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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

5630-单腿站立-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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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缠住,然后往上拉,像练习用线绳钓鱼似的。


《单腿站立》第三部分第六章 康复(六)

    我们是来康复的,我们必须有所改善。但康复不是一个自动的、简单的步骤,不像生病或病情加重那样可以自动发生,因此,我们没有相对应的“健康加重”这样的单词或概念。相反,我们用“愈合”这样的词来表达,意味着“逐渐复元”,言下之意,康复不是一个步骤,而是行动,需要许多的行动。    
    当然,就机体组织而言,有可以自动复原的,这只是从外科手术上讲的复原。组织被切断,被连接,连上后,组织的复原是自动的。严格地说,作为外科手术,作为“木匠”,这样说是对的,但我们还有“手术后的理疗”这样的阶段,所以,“自动复原”这样的说法让人觉得手术好像纯粹就是医疗的或机械的。    
    手术本身确实有点机械的概念,但肌肉必须要锻炼,否则便失去力量和弹性。锻炼是必需的、有益的,但是不够的。对于站立和行走这样的简单动作都不单单是肌肉的问题,更别说复杂的动作和活动了。(在我自己的案例上,主要的伤是肌肉的损伤。)修复包含行动,重点必须放在行动的特征上,当肌肉碎裂了,失去了知觉,怎样才能带动肌肉运动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一点,我可能完全像希波克拉底所说的那样,还得困在床上。    
    但我无法用意志力或者是自己的意识做到这一点。最初的刺激和驱动必须来自外界。我必须行动,必须产生新的行动,但需要别人推动我,对我说:“行动吧!”他们是行动的允许者、设计者、助产士,当然也是行动的支持者和鼓励者。这不能看做是神经机能病或是病人的被动性,无论病人是多么意志坚强或顽强固执,在迈出第一步尝试新事物时,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不能说他的“想像力被抑制了”,其他人要理解这一点,帮助他行动起来,要在被动和行动之间起到中介的作用。    
    这是康复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关键点,但它不是终点,而是始点。我之后还需要六周的时间,因为还需要其他类似的行动,功能的进一步恢复不是一帆风顺和自动必然的。康复的过程有点像孩提时代的重现,因而也像儿童早期一样,需要坚定的学习行动,突然从一个平台向另一个平台的攀登,每一个平台相对下面的平台都是不可思议的。生理学,至少更高层面的生理学必须依靠并根植于经验和行动,必须要有经验和行动——这是理疗师或医生最基本的功能,否则,神经系统、机体组织就无法成熟或愈合。    
    因此,在“康复之家”,虽然我每天都在恢复,对同一件事情能越做越有力、越做越轻松,却不敢尝试不同的、新鲜的事物,总需要别人的帮助和介入,每当我从某个阶段“毕业”时——比如:从用两个拐杖变成用一个拐杖,后来,再变成用一个手杖时,这种心态就非常明显。    
    有一位特别优秀、善解人意的年轻外科医生,每星期探访“康复之家”三次,他是一个善于理解、乐于沟通的人。有一次,我和他交流过这个问题。(我可以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但在医院的时候,我几乎不可能向我的手术医生提任何问题。)    
    “这很简单,”他回答说,“也许,你已经猜到答案了。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我曾摔断过一条腿……我知道这种感觉。”    
    所以,当阿蒙森医生说我可以丢开拐杖时,他的语气中透着权威,的确,他是惟一真正的权威,自己有亲身经历,又有非凡的理解力。我相信他,信任他,但他的建议似乎不太现实。    
    “不可能,”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想像不出。”    
    “你不需要‘想像’,只需要去做。”    
    我鼓足勇气,紧张得发抖,试了一下——立即绊倒,摔趴在地上。我再试,还是摔倒。    
    “别担心,”他说,“会成功的——你会看到的。”    
    (那天晚些时候,我成功了——不过,是在梦中。)    
