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日落九世纪-第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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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连而冤死的朝官人数更是无算，在宦官的报复下，朝列几乎为之一空。　　　　
　　　　右仆射郑覃、户部侍郎李石被拉出来代行相权，但天下事皆决于仇士良，他们两人不过徒行文书而已。在延英殿上，二人惟一能对士良有所辩驳的话就是：“此乱诚由训、注而起，但不知训、注由何人而进？”这话当然是指责宦官首开祸端，但在文宗听来，他已是两面都得不到一点支持，完完全全地失败了。　　　　
　　　　到了二十四日，尽管坊市之中渐趋平静，不过，戒严未除，大赦令也未颁布，神策军依旧大肆搜捕，罪人亲属故旧尚在不断牵连之中，长安城仍然是一片肃杀和悲凉，官吏百姓，都是惴惴不安。　　　　
　　　　两天来，一阵严寒又忽袭长安城，这是多少年来不曾有过的，人们都说，这或许是杀气太重的缘故。可是，郑注尚没有抓到，京城人都纷纷传言，郑注将率兵为乱，仇士良还不能就此罢休。　　　　
　　　　事变的那天，郑注已到了扶风县，离长安只有几十里之遥。不幸的是，李训提前发动，又提前失败，使得郑注完全陷入了被动。他是二十二日得知李训事败的，眼见他的这支本以奇袭为目的的小分队已失去了继续前进的意义，没奈何，只得收兵急还凤翔。郑注的匆忙撤退也使得往这里逃奔的李孝本、李训二人没有机会与之会合，最终被追兵赶上，丢掉了性命。　　　　
　　　　不过，即使他们与郑注会合，也逃脱不了最后灭亡的命运，因为政变的失败已使得他们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只能任人宰割。这再一次证明，每一场宫廷政变都是不成功则成仁，没有别的结果。　　　　
　　　　郑注还犯了一个错误：回到凤翔，他没有立即公开号令出兵勤王，“以清君侧”。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郑注决意行动，凭着一镇兵力之强劲，乘着朝廷混乱，人心怨愤，再加上各大藩镇本就蠢蠢欲动，说不定能掀起一场规模浩大的地方反叛。可是郑注只是一味观望，这一犹豫，给了仇士良机会，一天后，他的秘密敕令就传到了凤翔监军张仲清手里。　　　　
　　　　张仲清经过一夜思考，果断地下了决心，派人去请郑注。　　　　
　　　　郑注仗着自己手下人多，没有防范，把亲兵留在了门外，只带了数人与仲清会面。结果被张仲清当场亲刃，其亲兵也在门外被一网打尽，这一天是十一月二十五日，离李训发动政变的二十一日只隔了四天。消息传到长安，引起了一片欢腾，城中士庶的心理很简单：这一场风波也许总算过去了！二十七日，京师各禁军还营。二十八日，最后一位要犯韩约被处死。　　　　
　　　　这就是“甘露之变”。　　　　
　　　　


第四章　甘露之变：失败的反击失败的反击（9）

　　　　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失败，是一次没有达到任何目的的无效的反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是一场不仅没有取得丝毫效果，反而带来无穷灾难的动乱。更可悲的是，天子这次任用为左右两派都深恶痛绝的李训、郑注行此大事，道义上都没能站住脚，因而从当时到后来，连丝毫的同情都不可获得。　　　　
　　　　长安的格局由此终于发生了质的变化。　　　　
　　　　前面说过，帝京长安由北向南，依次是宫城、皇城、外郭城，而政事堂、中书门下两省常设在宫城之南，尚书省及六部、九卿、三监等又位于皇城，所以，本朝人把这些政府部门称为“南衙”，而将位于宫城西北的宦官机构内侍省称为“北司”，这与“南军”、“北军”对称，同是一个道理。　　　　
　　　　“北军”兴起后，“南军”已名存实亡，到了此时，“南衙”竟也让位于“北司”，宰相和朝廷百官都成了内廷的附庸，宦官终于将政事权也夺到了手中。这一场南、北之争由来已久，若从王叔文算起，也有三十几年了，在此时此刻，“北司”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从今以后，尽管朝廷职能部门名义上依然故我，但大部分实权已不复存在，一切都要视枢密、左右神策和各种中使的藏否行事。所谓“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帝国首都的方正之相，从此成为历史。　　　　
