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30-单腿站立-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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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的腿看上去棒极了，长得很丰满了，尽管与另一条腿相比还是比较单薄（不知怎的也比较冷一点），手术伤口很整齐，特别是我把它当做一场战斗留下的伤疤，带点英雄的色彩，更觉得它漂亮，看不到任何像四周前那样让我震惊的异化征兆。毫无疑问，这条腿是那么有活力，那么有血有肉，那么真实地属于我，只是膝盖有轻微的含糊奇怪的感觉。我有点吃惊地发现带夹板的地方，皮肤是麻木的，完全麻木，有种麻痹的感觉，但不是那种深层次的麻痹——本体感觉似乎是正常的（肢体感觉正常，没有异化），只是一种钝钝的、表面的麻木感觉。
在返回开乌德的救护车上，我不停地用手按摩那条腿，通过按摩刺激腿部皮肤和它的感应器官，于是，膝盖的知觉一分钟一分钟地在恢复。经过一个小时的旅途，我的腿几乎完全有了知觉。我不敢确定，这样麻木的感觉是因为膝盖在夹板中绑得太久了，因而丧失了正常的感知力，还是因为石膏夹板的重压所致。我发现其他病人也出现类似的麻木感，一种表面的、短暂的、似乎无关大碍的麻木感觉，这与深层感觉，即本体感觉的丧失完全不同。
我说“几乎”全部有了知觉，是因为在我大腿和膝盖外侧的一个地方依然没有反应，完全没有知觉。这块地方的股骨皮肤末梢神经在手术中被切除了。
现在，石膏夹板已经拆除了，却还存在最后一个问题——膝盖因出现大面积的疤痕组织，导致膝盖僵硬了似的，不能动弹，无法伸展。我每天不得不花费半个小时，强制性地弯曲自己的腿，试图让坚硬的纤维状的伤疤软化和放松。
周五时，因为一切进展顺利，允许我回家过一晚。全家人聚集在一起欢迎我。这是安息日前夜。第二天早晨，我和爸爸及兄弟们去了教堂，一起诵读《圣经》。而这是个难以言表的经历，因为我感到自己不光被我的家庭，被这个社团，也被这古老的传统，更被《圣经》所带来的无边的快乐包围着。我们的律法吟诵是从“创世记”部分开始，这部分讲的是人类的开端，与我这个感觉自己正重获新生的人很容易产生共鸣。不久前，在圣会节的庆祝活动上，大家齐声朗诵“律法的喜悦”。长长的《圣经》诵读结束了，这时，号角吹响，接着，是一声大喊：“现在，世界诞生了。”
此刻，这种仪式、这些庆典以及这些《圣经》故事在我看来意义非凡，而以前，我对此从未有完整或真正的认识。一种敬神论的感觉渗入到我过去的一个月，我感觉到这个世界全是上帝的恩赐，我感谢上帝让自己重回他的怀抱。现在，在这个宗教仪式和故事里，我发现了自己的真实经历就是一则真实的宗教故事。经历中有痛苦和偿还，有黑暗和光明，有死亡和再生——这些都是我的“朝圣”之路或我的伤痛给自己带来的感受。此时，我生平第一次在《圣经》故事中找到了与自己相关联的东西。我发觉自己的经历普通寻常，是一个灵魂必经的旅程。一个灵魂走进一个黑暗的世界，之后，又重新回来，这种经历像一出以神经学为基础的精神层面的戏剧。
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经历已经被宗教化了——当我的腿“丢失”时，我觉得它被上帝遗弃了、流放了；而它的恢复也是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获得的。这是个饶有兴趣的科学和认知经历，同时，却又超越了科学和认知的范畴。我想这一切将给自己带来一个永久的变化，让我更加信服哲学和宗教，同时，却没有减少我对科学研究的激情和严谨态度。我看到，我预见到，这两点在自己身上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又过了十二天，我离开了开乌德，离开了那个适合所有病人的经典式的康复之地。我喜爱那里的康复生活，并在那里和其他人建立了真正的情感，真舍不得和他们说再见。“珍重”在这里显现出它原本的意义。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曾相伴同行，有过一段短暂但深刻的经历，我们曾以一种少有的亲密和坦白分享着彼此的情感，现在我们要分开了，各自去继续自己的人生旅途，祝愿每个人的人生旅途一切顺利。
