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02-致命的狂欢-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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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与你买卖做？”这来旺儿只是叹气，张开口儿合不的。西门庆道： “既赃证刀杖明白，叫小厮与我拴锁在门房内。明日写状子，送到提刑所去。”（第二十六回）
西门庆与官府串通一气，将来旺儿在监狱里折磨得不像人样，放逐徐州而去。放逐了来旺儿，西门庆以为可以自由奸淫宋惠莲了。不想，宋惠莲见西门庆多次愚弄她，竟自杀身亡。当西门庆得知此事后，只轻描淡写地说： “他自个拙妇，原来没福。”宋惠莲的父亲宋仁“拦着尸首，不容烧化”，要为女儿之死讨个说法，也被拿到县里，反问他“打网诈财，倚尸图赖”之罪，而当厅打得鲜血顺腿淋漓，归家不上几日就死了。
西门庆利用金钱与权势，上演了一幕幕性欲与阴谋的丑剧，制造了一幕幕人间悲剧。
《致命的狂欢》 无所不狂，终为性亡西门庆的性疯狂与晚明人文主义思潮
有人将西门庆的性疯狂，与以李贽为代表的晚明进步思潮相提并论，那就更离谱了。
晚明性文化实则有两个潮流。一是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所传播的，以个性心灵解放为基础的人文主义思潮。李贽针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提出：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主张率性而行，言私言利，好货好色。但他并非主张淫乱，因为其理论轴心是“童心说”。所谓“童心”，就是“真心”，就是“赤子心”。“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李贽《焚书》卷三《童心说》。。在李贽的影响下，袁中郎、汤显祖、冯梦龙等都加入了这一潮流。袁中郎提出“独抒性灵”，“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三《叙小修诗》。。汤显祖则高倡“至情说”：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汤显祖《玉茗堂文》之六《牡丹亭记题辞》。。冯梦龙主张“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承认“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但同时又划分开情与淫的界限，指出： “夫情近于淫，而淫实非情”冯梦龙《叙〈山歌〉》，高洪钧辑《冯梦龙集》第122页，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不难看出，西门庆的思想言行与这一思潮，毫无共通之处。
另一个是以腐败的封建当局为代表掀起的纵欲主义的浊流。嘉靖、隆庆两朝皇帝都喜用春药，神宗万历皇帝是个“酒色财气”四毒俱全的昏君。诸侯王的荒淫有过之而无不及，“挟娼乐裸，男女杂坐，左右有忤者，锥斧立毙，或加以炮烙”（《明史？诸王传》）就是他们的丑迹写照。上行下效，浊臭熏天。鲁迅曾说： “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靖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第182—183页。。
人道： 性是生命之光。晚明的两股潮流都未离开性这个命题，但前者是曙光，后者是夜光；前者引人升华，后者诱人沉沦。前者诉诸于精神世界，因而有《四声猿》、《牡丹亭》等美文，以“情”抗“理”： “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非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题词》），来呼应那富有思想启蒙色彩的进步思潮。后者则影响着世俗世界，正如鲁迅所言： “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而在当时，实亦时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第183页。。于是“秽书”（如《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痴婆子传》等小说）、春画（万历版《风流绝畅图》、《鸳鸯秘谱》等为精美的彩色套印）与房中书（《某氏家训》、《素女妙论》、《修真演义》等）盛行一时，甚至“隆庆窖酒杯茗碗，俱绘男女私亵之状”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西门庆正是那纵欲主义浊流中的产物。
十六世纪末的中国，既不是“治世”，也不是“乱世”，而是“末世”，是“浊世”。这是将死的死而不僵，方生的未能发展的时代，死的抓住了活的！两股潮流相生相克，浊流时而盖住清流，夜光时而淹没曙光，腐败时而侵蚀着诗情。这是历史应该转变而未能转变的时代，“有历史而无事变”！用以书写这一页历史的，既不是辉煌的金色，也不是象征绝望的黑色，而是只能以沉闷的灰色作基调，杂以各种中间色。这就是产生《金瓶梅》那个时代的风光。《金瓶梅》的作者未必从以李贽为代表的人文主义的潮流中吸取了多少营养，因而他不可能写出杜丽娘式的憧憬理想境界的人物，也未与纵欲主义的浊流和光同尘，因而他不是站在西门庆的水平线上去写西门庆，没有将《金瓶梅》写成如《如意君传》之类“专在性交”的“秽书”，而是站在较高的角度，“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第180页。。
不过，人文主义与纵欲主义之间虽有着本质差异，但由于两者都涉及到性，在那灰色背景下，曙光与夜光有时皆呈朦胧，叫人难以分辨。《金瓶梅》研究中时有论者将两者混为一谈，以致视“淫”为“情”。《红楼梦》有正本第六十六回脂批云： “余叹世人不识‘情’字，常把‘淫’字当作‘情’字；殊不知淫里无情，情里无淫。淫必伤情，情必戒淫。”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第495页，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古人尚且有此见识，今人更当有明确的分辨。
