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30-单腿站立-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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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
对我而言，《纯粹理性批评》最重要的段落是：
时间只不过是感知的内在形式，是自我及内在状态的直觉。它不受外观影响，与形状或地位无关，但与我们的内在状态有关联……空间作为所有外部直觉的纯粹形式，只是外观的先验性条件。时间是内貌（我们的心灵）的直接条件，因而也是外观的中介条件。
在康德的学说中，常规的经历是外观和内在状态的结合，是内外直觉的结合，是空间和时间的结合。但从我自身的经历和观察来看，让我特别担心的是一个特别有缺憾的经历会否缺乏内在状态或外观，或两方面都缺乏。对我来说，似乎正是经历中的这种重要的缺憾构成了我经历的实质。这些经历，或者说这些经历中的严重故障是难以理解的，直到康德的阐述使我豁然开朗。
在康德的术语中，盲点是神经本体的最终消亡。从物理学及生理学上讲，是指神经脉冲、内在影像存在缺失，但从玄学上讲，这是理性及其构成空间和时间的缺失。“飘影”——类似我受伤的腿的影像的幻觉，或者类似偏头痛带来的影片似的“暂时的”不连贯感受——似乎是一种中间状态，似真非真，看上去由互不相连的、没有时间本质和概念的外观组成。与之对应的是音乐，虽与外观无关，却是本质、内在存在及灵魂的本源。
正是在音乐中，行动的神秘本质被揭示了。随着音乐，内在状态密不可分、互相渗透、天衣无缝地流动着，好似“帕格森式的”内在时间。人们可能会似是而非地说行动不能被减弱至“程序”，或把实施减弱至任何系列的“手术”。行动或实施根本上是一个流动，一个可以表达的流动，一个艺术的流动，必须要有旋律。如果没有这种有生命的流动，没有这种运动的旋律和方式，没有产生这些流动并将它表达出来的人，就根本没有行动、没有行走。这也验证了“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必须亲口尝一尝”的说法。
动作、行动，哪怕是最“动物性”的动作，一旦失去，其重要的生命本质便会呈现，便会出现盲点、消亡、缺失、死亡。但这两点——存在和虚空——至少在平实的“医学”对话中，似乎特别难以把握，这听起来有点滑稽。因此，当我说出我的病症，得到的回答是：“这不关我的事！”我反问：“那么，这究竟关谁的事？”我和那位外科医生之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僵局。的确，这种行为、存在、虚空究竟是谁的事呢？一个人必须进入自己内心深处，感受一个人行动的完全崩溃，经历的完全崩溃，他们“分类”的完全崩溃，才能看到事情的本质。简单地说，这是康德的事。
盲点包含根本的消亡和覆灭。恢复包含空间和时间的根本重生。两者的本质只能通过康德的阐述才能得到解释。经典神经学或神经心理学是前康德学说，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它们无法抓住其本质。当我们去探明患者经历的全方位的病症时，我们必须超越现有的科学，我们需要“康德式的”科学。
这就是我研究取得的成果，我以此作为自己上一部作品《睡人》（1983年最新版本）的结尾。虽然这个领域中，许多现象日新月异、变化不断，但我只到达了这里。
从某种意义上说，看上去深不可测、难以捉摸的东西其实正是世界上最简单明了、显而易见的事。人们只是在原地，在原有的经验的基础上，发现，再发现。康德写道：“……‘先验性’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每个经历都有自身的证据，都是以自身为先决条件的。”因此，从这一点上说，康德的学说对我而言，便带有怀旧、回忆的特色，回到自己最初的感知和认识上。于是，思维最终归于宁静，找到了归宿。