在开乌德，我体验到了巨大的幸福和宁静，但这只是生活中的一个间歇，也一样会有它的终结。我的腿还没有完全恢复功能，我觉得自己需要从某些有经验的整形外科专家那里得到忠告，以全新的角度审视我的情况，并给我建议。
我打电话给哈里街的WR先生，他答应第二天接待我。
我满怀信心地展示我自己，但并不抱什么特别的期望。WR先生面色红润，和蔼可亲，我马上感到很放松。他全神贯注地听我的介绍，偶尔问一个尖锐的问题，让我觉得他感兴趣的是我本人，而不是我的问题。尽管我知道他大概是全英格兰最忙的人，但他给我的感觉是他似乎有很充裕的时间。他神情专注并且很有礼貌地倾听我的介绍，然后，迅速地、仔细地、权威地给我做了检查。
这是个真正的专家；我心里想，我一定聆听他的建议，就像他聆听我说话一样。
“这段经历确实与众不同，萨克斯医生。”他推断，“考虑过将这段经历写成书吗？”
我有些面红耳赤、受宠若惊，我告诉他自己确实有这样的打算。
“疏离反应，”他继续说，“这很常见。我经常在病人身上看到这个症状，所以，我会事先警告他们。”
我想，这的确是一位真正的专家。如果由他来做我的手术，事情会不会是另外一个结果？
“当然，在你的病例中，因为严重的感知缺乏症，这种情况更严重。表面上，你的膝盖似乎没有这个症状了，但我知道它依然存在。如果用力按着腿，还会出现这个症状的，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锻炼恢复。”
我赞成地点点头。
“为什么你现在走路时，还像是没用膝盖似的？一方面，这是个习惯问题——因为你戴着夹板时就是这样走路的——另一方面原因，我想是因为你已经‘忘记’了你的膝盖，不知道如何用膝盖走路了。”
“我知道，”我说，“我的感觉正是如此。但是，我好像无法有意识地用膝盖去走路，每当我尝试去做时，感觉怪怪的，觉得自己会绊倒。”
他思考了一会儿。“你喜欢做什么？”他继续说，“什么对你来说最自然？你最喜欢什么体育活动？”
“游泳。”我回答，丝毫没犹豫。
“好。”他说，“我有一个主意。”他的脸上闪过一丝笑容，带点调皮的神态。“我想我们最好的计划就是去游泳。稍等片刻，我要去打个电话。”
一分钟后，他返回来，笑容更加洋溢。
“出租车五分钟后就到，”他说，“它将带你去个游泳池。明天同一时间你再来。”
出租车来了，带我来到西摩会堂游泳馆，我租了一条浴巾和保管箱，摇摇晃晃地走到了池边。有一个年轻的救生员在岸上闲逛，看到我，他惊异地说：“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别人建议我应该来游个泳，”我说，“事实上，是医生建议我来的，但是我想自己大概做不到。我刚做了手术，我有些害怕。”
救生员懒懒散散地、慢慢悠悠地斜靠着我，淘气地看着我，然后，突然说：“和我比赛吧！”同时，他用右手把我的拐杖拿走，用左手将我推进泳池。
当我知道发生了什么，自己已经在水里了，我非常恼火。接着，救生员的无礼和挑衅奏效了。我是一个天生的游泳好手，自从孩提时起，准确地说，是从婴儿时，因为我的父亲是位游泳高手，在我们六个月大时就将我们扔进了游泳池。婴儿时期，游泳是天生的，不需要学习。我觉得这个救生员在向自己挑战，那么，就让我露一手给他看看！他故意游在我前边一点点，但是我快速地坚持游了四个来回，直到他大喊了一声：“够了！”我才停了下来。
我走出泳池——发现自己可以正常地行走了。膝盖可以正常发挥功能了，已经彻底“回来了”。
第二天，当我再看到W。R。先生时，他开怀大笑，说：“太棒了！”
他向我了解了一些细节，我如实相告，他笑得更开心了。
“好小子！”他说，“他做得太好了。”
