜把失败的责任全推到了他的身上，卢携在一片指责声中饮药自尽；王铎后来又取代了高骈出任诸道行营都统，在大势面前也是浑无作为。只有郑畋不失英雄本色，广明二年（公元881年）初，以凤翔节度使兼任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留守京畿抵抗黄巢。三月初三，郑畋即在凤翔大破黄巢大将林言、尚让、王�＇所部。官军这一仗的胜利完全是因黄巢军的轻敌所致，黄巢手下的三将欺负郑畋是文人出身，以为他不会用兵，在进军过程中竟毫无戒备，既无行伍，复又鼓行而进，犯了兵家大忌，结果被郑畋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伤亡万计。可尽管如此，郑畋在危急关头能独立不屈，并有如此作为，实在也是很不简单。所以说，儒者之勇，往往不啻于百万雄师。　　　　
　　　　本来，直接覆灭这个奄奄一息帝国的机会，完全是属于黄巢的。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黄巢队伍，像历史上所有的朴素革命者一样，在取得暂时的胜利后，便暴露出它的致命弱点。与帝国失败的命运相同，黄巢根本的错误也是原则上的。　　　　
　　　　是自身的利益取代了一切。黄巢大将、也是主要军师的尚让在入城时曾对百姓说：“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朝廷不恤汝辈。”然而进占长安后的所作所为，却没让这句话得到充分的兑现。从黄巢到普通士卒，各忙于称帝、封官、杀人、抢劫，被物质利诱冲昏了头脑。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现在还仍然是“盗寇”而已，眼下第一件要做的，就是“必也正名”，在政治和策略上倒转乾坤，让帝国昏庸的天子和流亡朝廷成为被谴责的对象，而一旦旧的统治者被抛弃，新的政权才能得到真正的成立。所谓不破不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即使退一万步说，也应该立即乘胜西进，在肉体上彻底消灭苟延残喘的旧政权，不给他们有丝毫振作的机会。这样，一切便都从容多了，至少可以争取时间来意识到上面所说的那个原则问题。说实话，每一位革命者也并不是事先都有一套完整方略的，他们只是能在实践中慢慢认识到而已。可黄巢和他的同志们都没能做到这一点，他们不是彻底的理想主义者，没有一种可以战胜欲望的崇高志向，所以，“入城”之日，便是其失败之始。　　　　
　　　　黄巢在具体的行动策略上也犯了许多错误，比如每到一地，都是旋得旋弃，这在革命初期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是可取的，大规模的游击战略可以避敌锋芒，在各个击破中壮大自身力量。然而当势力强盛后再不考虑建立根据地，却是重大的失策。当年的安禄山和朱泚也都占领了长安，可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后方，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显得十分充分，因而即使名不正言不顺，也坚持了很多时间。黄巢转战半个中国，结果连这一点都未做到，最后以几十万大军困守长安，内无粮草之给，外无兵马之援，时间一长，众心分离，士气衰落，遂不免一败涂地。　　　　
　　　　在进占长安三年后，中和三年（公元883年）四月，黄巢兵败东走。第二年六月十七日，黄巢退至泰山虎狼谷时，追兵已在身后。眼见不济，黄巢万念俱灰，嘱其甥林言动手，林言不忍，黄巢遂拔剑自刎。自乾符二年（公元875年）起事至今，前后正好十年。　　　　
　　　　这一场农民战争是帝国深沉危机爆发的结果。黄巢虽然兵败自刎，其余部力量也随之分崩离析，但事物的内部矛盾是无法由此而得缓解的，显然，这一次已到了非彻底解决而不可的地步。一个政权的灭亡不外乎肇于三端：一是内忧，二是外患，三是自身政治的腐败。政治的败坏导致内忧，内忧则引发外患，而外患又通过二者激化矛盾，最终一同爆发，一起灭亡。此三端互为关联，缺一不可。不幸的是，这一切条件已经全部具备。黄巢的革命虽没能直接完成天降大任，却证明了无情的事实：帝国最后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了。　　　　
　　　　四　　　　
