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狱中-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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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张春桥倒想起几起类似的一些事情来：

一九七六年初，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对中央机关和部队五七干校的高级干部们作过一个也是劝降的报告。当时，他记得要求中央办公厅，特意把他的报告给彭真发去一份，再次对他提出要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的问题。

当时，他说：“我们每一个老同志，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存在着一个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的问题。历史上也有不少过关的故事，什么春秋时期的伍子胥过昭关，战国的孟尝君过函谷关，明末农民起义军闯过居庸关，等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就说过：‘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同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现在，许多同志过了民主革命的关，又要过一关了。究竟怎么过？会不会像邓小平那样成为革命的绊脚石？就要看每个人的表现了。”

这时，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绝大多数已经从个人迷信的笼罩下解放出来了。他们对伟大领袖的热爱，已经发展到并不盲从的地步，于是，在学习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时，都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关？究竟要怎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张春桥是这样回答问题的：“有些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为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甚至不愧为战场上英雄的人为什么也会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那就是因为他们本来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来找出路的。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有着程度不同的民主革命的积极性，属于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民主革命不破坏个体所有制。这样的革命与他们的瓜葛不多，他们举双手赞成，并且能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为革命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可是，到了社会主义时期，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都同民主革命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则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滋生资本主义保护资产阶级的土壤，为最终消灭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要搞这样的革命，就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

对于这样的说法，邓小平公开提出：“这种说法太左、太左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如果没有丰富的物质基础，没有在充分的经济条件下，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对我们来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生产力，建设四化！没有这些，什么都是空的！”

彭真也公开地表示：“我们这些人搞了多年的革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反而倒陌生起来了。孙悟空有真假之分，马克思主义也就有真假之别。到底谁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我这个人确实糊涂了。”

其他的许多老革命家，也都陆续地提出了类似的看法。针对着这些认识，张春桥说：“有些本来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人，在革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后，思想却仍然停留在民主革命的阶段。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没有精神准备，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缺乏认识，对于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就会一步步地抵触甚至反对。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要限制他们所喜欢的那个资产阶级法权，同他们留恋的那些孔孟之道、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博爱之类的旧传统观念决裂，使他们很反感。他们总是喜欢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按照地主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他们十分害怕社会主义革命到他们的头上，打碎他们的那一套坛坛罐罐，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使他们失掉什么。正因为他们背着这这么多沉重的包袱，因此，在革命中总是摇摇摆摆，容易接受修正主义，不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们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就脱离了党，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立面。现在有些刚刚站出来工作的老干部，迫不及待地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这样的理论，邓小平和彭真这些人一开始还没有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探讨，后来随着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他们的见解就更加成熟了。彭真对邓小平和陈云等人说：“什么继续革命的理论，什么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统统都是一个借口！我们可以从解放十七年来的事实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本来就是巩固的，能够有效地镇压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势力，能够有效地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和组织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建设。我国的民主和法制虽然还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可以不断地加强。我国各族人民是平等的，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怎么能动不动就提到什么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呢？怎么能动不动就把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说成是什么走资派呢？这个走资派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看就是毛主席本人也没有说清楚。张春桥他们鼓吹的那一套，没有任何的现实根据和理论根据。按照他们的说法和做法，只会给一些捣乱分子和破坏分子提供理论根据，给一些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我们从现在必须要给予驳斥和反对。”

这种看法自然和邓小平是不谋而合的。邓小平马上说：“现在我国的大量矛盾不属于敌我之间的矛盾。也不属于阶级斗争的范畴。对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完全可以运用政权和法律的力量来解决。至于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中的某些犯法乱纪，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或官僚主义作风造成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损害等问题，党和人民应用批评教育和党纪国法来解决。可见，在我国根本不存在什么发动群众搞什么继续革命的必要，也不存在进行夺权、推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的政治基础。那种文化大革命煞有介事地说我党有一个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或者我们这些人是走资派，都是毫无根据的臆造，必须统统推倒。”

这样，张春桥苦心研究和帮助毛泽东总结的那套理论，就被邓小平事实上主持工作以来的实践所彻底推翻了。

现在，站在彭真面前，张春桥感到了格外的尴尬。他很想挺一挺胸脯，表现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但是他扫视了一眼周围的气氛，还是没有再作什么表演。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他注重的是实际，而不是那种虚张声势的东西。他知道，面对像他这样的人物，邓小平和华国锋的政权，始终会认为是一个最大的危险。在短时间内他们绝对不会把自己轻易地放出来的。所以，再和他们说什么，也是无济于事的。王洪文的上当，就在于他还是没有看到毛泽东的力量，没有看到自己毕竟是毛泽东亲手培养起来的这个事实的威力，所以选择了一条极其错误的道路。