因而，我感觉自己已穿越了一次漫长的跋涉，来到了终点。在恢复期的最后那个夜晚，我站在国会山顶，回味过去，展望未来，内心涌出一种特别的情绪和领悟。我的思绪延伸到未知的将来，同时，似乎又追溯到我最初的思绪和情感。的确，我的这次旅程既通向未来也连着过去——这正是思想的本质，回到它自身的出发点——思维永恒的家园。
我们所有探索的终点，
将回到我们出发的地方，
就像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
艾略特
《单腿站立》第三部分后记（一）
1984年1月，刚刚完成了孕育已久的《单腿站立》的手稿后，我又摔了一跤。这次不像1974年那次意外是在山上为了逃避一只恐怖的公牛而发生的。这次意外发生在冰冷的布朗克斯的排水沟中，毫无浪漫可言。这回，我弄伤了自己的右四头肌筋腱，同时，右肩胛骨也脱了臼。但这次，我没有像上次那样在山上熬过漫长的等待，也没有经过穿山越洋的远程，而是在意外发生后的两小时之内及时得到了急诊手术。
回首1974年，我曾要求在脊椎麻醉下进行手术，这次，我再次提出这样的请求，并如愿以偿了。当脊椎麻醉起了效用后，我的下半身失去了所有知觉。我的双腿、臀部完全没有知觉，我可以从手术镜子中观察到自己的下肢，但它们没有“属于我的”感觉。从基本感知上来说，我像是从中间被截断了。躺在手术台上的，反映在镜子里的所谓的“腿”、“臀部”已不再是“我的”了。如此说来，我的下半身像是完全被截肢了，在我的知觉或者说自我的感觉中不再有它们的存在。这不是说我感觉到“遗失”了什么，恰恰相反，我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东西“遗失”，而是有一种完完整整、完美无瑕的感觉。就像自己从未拥有过那双腿、臀部及下半身，好像自己的这些部位从不曾存在过。
对这个经历，我没有感到惊恐，相反，它强烈地吸引了我，因为从本质上讲，与我另一条腿多年前曾经历过的错乱是一样的，而我也清楚地知道当麻醉效用减退后，一切便会恢复正常。然而，在这种状态中，任何理性的期望都是特别脆弱和空泛的。这时，你无法想像自己的下半身还能“回来”，你“记不起”自己“完整”的样子。“错乱”的那部分身体部位根本没有知觉。脊椎麻醉让人进入了一种虽然正常却是常人难以想像的状态。我不禁胡思乱想起来，让所有《单腿站立》的读者都接受脊椎麻醉，这种状态下，让他们读这本书，他们便会完全明白我书中的内容。
①在医学教育中，人们开始逐步认识到亲身经历这种身体影像紊乱及疏离的重要性。罗杰·卡蓬特医生最近写信给我说：在剑桥，我们对所有将要成为临床医生的学生开设了一个常规课。要求学生胳膊上带着腕铐，体验感知和运动力缺失的症状。这样做表面上当然是一种简单的神经学实验，但深层的原因是想让学生们感受病人的感觉，让他们了解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内在感受，使他们努力向其他人表达自己的特殊感知。几乎每个人都吃惊地报告说感到自己的胳膊消失了，主观上觉得胳膊已不再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而客观上是一件与自己毫无关联的令人讨厌的附属品。
也许，这种经历应该成为训练所有医生的必修课！——作者注。大多数成年人很多时候都经历过错乱的感觉。许多人睡觉时，压住了一只胳膊，阻碍了神经和供血，醒来发现胳膊神经麻木，感觉上好像不再是自己的胳膊，只是耷拉在自己身体上的一块肉而已，让人恐怖①。大多数成年人都清楚在牙医注入局部麻醉剂后的感觉，好像嘴、舌头都消失了，或者相反地感觉到嘴、舌头都肿胀变形了。当然，许多孕妇在脊椎麻醉下进行生产——现在通常使用硬脑膜的轻微麻醉，而以前使用的整个脊椎麻醉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身体影像的改变，感觉肚脐周围神经死亡了，肚脐以下的身体像石头或蜡像一样毫无知觉，毫无生命，完全不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追溯到多年以前，在包扎室里，当我发生病变的左腿首次除下石膏夹板时，我看到它“精致、毫无生命，像解剖博物馆里的精致蜡模”。现在，从手术台的镜子里看到的我的双腿也是这个模样。我像是个局外人，愉快地观察着这次手术，好像它完全与我无关、毫无关联。正在动手术的不是我的腿，而是一件与我无关的复制品。