我意识到这整个一幕，每个细节都是他的杰作，他的安排——是他告诉那个救生员该怎么做的。我也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
“这一招实在神奇，”他说，“屡试不爽！一个人所需要的就是自发性，用点小小伎俩使他付诸行动。你知道，”他身体前倾，“这和我那只小狗的经历一样。”
“一只小狗？”我重复着，不思其解地眨着眼。
“是的，一只小狗。”他解释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我的那只约克郡小猎犬，可爱的家伙，摔断了一条腿。我帮它包扎好，伤口愈合得很好，可它还是只用三只腿走路——一直不敢用那条摔坏的腿，似乎已经忘记了如何用那条伤腿。这样持续了两个月，它还不能正常地走路。于是，我把它带到博那海边，带着这个愚蠢的小家伙一起往水里走，走到尽可能远的地方，然后把它丢在那里，让它自己游回来。结果，它动作协调有力地游了回来，之后，便可以用它的四条腿在沙滩上奔跑了。你的情况和这只小狗的治疗方法一样，需要突发性和自发性，不管用什么方法，但要激发出自然本能。”
《单腿站立》第三部分第六章 康复（八）
①董·思高（Duns Scotus； 1255…1308），中世纪苏格兰伟大的哲学家、神学家——译注。这个故事及WR先生本人都让我感到很愉快，我愿意与一只狗进行比较，也不愿意被认为是“罕见”。同时，这更让我了解到一些关于动物灵魂和行为的本性，体会出本能、乐感和激励的本质。
自发性！正是它！但是一个人如何规划他的自发性？在术语上讲，这几乎是一个矛盾。显而易见，自发性和趣味性是WR理论和治疗的核心，即：发现一些自然的和有意义的活动，使意愿表达本身充满乐趣，这在董·思高①的词汇中就是“练习的自身乐趣”。“你喜欢做什么？”他曾经说，“什么给你带来快乐？”WR的治疗基本上是“思高式的”； 他已经直觉地意识到所有的功能都存在于行动之中，所以，行动是所有治疗的关键。不管这种行动是有趣的、认真的、冲动的、自发的、音乐的还是戏剧的，只要有行动就行。
第二天早晨，我去了科尔本的游泳池。四十年前，我父亲曾经把我扔进这个泳池学习游泳。我进行了一次快乐的“思高式的游泳练习”，充满了太多的乐趣，以至于我想永远不停地游下去——因为这个活动令我感到快乐而不是负担，这里没有任何压力和疲惫，只有欣喜和放松。最后，离开游泳池时，自己没有感到丝毫的疲惫，反而感到精神重新振作起来。我看见街角有一辆自己想乘坐的公共汽车，于是，不假思索，只是条件反射地在后面追赶，追上了它，一跃而上，跑上台阶。这一举动又带来了另外两个“思高模式”的收获——我原本不知道自己可以跑步或者跳跃，如果我刻意地去尝试的话，说不定会大失所望。的确，就在那天早晨，我还对自己说：“你可以走路，但是你可能永远不能跑，不会跳了。”
星期五的晚上，我不自量力地溜进了科里克乌德的一家舞厅。我愉快地看着那些正在跳舞的人们——这种感觉与我五个星期之前在海格特带着醋意看着那些年轻人踢橄榄球，然后愤恨地离开，两者的情形完全不同。我感觉自己心里痒痒的，有着跳舞的渴望和冲动，但想到自己，一个中年男人，腿上刚拆掉石膏夹板——我便却步了，但一伙年轻人抓住我的胳膊，将我带到他们欢乐的节奏中。我无需思考，不必决定，不知不觉中，我已沉浸在快乐的节奏和自然的意愿中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得很晚，直到我弟弟进来叫醒了我：“有你一封信，是你的同行、莫斯科的鲁里亚教授写来的。”
我从他手中接过信，内心激动得颤抖。七个星期前，我给鲁里亚教授写了封信，我觉得他会是惟一能理解我的人。几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他的回音，自己很是担心，因为以前我给他写信，他都很快回信的。（后来知道，延迟复信是因为他一直在他的夏季别墅里。）他会说些什么？他一定会直言不讳地说出他的观点。他不会含糊掩饰，也不会夸大其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