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02-致命的狂欢-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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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自我世界里有限的性能力与无限的性欲望的矛盾。西门庆就是在这些矛盾中死去的，而这些矛盾恰恰是西门庆喜剧构成的原因。胡僧药、王六儿、潘金莲充其量只是加速了西门庆的死亡，而非其死亡的根本原因。
在《金瓶梅》中纵欲身亡的还有庞春梅。在《金瓶梅》之前《飞燕外传》中的汉成帝也是吃了过量春药“阴精流输不禁”而身死的。与《金瓶梅》同时代的，有《醒世恒言》卷二十三“金海陵纵欲亡身”。《金瓶梅》之后这类故事自然也有。这类纵欲身亡的人物，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在文艺作品里都不配作招人同情赞叹的悲剧角色，而几乎无一例外被划入遭人谴责、嘲弄的喜剧角色。至少在中国，古今如此。
四、 西门庆在兰陵笑笑生眼中终是个“鸟人”
应该说，兰陵笑笑生对西门庆之死的评判是相当矛盾的。
当他写到西门庆刚死李娇儿就趁乱偷转东西准备改嫁时，就不由得逮住她“青楼”出身，对之大加谴责：
看官听说，院中唱的，以卖俏为活计，将脂粉作生涯；早看张风流，晚夕李浪子；前门进老子，后门接儿子；弃旧怜新，见钱眼开，自然之理。饶君千般贴恋，万种牢笼，还锁不住他心猿意马，不是活时偷食抹嘴，就是死后嚷闹离门，不拘几时还吃旧锅粥去了。正是： 蛇入筒中曲性在，鸟出笼轻便飞腾。（第八十回）
李娇儿盗财归丽院
选自作者私珍《清宫珍宝百百美图》
当写到西门庆结拜兄弟应伯爵等生前是何等奉承他，刚一死就立即背叛他时，作者也禁不住发一通感慨：
看官听说，但凡世上帮闲子弟，极是势利小人。当初西门庆待应伯爵如胶，赛过同胞兄弟，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几，骨肉尚热，便做出许多不义之事。正是： 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第八十回）
透过这些谴责与感慨，不难了解到作者对于西门庆之死亦不免有一丝同情之心，而同情之中又有抹不去的嘲弄成分。文龙亦有云： “若应伯爵此等人，而亲之近之，手足交之，心腹托之，其错亦在西门庆，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荆棘得刺也。”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641页。他一旦转身单独面对西门庆，离开那些参照系，就抑制不住从理性深处升腾起厌恶、鄙薄、嘲弄、批判的意向。
从上述“工作日志”可以看到，作者对西门庆临死前半个多月的所作所为一直是跟踪报导的，他的理性批判意向也鲜明地表现他的随机评说之中。
初二西门庆会贲四嫂时，作者特意指出他贴身家人玳安本与她有染，以主仆同槽来嘲弄西门庆，说“自古上梁不正则下梁歪”。
初七西门庆与如意儿做爱时，作者禁不住第一次举起红灯，发出了死亡警告： “不知已透春消息，但觉形骸骨节镕。”
十二日，西门庆家中请各官堂客饮酒，男女分席，西门庆在卷棚内，不住从大厅格子外往里观觑，贪得无厌地猎艳。作者禁不住又一次发出警告：
看官听说，明月不常圆，彩云容易散，乐极悲生，否极泰来，自然之理。西门庆但知争名夺利，纵意奢淫，殊不知天道恶盈，鬼录来追，死限临头。（第七十八回）
十三日，与两六儿——王六儿、潘六儿——拼得个你死我活，从潘金莲怀中醒来说： “我头目森森然，莫知所以。”作者则再次发出了死亡警告，更准确地说该叫“病危通知书”：
看官听说，一己精神有限，天下色欲无穷。又曰： “嗜欲深者其生机浅。”西门庆只知贪淫乐色，更不知油枯灯灭，髓竭人亡。（第七十九回）
作者连连发出西门庆“咎由自取”的警报，犹嫌不足。到十六日，又通过吴神仙之口，从宗教权威角度，对西门庆起病根源与必死命运作了更残酷的判断。这位吴神仙早在第二十九回就相出西门庆今年有呕血流脓之灾、骨瘦形衰之病。