《金瓶梅》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是部“人间喜剧”式的作品。这部作品给人印象最深的，或许就是以西门庆为中心人物的种种性活动。在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中，“万恶淫为首”。因而作者淋漓尽致地写西门庆的性事（变态性心理与性行为），正是从人类生活的一个本质方面揭示封建末世官僚阶级万劫不复的没落和腐败。而那种从西门庆性事中看到“性解放”的观点，或许有违《金瓶梅》的文本实际，难以站得住脚。
《致命的狂欢》 无所不狂，终为性亡余论： 赤着双足去探索这不可思议的火焰
有朋友问我： 写这带彩的一章时你是何心态？
我现从实招来： 我是以极其庄严的心态写完这一章的。
《金瓶梅》中西门庆的性意识与性感受，显然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其实，这绝非西门庆所独有的风格，中国古代房中术与涉性作品有几种不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本来就是个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被划分为两群： 操人者与被操者（fuckorsandfuckees）——女权主义者麦金农语。在这个对应世界里，女性自然被彻底工具化了。如有个别例外，就会被视为异端了。大千世界，竟被弄得如此单调乏味！
可喜的是，近代从西方传来另一种声音，即女性本位说。霭理士从《凯沙诺伐日记》的男主人公“以所爱妇女的悦乐为悦乐而不耽于她们的供奉”的行为中，引导出他的主张： “男子不专图一己之满足而对于女子的身心的状态均有殷勤的注意”。司托泼《结婚的爱》则进而主张“大家应当晓得： 男子和女子结婚，不是有一回向她求过爱，有一回博得她的爱就可以算了的，他必须每回房事之前向她求爱才是，因为一次房事不啻是一回结婚”见舒芜《哀妇人》第427页。。这与中国人之所谓“惧内”根本不是一回事。
女性本位说，或许可视为对男性本位说的一次革命。但并不意味着男性统治了女性三千年，再让女性反过来统治男性三千年，然后再来讲平等。如果是那样，世界将成何等世界！男女两性的在性生活的平等、和谐，应是人类性生活或性科学的出发点与归宿。如何走向这个目标，实在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中国人则犹当奋进。
大乘佛教的哲学观认为，人体内含有“生命的火花”，“人体乃是认知真理的最好媒介”，终极真理也就在于人体本身。英国著名性心理学家霭理士说：
性是任何事物也无法熄灭的长明之火。我们应该像摩西那样，扔掉鞋，赤着双足，去探索这不可思议的火焰。见潘绥铭《神秘的圣火》题辞。
《致命的狂欢》 无所不狂，终为性亡流氓的喜剧——西门庆悲剧说质疑
一、 悲剧： 对西门庆的误读
鲁迅说： “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92—193页。。那么，西门庆是个“有价值的东西”，还是个“无价值的东西”？他是被毁灭给人看的，还是被撕破给人看的？他的结局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呢？
“新兴商人”说者，以醒目的标题——“十六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告诉人们西门庆是悲剧型的。并说：
原来它给我们写了一个新兴的商人西门庆及其家庭的兴衰，他的广泛的社会网络和私生活，他是如何暴发致富，又是如何纵欲身亡的历史，这是一出人生的悲剧。这出悲剧的结局是“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这个兴旺到顶点的家庭分崩离析，一个个鸡飞狗跳，各自寻趁，除个别幸运儿外，大多数落得个悲惨的下场。
“新兴商人”说的不妥，前文已作详论，无须再说。这里要说的是，西门庆悲剧的结论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下的。由于前提的失误，他们的论述也就不免要陷入一个不可排解的自相矛盾的逻辑怪圈之中。例如他们将一个腐败没落的封建官僚西门庆说成“属于那个上升的阶层”；将西门庆的卖官鬻爵，说成是“资产阶级还未成熟以前，以获得一部分封建权力来发展自己的常用的方式”；将西门庆的贿赂官府，偷税漏税，说成是新兴商人的“贪婪、权谋和机变”；将西门庆的疯狂占有与挥霍，说成是“有不凡的勃勃雄图”，“代表的是一种充满自信的积极、自强、进取的人生态度”；甚至说，西门庆死了，“西门庆的事业并未失败。他的死，死于他自己过度的荒唐纵欲，而他的事业还在上升、发展，这是颇寓深意的”……凡此种种，无不有悖于普通读者从作品中获得的正常的审美感受。
明版全图《金瓶梅词话》书影
悲剧是美的被毁灭。被毁灭者越美，价值越高，悲剧就越大。鲁迅曾说：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鲁迅《呐喊？自序》，《鲁迅论文学与艺术》第89页。可见无价值的东西被毁灭并不是悲剧。同样是被毁灭（鲁迅称之为“被撕破”），前者是悲剧，后者是喜剧。悲剧的结局多是悲惨的，乃至悲壮的。但悲惨的结局，并不一定是悲剧。因而不能以结局的悲与否，来判断是否是悲剧。其实“悲惨”云云，可能来自“悲剧”论者的主观感受；西门庆是否认为自己的结局悲惨呢？这尚是未解之谜。且看他临死时对财产的清晰统计，对家属后路的理性安排，令人诧异。由此推断，他或许觉得自己来世间走一趟已超前地占有了一把，享受了一把，潇洒了一把，已死而无憾哩！不然临终时，他何以如此清醒？
西门庆既不是示众的材料，也不是看客。通观全书，人们不难发现，西门庆之毁灭，完全是咎由自取。
《致命的狂欢》 无所不狂，终为性亡西门庆： 堪称“东方不败”
西门庆虽有复杂性的种种表现，却毕竟是个无耻之徒，这已毋庸置疑。《金瓶梅》所表现的正是这个流氓的喜剧。正如弄珠客所云： “《金瓶梅》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178页。。西门庆之死，恰恰是一个流氓的喜剧的典型表演。
西门庆这么个无耻之徒，本可以有种种毁灭或失败之道： 如在官场倾轧中倒台。他的确两次被卷入官司的漩涡之中，两次都是被告，一旦被告倒就会有官丢官，无官丢命，至少会倾家荡产，如他亲家陈洪那样。但两次他都以金钱为武器，轻易地逃脱了“法律”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