    就在这时,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在西敏寺修道院将为W。H。奥登先生举办周年纪念活动——问我能去吗?我一直敬爱而且尊重奥登先生;当然想去。何况,我感觉到自己有责任向他表达我最后的敬意。我非常矛盾,最后,还是恐惧占了上风。    
    “非常抱歉,”我说,“如果身体允许,我当然会来的。但是,现在这个阶段,我担心,这完全是无法想像的。我真希望自己能来,但现在,我连想都不敢去想。”对,就是这些词,我当时使用的绝对就是这些词句。    
    第二天早晨,理疗师进来看我,看见了桌子上我为奥登先生写的一篇文章样稿,说道:“听说在修道院内举行的那个仪式很感人的。你一定在场吧,仔细说给我听听。”    
    我猛然间感到震惊,精神世界似乎动摇了。“但是,”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实在没能去。”    
    “为什么不能?”她追问。    
    “我确实接到了邀请,自己也想去,但是那对我来说是无法想像的,想都不敢去想的。”    
    “无法想像!”她叫了起来,“不敢去想?你当然可以去,也完全应该去。是什么该死的东西阻拦了你?你为什么不应该出去?”    
    我的上帝,她说得对啊!谁阻拦了我?什么阻拦了我?我竟然说“想都不敢去想”,真是荒唐!当她反问我“为什么不”的时候,一个巨大的障碍消失了——尽管我之前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想都不敢想”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是自己被禁锢?还是自己的“想像力被压抑”了?    
    无论如何,她的话解放了我,于是,我说道:“管它呢,我现在就要出去!”    
    “好啊,”她回答,“早该这么做了。”    
    我迅速地、不假思考地大步走出了大门,顺着山路来到了海格特。感觉棒极了!真是喜出望外!我的第一次户外行走!直到此时此刻,外出对我来说简直是“无法想像的”——我一直有一种被收容者、病弱伤残者的心态。我自己完全不能迈出这关键的一步,需要她的“为什么不呢”来帮助我走向外面的世界。    
    在海格特山顶,我看到了一家茶馆,便大胆地、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    
    “你终于做到了!”服务员说,“你终于到了这里!”    
    “你认识我吗?”我惊奇地问。    
    “我不认识你,”她说,“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你们一直呆在康复之家,直到有一天你们突然间鼓足勇气,迈出大步,沿着陡峭的山路来到海格特,来到这个茶馆,品尝你的第一次外出用餐。”    
    “对,”我说,“你说得完全正确。”    
    然后,我开始点菜,不只是一壶茶,而是变成了一顿为庆祝我重获自由的盛宴。    
    “他们都如此。”服务员介绍。    
    “他们都如此。”“你们都如此。”我才不在乎这些呢。事实上,想到别人在自己之前也是这样做的,这让我感到快乐,让我觉得自己并不特立独行,并不“罕见”。我重新步入常规的生活,和其他人一样,成为这世界的一部分。    
    我几乎点了菜单上的所有菜——从凤尾鱼卷、朗姆丸子到调和蛋白——所有的东西都太美味了,不光美味,而且神圣——我觉得这顿饭像是一顿圣餐,是自己与世界的第一次交流。我已经和这个世界分离了六个多星期,对它的一切都由衷地渴望,世界就像一场盛宴让我垂涎。于是,我慢慢地、大口地品尝着面前的佳肴,带着一种感恩和崇敬的心情——我感觉自己正在分享这个世界的圣餐,这包括物质上的、感观上的和精神上的。面前的食物和饮料都是恩赐的,这是一顿神圣的盛宴。    
    从这一刻起,再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我不断地外出,我爱上了这个世界,我感觉自己像一个阔佬,租了辆出租车从别处到此地观光游玩。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感觉自己像一个长期被放逐的国王,现在,终于可以回来了,并受到了这个世界热烈而且隆重的欢迎。我渴望拥抱每一座熟悉的建筑;我渴望拥抱大街上偶遇的陌生人——去拥抱他们,去用爱淹没他们,因为这一切就像我在茶馆里的第一次午餐,也是精彩世界盛宴的一部分。我想一定是自己笑得太多了,要不然就是自己流露出了太多的喜悦和爱心,因为我得到了太多的回应。我深切地感觉到了这一点,特别是在汉浦斯蒂德周围的小酒馆——那些美妙、快乐、拥挤的小酒馆,它们的小花园和遮阳篷在温暖的阳光下闪亮着,这里的人们友善随和。我的拐杖(因为我进出出租车时需要拐杖)、我的石膏夹板就像是一张永久有效的护照,让自己到处受到人们的保护,享受到太多的关爱。我喜欢这种感觉,我曾经是一个那么消极那么害羞的人,现在,我发现自己在唱歌,玩飞镖,讲黄色故事,在大声地欢笑。