下药不济，只得看命。命又不好，吴月娘只得请问解法。吴神仙道： “白虎当头，丧门坐命，神仙也无解，太岁也难推。造物已定，神鬼莫移。”作者并没因请出了吴神仙，就将西门庆之死委之于宿命，而是准确地定之于“酒色过度”，“玉山自倒非人力。”尽管《金瓶梅》全书就是以宿命观来构造整体艺术框架的，但作者在评论西门庆之死时却显得出奇的冷峻。
待到正月二十一日，西门庆终于身亡。作者则用了一串古人格言，来总评他笔下的西门庆：
为人多积善，不可多积财。积善成好人，积财惹祸胎。石崇当日富，难免杀身灾。邓通饥饿死，钱山何用哉！今人非古比，心地不明白。只说积财好，反笑积善呆。多少有钱者，临了没棺材。（第七十九回）
中国古代小说（说部）本来就源自民间说话艺术。说话艺术以说为主，辅以诵唱、图像、议论的特点，都对《金瓶梅》艺术产生了不可抹煞的影响。这里单说“议论”。鲁迅认为小说起源于上古人民在劳动之余彼此“谈论故事”。可见“论”是说话艺术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说话的人（后来成了说话艺人）不仅要讲清故事的来龙去脉，还要与听众一起去讨论故事中的善善恶恶、是是非非，表明自己的取舍倾向。致使通俗小说作家，基本采取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模式，一面叙述一面评论，动不动高呼“看官听说”，紧接着就来一段评说，生怕读者不了解个中是非。这与西方作家多将自己和倾向深深隐藏于故事背后的写法是迥然不同的。参阅拙著《性格的命运： 中国古典小说审美论》第238页。即使如此，就一个人物之死以如此密集的“看官听说”的段子来评说，在中国古代说部中仍为罕见。《金瓶梅》中死人甚多，如此跟踪评说也是惟一的特例。可见作者是何等重视对西门庆之死的是非取舍倾向，尽管其间不无“红颜祸水”一类传统而迂腐的观念，但总的倾向是： 只有鄙薄与嘲弄，毫无同情之意。
《致命的狂欢》 无所不狂，终为性亡西门庆的死亡报告（3）
西门庆死后，西门府上树倒猢狲散，他的爱妾们或改嫁，或被变卖，或私奔，作者仍不忘借街谈巷议评说一番：
西门庆家小老婆，如今也嫁人了。当初这厮在日，专一违天害理，贪财好色，奸骗人家妻女。今日死了，老婆带的东西，嫁人的嫁人，拐带的拐带，养汉的养汉，做贼的做贼，都野鸡毛儿零挦了。常言三十年远报，而今眼下就报了。（第九十一回）
作者与满街人一样，认为这种结局是对“专一违天害理”的西门庆的“现报”，活该！
西门家因西门庆之死，迅速走向衰败。正如张竹坡所云： “冷热二字，为一部（《金瓶梅》）之金钥”，“其前半部止做金、瓶，后半部止做春梅。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计弄来；后半自己的梅花，却轻轻的被人夺去”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425页。。在鲜明对比中嘲弄了作为“世之大净”的典型西门庆。
作者正是以西门庆自取灭亡的方式，撕破了这一丑恶的生命，嘲笑了这一丑恶的流氓。西门庆死后，作者立即引古人格言嘲笑他“只说积财好，反笑积善呆，多少有钱者，临了没棺材”。西门庆果然是临了没棺材。这样犹嫌不足，作者又将西门庆之死与李瓶儿之死作了鲜明对比，从两个丧礼的冷暖来看世态的炎凉。不仅如此，他还让与西门庆“乃小人之朋”的水秀才，做了一篇“暗含讽刺”的祭文。应伯爵为首，各人上了香，人人都粗鄙，那里晓得其中滋味。其文略云：
维灵生前梗直，秉性坚刚；软的不怕，硬的不降。常济人以点水，恒助人以精光。囊箧颇厚，气概轩昂。逢药而举，遇阴伏降。锦裆队中居住，齐腰库里收藏。有八角不用挠掴，逢虱虮而骚痒难当。受恩小子，常在胯下随帮。也曾在章台而宿柳，也曾在谢馆而猖狂。正宜撑头活脑，久战熬场，胡为惧一疾不起之殃？见今你便长着你脚子去了，丢下小子辈，如斑鸠跌脚，倚靠何方？难上他烟花之寨，难靠他八字红墙。再不得同席而偎软玉，再不得并马而傍温香。撇的人垂头落脚，闪的人牢温郎当。（第八十回）
中国的国情是： 批判会上无好话，追悼会上无坏话。但这篇悼西门庆的祭文成啥话？张竹坡于第八十回回首评语中有云：
于祭文中，却将西门庆作此道现身，盖言如此鸟人，岂成个人也，而作如此鸟人之帮闲，又何如乎？至于梵僧现身之文，实为此文遇了那样鸟人，做此鸟事，以致丧此鸟残生也。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539、177、182页。