　　　　这当然不完全是李训、郑注的过错，“甘露之变”只是给了宦官一个借口而已，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个借口，“北司”的强大也是一个无可挽回的事实，总有一天，他们要完全成为一个统治阶层，而“甘露之变”的失败使他们开始实现这个美梦。　　　　
　　　　十二月十六日，有诏停止搜捕追亡，在正式拜相的郑覃、李石，以及新任京兆尹薛元赏的努力下，长安逐渐恢复了正常。第二年正月，天子发布大赦，改元“开成”，时为公元836年。　　　　
　　　　自此，文宗皇帝在无限的悲哀和郁愤中度过了最后的四年。　　　　
　　　　仇士良代替了王守澄，成为遥控天子的新的主宰者。在此强大的内廷势力面前，皇上已彻底无所作为，“天子”的名分只是使他依旧升殿听奏而已，但所有的权威都已化为泡影。天子终于在此时成了地道的傀儡，这是他自即位以来一直不愿发生的事，也是他九年来一直刻意避免的事，然而却终究成为现实。文宗其实是被软禁了，这最后的四年，皇上实际上是在醉酒听歌、闲吟诗书中度过的。　　　　
　　　　皇上的心在流血，在哭泣，他当然希望醉人的醇酒能消解他心中的悲伤，然而，举杯浇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酒能使人暂时忘记一切，但却不能忘记永远。天子毕竟年轻，他又如何能够轻易把一腔衷情徒然消磨！　　　　
　　　　皇上像爱好诗歌一样爱好音乐，他善于吹奏一种叫“小管”的乐器，甚至还作过曲，但美妙的音乐也不能挥去他心中的忧伤，反而常常使天子哀不自禁，悲从中来。即使是音伎盈庭、杂戏骈罗，一片热闹之象，皇上也是无动于衷，难解愁颜。　　　　
　　　　皇上的叹息声像一个个沉重的梦魇。　　　　
　　　　那是一个温熙的春日，禁中牡丹盛开，莺歌燕舞，姹紫嫣红，但在文宗的心里，如花的春景似乎也是一团团迷茫的愁云，压在胸中，使人难以喘息。望着高底相间、摇曳生姿的丛丛牡丹，他想起的却是舒元舆的《牡丹赋》中的句子：“俯者如愁，仰者如语，合者如咽”，皇上第一次理解了其中的深意，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情到深处，物我皆一，这如画的牡丹，又岂非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哀叹！天子感慨之余，无限胸臆都在不知不觉中化为两行热泪，悄然而坠。　　　　
　　　　左右侍从默然，谁也说不出话。　　　　
　　　　宫娥翩翩而至。一曲《何满子》奏了起来，有位宫人步出行列，合乐起舞。《何满子》，舞曲名，相传本朝开元时沧州人何满子，善歌，因事触刑律，临刑前进此曲以赎，音调低沉哀婉，愤懑苍凉，所谓“一曲四词歌八迭，从头便是断肠声”。舞者按拍踏步，轻展燕体，把这首曲子演绎的淋漓尽致。　　　　
　　　　曲终舞罢，皇上被深深打动，唤这宫人来到御前，赏赐了一对金臂环，问道：“汝是何人，家在何处？”　　　　
　　　　宫人盈盈下拜：“妾名沈阿翘，本是吴元济的伎女，元济败亡，因善声歌而为陛下宫人。”言语之中，不胜凄楚。　　　　
　　　　吴元济死了快有二十几年了，那么，这位宫人在寂寞深宫之中，也就度过了如此长久的漫漫岁月。相逢何必问，同是断肠人，皇上不再说话，只是命她再舞一曲《凉州曲》，这又是一首著名的哀歌。音韵清越，舞姿哀缓，乐声停处，一时四面静默，观者无不凄然。　　　　
　　　　有一位布衣士人张祜听说了此事，写了一首诗：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　　　　
　　　　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寥寥二十字中，宫怨君哀，一泻喷薄，真是写得好！这首诗又辗转传入宫中，为宫人歌唱不绝。　　　　
　　　　正是：今日山川对垂泪，伤心不独为悲秋。　　　　
　　　　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冬天，皇上风痹又一次发作，服食药剂后，病情稍有缓解。十一月二十一日这天，因天子病体未痊，朝会早早地散去了，退朝之后，文宗扶着疲倦的身体回到思政殿。　　　　
　　　　文宗望着远方，拱默良久。一个时期以来，他的心里常有一种虚幻缥缈的感觉，天子知道，自己也许不久于人世了。　　　　
　　　　忽然，文宗缓缓地对侍从道：“今日翰林院值日者是谁？”　　　　
　　　　旁边的翰林院使答道：“中书舍人周墀。”周墀，时以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　　　　
　　　　“试命召来。”皇上依旧沉稳地说。　　　　
　　　　周墀奉旨进殿，文宗先命赐座，又以金卮赐酒三杯，周墀饮毕，谢恩。　　　　