这次是右腿受伤，没有像第一次受伤时那样出现大面积的淤伤和水肿，也没有对大腿骨神经造成严重损伤的迹象。手术总体说来比较简单、直接，前后用了不到两个小时。随后，他们给我了一只助行拐杖，第二天，便指导我站立、行走。这与我上次手术形成了强烈对比。上次手术后，我有十五天时间躺在轮椅中或床上，不能动弹，痛苦不堪。
第二天，我真的站了起来，抓着助行器，走了几步，但这就够了——足以证明十年前的那番可怕的情形并未重现。我虽然非常虚弱，但懂得怎样行走，感觉那条腿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没有疏离的迹象。这样一来，就容易了，回到床上，我开始做腿部的运动，拉紧四头肌，恢复肌肉力量。这很简单，我用那条好腿站着，用臀部摇摆那条做了手术的腿，来回摇摆，保持肌肉的良好状态。理疗师对我的恢复进展感到满意，并鼓励我说：“你属于幸运的那群人，没有出任何问题。”
“什么问题？”我查问，“不幸的一群会怎么样？”
“噢，你绝对不会相信的，”她回答说，“随着情况的发展，有些四头肌受伤者会说他们感觉不到自己的腿，感觉腿好像不再属于自己了，无法动弹，他们忘了怎样用腿。你绝对不会相信这些的！”她反复强调。
①我最近收到一位神经学同事克罗拉多大学SJ伯桑博士的来信。信中，描述了在一次看似非常简单的矫形手术后，她需要进行多么复杂的重新练习过程。信中她写道：
四个月以前，我的三角踝破裂，关节囊完全被撕裂。虽然我没有出现您所经历的那种严重的疏离感，但我还是把自己的脚踝称之为“它”，对它没有信任感。我以为通过PT可以恢复运动和肌肉力量，但我发现这还远远不够。我同样需要反复学习和演练以前完全是自动的动作，我不敢骑自行车，不敢让自己陷入一些以前可以反应很快的情境。
她感觉这些动作的意念消失了，需要在脑海中再次“编程”。这的确是卧床不起或矫型束缚带来的危险。由于身体不能做出复杂动作，内在也没有得到训练，（一个人很难想像出身体上无法实现的动作。） 几周内，人便忘记了这些动作，从神经学上或神经心理学上讲，这个动作都成为不可能了。——译注。
②鲁里亚教授曾在1974年问我是否认同腿的左边意识更重要些——比如，是否当右腿受到损伤或动手术时也会出现类似的综合征。当时，我不能给他一个肯定的答复。但当我发现自己正巧面临这样的经历时，不禁又重新想起了他的这个问题。诸如“漫不经心”、“感受缺失”以及疏离感等综合征（普斯氏综合征）通常会影响到身体的右半边，引发非支配性的半边产生机能障碍，这半边与支配性的半边相比，感知力明显降低。他怀疑：较高的感知程度能否防止身边的另一边出现这类综合征吗？——作者注。“噢，是这样。”我说，“的确是这样。我相信。”随后，我将自己早前的经历告诉了她。
回到伦敦，我第一次在自己的康复疗程表上写下了“平静的康复”这几个字。事实上，我上一次的康复过程经历了难以想像、错综复杂的演变以及无法预料但必须面对的性质和生存变化。但这些情形没有再次发生，这一次，我没有“消失”和“遗忘”的感觉，不需要重新学走路。①这一次的康复过程的确是“平静的”，完全没有上次出现的那些复杂现象。但我感到不解的是：这一次，为何我腿的知觉和内在影像没有改变？为何腿的本质或“意愿”没有受到破坏或遭到遗忘？为什么头一次四头肌损伤时自己是“不幸的一群”而这一次自己却成了“幸运的一群”？②
这一次，还有另外事件让我迷惑不解，是一种不同的身体影像紊乱，这是没有预料到的、与上次完全不同的紊乱现象，但这件事表明了身体影像紊乱现象的可塑性。这次意外中，除了四头肌破裂外，我的右胳膊也被撕裂移位，但我没有带石膏夹板，而是用绷带紧紧绑扎着。但我绝对是个用右手的人，又很需要书写（因为左手书写极端缓慢，只能写出孩童般的大字），我便费力用右臂写字，逐渐松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