《单腿站立》第三部分第六章 康复(七)

    ①拉伯雷(F。Rabelai,1494…1553),法国讽刺作家。当某人的行径狂野放荡、滑稽而不修边幅,我们称他为“拉伯雷式的人”——译注。在每个地方,在自己的内心,我发现一种拉伯雷式①的艺术风格——一种粗糙的,但是快乐的,而且相当纯朴的情趣。但同时,我也一样在寻求另一种表达方式,在安静的林间空地上,在皎洁的月光下漫步沉思。我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恩之情——可以是充滿活力的,可以是平静恬淡的;可以是集体的,也可以是独自的;可以和朋友们一起,也可以和陌生人一起;可以是行动,也可以是沉思。这段时间的感受异常强烈,对我来说这是一段健康的时光,没有任何的疯狂或病态。我感悟到一个人本应该以这样的心态去看待这个世界。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内心感到疲倦或是晦暗的话,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原本就该如此啊!我像一个新生儿一样,体验着生活的快乐和纯真。    
    如果这就是“事实”,或者这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那么,一个人如何会感觉到这个世界“无聊”呢?我推测是否一个人通常说“平凡”时就是一种无聊,一种感觉和精神状态的慵散和麻木。如果不是,那一定是他们封闭了自己的心扉。对我自己而言,现在我已经从黑夜和深渊里解脱、释放出来,内心充盈着一种对光明、爱和健康的陶醉。    
    我感到一种深刻的转变已经在自己的生活中发生了。从此以后,我的人生将发生深刻而永久的改变。我不会像以前那样凡事想当然,事实上没有什么事是想当然的。我将把生活以及所有的一切视作极其宝贵的、又极易破损的且不能确定的礼物,自己会用心珍惜它们。    
    星期一,十月七日,手术后的第六个星期,我又被带回到医院做检查和拆除石膏夹板。如果一切顺利,夹板就可以永久拆去了。对此,我毫不担心,因为自己知道一切都会顺利的。我期待在友善的氛围见到自己曾经憎恶的那位外科医生和他的团队。    
    如我所料,一切都愉快地发生了,没出任何问题。斯旺先生发现自己正面对一位面带笑容、充满感激的病人,并对过去的愤怒表现出了悔意。斯旺先生同样友好地回应了这一切,尽管他的反应中仍有些腼腆和保留。他微笑,但并不热烈;他握着我的手,但并不热情;他诚恳,但并不亲切。我感到惊讶不解,以前自己怎么会那么讨厌他,因为他虽然不是特别可爱,但也绝对不会让人讨厌,他是个正派、寡言的专业人士,水平精湛而且作风严谨,对他的专业水平,我在任何时候也没有怀疑过。但当时,自己在痛苦中产生了极端的感情需求,对这种强烈的感情需求没能得到对等的情感回应,我便感觉不舒服。现在,我的痛苦结束了,忧虑平息了,身体好多了,不再提出非分要求了,这让他感到高兴,露出了淡淡的微笑。他对我的态度改变了,毫无疑问我对他的态度也随之改变了。我想像到,稍后在他和自己的“团队”聊天时,会说:“那位萨克斯先生,其实人并不坏,只是有一点情绪化。在医院里,碰到像他这样的病人确实有点让人伤脑筋,但记住……也许对他来说?这段日子的确不好过。换上我自己,估计情况也会一样的。现在他恢复了,不是吗?他的腿看上去棒极了。结果好,便一切都好了。”说完这些,他? 惆盐掖铀哪院V心ǖ袅恕?的确,拆除石膏夹板后,我的腿看上去棒极了,长得很丰满了,尽管与另一条腿相比还是比较单薄(不知怎的也比较冷一点),手术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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