　　　　广明二年（公元881年）七月，流亡蜀中的僖宗改元“中和”。中和三年（公元883年）黄巢退出长安，一年后败死，又一年后僖宗再改元“光启”，这年正月，皇驾方从蜀中还京。这时，天子制命所及，只有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的数十州而已。十几个大镇包括一个黄巢起事时借入援之机占据了河东的少数民族沙陀的武装，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可以说，“王道”已荡然无存。　　　　
　　　　这时有两个人物必须提及，一位叫朱温，一位叫李克用。　　　　
　　　　朱温，宋州砀山人，幼时曾随其母在人家当佣工，是地道的劳苦出身。黄巢率军渡淮后，朱温参加了起事队伍，当时年仅二十多岁。这个人天资聪明，也颇为英勇善战，不久便成为黄巢军中的一位干将。往往越是出身于下层社会的人，其物质欲望和权力欲望就越为强烈，朱温的身上集中了流氓无产者所有的秉性，既有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的优点，也有阴险凶虐、首鼠两端的劣性，这种人参与革命没有一丝一毫的理想成分，完全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因而，在自身目的不能达到的情况下，他就必然会改弦易辙，成为一个变节者。中和二年（公元882年）正月，困守长安的农民军已经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处境时，黄巢任命朱温为同州刺史，却又叫他自取其地。还好，同州守将不战而走，朱温占据了同州。在黄巢军已开始军心涣散时，朱温多少算是尽了一点责。但从这时开始，朱温已经发觉黄巢并不是能使自己达到目标的人。　　　　
　　　　这年的二月以后，朱温受到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节节压迫，力不能支，屡向黄巢求援。黄巢此际已经是顾首难顾尾，根本无暇理会。这一来，就把朱温推给了对方。九月，朱温理所当然地以同州“归国”，投降了王重荣，并以舅礼视之。僖宗任命其为金吾大将军，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赐名“全忠”。从此，朱全忠便成为九世纪最后二十年的风云人物之一，谁也没能想到的是，正是在这位朱全忠手上，帝国结束了绵延三百多年的历史。　　　　
　　　　当然，这一切尚没有发生，朱全忠目前还算是一个小人物。可他却是由叛臣贼子而来的地方军镇的最好代表，其不可能“全忠”于朝廷的事实是不言自明的。　　　　
　　　　另外的一位李克用是沙陀人，说起他来，倒要多费一些功夫。　　　　
　　　　沙陀是突厥族的别部，本朝初年，其部散居于现在的天山一带。隋朝文帝时期，中国强大，突厥分裂为东、西二部，势力变弱。可到了隋炀帝后，中原纷乱，突厥则乘机而起，成为最严重的外患。本朝太宗皇帝凭借渐趋强盛的国力，与其展开抗争，一举灭掉了东突厥。后来的高宗皇帝又消灭了西突厥，使突厥部落分化瓦解成若干个小部落，并慢慢地成为帝国的内附国。沙陀也是其中的一个。　　　　
　　　　古代的先知先圣们都毫不怀疑地认为，中国是四海的中心，它有责任，有义务也有力量成为天下大家的庇护者，就如同一位严厉而慈祥的家长对待自己所有的孩子一样，不求报答地施予爱护，予以教导，赏善罚恶，让神圣的泽惠遍及四海。多少年来，发达而强大的中国都是这样做的，而本朝尤其突出，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原则和信念。　　　　
　　　　可是，如此博大的胸怀和气度需要非凡的正义感、责任心、坚韧不拔的忍耐力和强大的力量，更要具备无怨无悔的牺牲精神，本朝和前代的汉朝一样，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主要的就是耗费过度而疲弊百姓。而那些内附诸国，一时不能为先进的文化所感化，囿于自身的利益，往往横生事端。比如沙陀，在八世纪的公元789年，又倒附吐蕃，共同攻占了帝国的西北重镇北庭都护府。后来吐蕃攻扰帝国边境，常常就是以沙陀军为前锋。　　　　
　　　　


第七章　崩溃崩溃（5）

　　　　对这种情形，太宗皇帝早就有所感慨。本朝立国之初的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的十二月，葱岭以西的一个小国“康国”遣使长安请求内附，太宗即不肯接受。太宗皇帝对臣下道：　　　　
　　　　“接受康国内附，一旦彼有急难，中国即有不得不救之责任。师行万里，岂不疲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