分明说，西门庆是个“鸟人”，众兄弟是伙“鸟帮闲”。西门庆在其纵欲过程中整个人自我异化物化了，不成其为人了。在这里，作者难道是将之视为悲剧人物，而赋予同情与礼赞吗？！可见“西门庆悲剧”说是何等荒谬。
通观《金瓶梅》全书，讽刺不单单表现为一种手段，它更是一种风格，一种气氛，一种贯穿全书的基调。《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是何许人，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但人们心目中的“兰陵笑笑生”的精神面貌却较一致： 如好作“游戏之语”，“行类滑稽”的屠隆；“言谐而隐，时出机锋”，人“以滑稽目之”的贾三近；“滑稽排调，冲口而发，既能解颐，亦可刺骨”的李贽；“宁为狂狷，毋为乡愿”的汤显祖；“罗古今于掌上，寄春秋于舌端”的冯梦龙；“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的李渔；“恣臆谭谑，了无忌惮”的徐渭……总之，不管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笑笑生”是位喜剧的创造者则无疑。兰陵笑笑生笑口常开，笑世间可笑之人；而西门庆则为可笑之最。笑笑生笔下的西门庆的结局是一个流氓的喜剧亦无疑。
《致命的狂欢》 无所不狂，终为性亡流氓的意义： 西门庆为何“万岁”？
以道德观念衡之，作为流氓之最的西门庆，如文龙所言他是一个“势力熏心，粗俗透骨，昏庸匪类，凶暴小人”，“直与狼豺相同，蛇蝎相似。强名之曰人，以其具人之形，而其心性非复人之心性，又安能言人之言，行人之行哉！”“致使朗朗乾坤，变作昏昏世界。”“西门庆不死，天地尚有日月乎？”“若再令其不死，日月亦为之无光，霹雳将为之大作”见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第25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按，下引文龙语皆见此书。。真感谢上苍，或叫上帝，实则为自然辨证法遥控着人间的生态平衡，用一双看不见的巨掌收拾了那些芸芸众生无可奈何的恶人，让他们不以其意志为转移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否则时至今日我们不还生活在秦始皇、或西门庆、或西太后、或谁谁谁的专制统治下么？那该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以社会学观念衡之，作为封建官僚的西门庆，诚如郑振铎所言，这个形象身上“赤裸裸的毫无忌惮地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景象”。西门庆是根植在中国封建末世腐败肌体上的一朵恶之花，透过这朵恶之花更能见出中国封建末世的腐败。诚如郑振铎说： “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同样的，舍西门庆恐怕也找不到更重要的一个人物形象，能如此鲜活地反映中国封建末世的本质。对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中国社会，郑氏无限感慨地说，（以西门庆为代表的）“这个充满了罪恶的畸形的社会，虽然经过了好几次的血潮的洗荡，至今还是像陈年的肺病患者似的，在恹恹一息的挣扎着生存在那里呢。”他禁不住喝问： “到底是中国社会演化得太迟钝呢？还是《金瓶梅》的作者的描写，太把这个民族性刻画得入骨三分，洗涤不去？”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郑氏六十多年前，推出的伟大的问号和要求洗涤西门庆之类的社会污秽的呼唤，至今仍能惊世骇俗、发人深思。
但是，作为“这一个”艺术典型形象的西门庆，却是不朽的。还是看看文龙的一段精彩分析吧：
《水浒》出，西门庆始在人口中；《金瓶梅》作，西门庆乃在人心中。《金瓶梅》盛行时，遂无人不有一西门庆在目中、意中焉。其为人不足道也，其事迹不足传也，其名遂与日月同不朽。是何故乎？作《金瓶梅》者，人或不知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