所以，当他的目光再次和彭真相遇的时候，真正感了这些老政治家的可怕和力量的所在。他们这些人有着丰富的经验和长期斗争的准备，所以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对自己不利的时候能够选择一条最为对自己有利的策略。现在他们的时机成熟了，所以，一个个都跳了出来。彭真坐在那里，完全是一副胜利者的姿态。你看他是多么的得意呀！张春桥觉得自己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但是，在这种强权面前，他不能自己低头，不，绝对不能！到了这个时候，他只能以视死如归的勇气来完成他的最后亮相了！

彭真连问三次，都没有得到张春桥的正面答覆。于是，彭真笑了笑，说：“张春桥呀张春桥，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聪明人。你怎么到现在还是认为你们那一套是正确的呢？作为政治家来说，你首先应该看看世界的大势究竟是什么？人民的要求现在究竟是什么？我希望你能在监狱里重新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真正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

这，显然是带有很大的嘲弄的。在张春桥听来，比狠狠扇他两个耳光还要感到难堪。在场的人都不会知道彭真的这话，是对当年张春桥挑衅的一种反击。但是，张春桥记得当时的情形，他是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特殊的场合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九日上午，中共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到了白热化的时候了，彭真被迫在会议上作检查。他的检讨总共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就被几个人打断了几次。他说：“我承认自己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有极其严重的错误，我表示好好地检查自己的错误。但是，说我至于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恶活动，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至于我同罗瑞卿、同陆定一有没有反党的联系，请中央审查。”

康生立即站起来批判：“你这个话就是反对中央刚刚通过的通知！通知里面说得很清楚：‘这些人物有的已经被识破了，有的还没有，有的正在受到我们的重用。’这话是毛主席亲自加的，是主要的内容。林总的讲话已经发挥了主席的这个思想，你为什么还要这样讲话？你尖锐地同党、同主席、同林总对立！”

会后，张春桥奉命和彭真谈话，要求他按照会议的精神写出一份像样的检查来。当时他就说：“彭真同志，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聪明人，怎么到现在犯起糊涂来了呢？一个领导人应当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应该首先看看世界的大势，中国的大势，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是干什么的。你不要继续顽固地坚持你那一套了。我希望你能在你家里好好地研究一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正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不要搞那些空空洞洞的东西，那些东西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现在，彭真把他当年讲的话，稍加修改，用到他的身上来了。这岂不是一种很绝妙的讽刺和回报吗？张春桥想到这里，把身子一转，给了彭真一个屁股，大声说：“现在我的归宿是监狱。请你们送我回监狱去……”彭真对此，一脸木然……’

第二十七章　他望着毛泽东的画像　仿佛在说什么？

死刑对张春桥来说，已经没有多少特殊的意义。对他的监视已经久了，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发生。他的生活平淡而单调，起了床后，稍加活动就吃早饭，好像所有的洗刷打扫郜是他自己来干，然后就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看报纸和他所需要的书籍。到了中午就是午饭。然后休息到下午三点左右。起来还是看书和读报纸。一直到晚饭后，出来放风。除了固定的时间，没有人来拜访，更没有电话的干扰。偶尔和监管员谈话，都是一些社会上的小道新闻。而且他的口封得严密，对过去的往事几乎都缄口不言。

“你说，政府会对你减刑吗？”监管员故意这样问他。

张春桥坐在那里，闭目养神。他对他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高兴的时候就和他们说上简单的几句话。不高兴的时候就闭目不理。除了给他拿来了马列的著作和毛泽东的若干刚刚出版的著作后，4020他高兴地表示几句感谢的话外，一般的时候他都是用某种警惕的眼睛观望着人们，和谁也交不了心。

他对看电视也没有多大的兴趣。偶尔看一看，也是图个新鲜。但是，看得出来，他对中国政局始终是关心的。一九八一年六月廿七日至廿九日，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后，他把那天的电视看了整整一天。第二天的报纸刚到，他就仔细地阅读起来，而且轻轻地读出了声音，调子是那样的特别：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并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结果是：一、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二、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三、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四、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五、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六、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张春桥念完这段报纸，站起来，又开始在囚房里走来走去了。看得出来，他对这样的一个局面是从心里高兴的。他认为，这样就更加证实了他们对自己的审判，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次全面的反对和倒退。他把《毛泽东选集》里的那张毛泽东的照片，恭恭敬敬地摆放在桌子上，凝望着毛泽东的面容，好一阵地沉思和遐想……

监管员从小孔里往里窥望，隐隐约约地听见张春桥在说什么：“毛主席呀毛主席，经过了这场斗争，你看到了谁是真正高举您的旗帜的人，谁是人面兽心的反革命两面派了吗？你这时才看清楚所有人的真面目了吗？在你生前，多少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