　　　　文宗徐徐道：“依卿看来，朕是何样君主？”　　　　
　　　　周墀一听，立即下座，恭敬回答道：“小臣不足以知大君之德。凡百臣庶，皆言陛下有尧之圣、舜之明，商汤之仁，夏禹之俭！”　　　　
　　　　文宗淡然一笑：“贤卿这是出于爱君之心，不得不这样说。朕其实哪里敢追踪尧舜禹汤之明，”皇上顿了一顿：“朕要问你的，是朕比诸周赧、汉献二帝如何。”　　　　
　　　　这是什么话？！周墀如五雷轰顶。周赧王、汉献帝是两个庸碌的亡国之君，怎么能与我大唐圣明天子相提并论？皇上饶是为人钳制，也是有为之君，如何心哀如此？天子受辱，则人臣之过也，周墀激动地无法控制，倒身拜伏，声音哽咽。　　　　
　　　　他想不出其他话来安慰皇上，只是一个劲地称颂圣德，劝皇上不要为谦谦小节而挂怀。　　　　
　　　　皇上只好自己说了：“朕自以为比诸周赧、汉献犹有不及。周赧、汉献受制于诸侯，朕却受制于家臣，所以朕比他们还差得远了！”　　　　
　　　　文宗平静地说出这段话后，终于无法控制，突然俯首痛哭，泪如雨下。　　　　
　　　　周墀还能说什么？！趴在地下更是悲不能禁，涕泗并流。　　　　
　　　　从这天起，皇上再也没有视朝。一个月后的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初四，文宗皇帝驾崩于太和殿，享年三十二岁。　　　　
　　　　


第五章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1）

　　　　内官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　　　　
　　　　万户千门皆寂寂，月中清露沾朝衣。　　　　
　　　　李德裕（公元787…850年）　　　　
　　　　一　　　　
　　　　失败的反击“甘露之变”使文宗落得个悲惨的结局。当这个自称“受制于家臣”的皇帝在万般无奈中撒手人寰时，其身后事是可想而知的。　　　　
　　　　文宗此时后宫无子。长子鲁王原在大和六年（公元832年）被立为储嗣，但五年后竟莫名其妙地暴卒而亡。次子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封蒋王，亦不享天年。皇上本得位于其兄敬宗皇帝，所以在两子相继亡故后，开始产生这样一种想法：自己百年之后，将皇位大宝还之于兄之子！于是开成四年（公元839年），立敬宗第四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文宗宴驾时，陈王年既冲幼，又体弱多病，帝国的继承权再一次成为严重的问题。　　　　
　　　　宦官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就以年轻的太子陈王入继皇统，一派则欲立皇弟颍王。前一派以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为首，宰相杨嗣复、李珏副之；后一派的首脑便是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两派的斗争酿成了一场不小的政变，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实力强劲的仇士良一方获得了胜利。　　　　
　　　　事情的经过是：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初二，文宗弥留之际，急召刘弘逸、薛季稜并杨嗣复、李珏四人入禁中，欲以太子监国。这是皇上最后的挣扎，想在安排后事上最后行使一次权力，但仍然遭到了仇士良的驳斥，请更议所立。李珏不服，说了一句：“太子已立，岂可中变？”仇士良就干脆自行发布诏令，以太子年幼不克大任为借口，制命颍王（文宗弟）为皇太弟，复太子仍为陈王。　　　　
　　　　当天，仇、鱼二人仿效当年王守澄的做法，发左右神策、飞龙、羽林禁军数千人，直接从诸王居处“十六宅”强行将颍王接到宫中的少阳院，并在思贤殿接见百官。不费吹灰之力，便使储君易人，这就是拥有兵权的好处，刘、薛二人并宰相们无可奈何。　　　　
　　　　初四，文宗驾崩；初六，陈王、安王、文宗妃、杨贤妃被赐死。其中，陈王是原太子，安王是文宗的小弟，而杨贤妃又是主张立安王的人，仇士良假借嗣君的名义叫他们彻底完蛋，既顺理成章，也不用花什么脑筋。正月十四日，为颍王李■即位，后来的庙号为“武宗”，时年二十七岁，也是一位年轻的皇帝。　　　　
　　　　天子迭代之际，是非激烈之时。成者王侯败者贼，这种斗争最是鲜血淋淋，没有半点温存可讲。从五月到八月，反对武宗即位的宰相杨嗣复、李珏相继罢贬；另一个关键职位京兆尹的人选也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