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狱中-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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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那里，张春桥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纹丝儿不动。这种功夫，好像经过了多年的修炼，已经老道精熟了。专门对他进行摄影的记者，偶尔可以看到他的眼睛不时地睁开注意观察着周围的反应。只有在这时，人们才可以觉察到他并没有与世隔绝，而是随时窥测着方向，只要有一个机会，他会像猛虎一样地向着他的对象扑过来的。
张春桥当然记得：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报导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发表了社论，题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社论赞扬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泽东的革命‘三结合’方针，粉碎了所谓阶级敌人的假夺权阴谋，终于获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社论指出：‘山东的经验充分证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地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的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阴谋。’”
这篇经过了毛泽东审读的社论，表达了毛泽东对以王效禹为首的革命委员会的支持。在这个新生的革命政权遭到了阶级敌人的包围和反对的时候，我张春桥给予坚决支持是理所当然的。这正是听毛泽东的话，照党中央指示办事的结果。他从心里这样想着，狠狠地骂了几句。只是没有任何人听见而已。
公诉人的声音继续在法庭里回荡着：
“被告人张春桥为了实现其篡党篡国的野心，早在文化大革命初，就伙同王洪文等人，以上海为基地抓武装力量。他多次布置上海，要武装所谓左派，改造城市民兵，提出‘要用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的口号，妄图利用这支武装力量，来支持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七六年九月，在‘四人帮’覆灭的前夕，他给徐景贤等人出谋划策，策动上海武装叛乱。这样的赤裸裸的反革命罪行，难道不是你张春桥经过多年经营的结果吗？”
张春桥的嘴角咧了一下，随即鼻子哼了一声。
马纯一继续说：“上述的犯罪事实，都是张春桥直接犯下的反革命罪行，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被告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九十三条、一○一条、一○二条、一三八条，犯有阴谋策动武装叛乱罪，诬陷罪，反革命杀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审讯过程中，张春桥态度顽抗，在大量的证据面前，拒不供认所犯罪行，请法庭依法从严惩办。”
公诉人终于讲完了没有人和他辩论的辩论词，嘈杂的旁听席上逐渐地安静下来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张春桥。他们希望能听到这位被郭沫若称为‘狗头军师’的声音，那怕是几句怒骂也可以呀。只见张春桥充满血丝的眼睛睁开了，他重重地喘了口气后，又闭上了眼睛。
审判长曾汉周拖着长腔道：“张春桥，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一八条的规定，你有陈述和辩护的权力，你有什么可以陈述和辩护的，现在你可以讲。”
张春桥的脸色没有丝毫的反应。整个大厅里静悄悄的，没有任何的声音。和刚才公诉人发言时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曾汉周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后，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对张春桥说：“现在我们再等你两分钟。”
张春桥脸部的肌肉微微地抖动着，法庭里几乎可以听见他轻微的呼吸声。他额头上的汗珠在往下滚动，但是他连擦都不擦一下，只把他大腿的重心移了一下，以便继续坚持他那对抗者的姿态。
两分钟的时问，对张春桥来说，是那样的漫长。但是，对审判长来说，只是短暂的一刹。曾汉周终于拍板了：“被告人张春桥不作陈述和辩护，记录在案。现在我宣布法庭辩论终结。”紧接着，他又说：“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张春桥，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你听见了没有？”
张春桥咬牙切齿地瞪了审判台一眼，对他的等待不予理睬。
“好，被告人张春桥不作最后陈述，记录在案。”曾汉周已经完成了他今天的开庭审讯。于是宣布：“现在闭庭，被告人张春桥等候对你的宣判。”
张春桥在法警的押解下，挺胸快步地走出了法庭。在他的眼里，这只是一场战斗的结束，他面前还有更加严峻的考验呢……
张春桥抬起头来，有意识地看了看天空。啊，万里无云，红日当空，本来是晴朗的季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呢？历史的老人，你该怎样地来写这段叫人伤心落泪和悲痛万分的岁月呢？他想放声地大哭一场，又放不下他那张脸来……
第二十四章 他翻开了《毛泽东选集》……
张春桥和江青在法庭上的态度，激怒了中央政治局的一些人。薄一波拍着桌子说：“我看不把江青和张春桥判处死刑，实在不足以平民愤。全国到处是一片杀声，我们一个不杀怎能说服了群众？特别是那个狗头军师张春桥，实在是坏得出奇了，这个家伙一定要杀。江青如果考虑到影响不杀可以，张春桥有什么功劳？半点功劳也没有！有的只是罪恶！小平同志，这个板可是靠你来拍呢。”
“别着急嘛，看看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再说。”邓小平这时候是最能沉得住气的人。他知道自己的一句话足可以定下了他们的死刑，但是这几个人毕竟是在全国全世界，甚至在历史上都是最有影响的人，搞得不好，将直接关系着自己的形象和政权的稳固。稍微的过失，就会给将来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他不得不慎重。另外，他也知道，不管听了谁的意见，最后的帐，始终是要记在他自己的头上的。
邓小平的案头，就在张春桥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下午在军委会议上的讲话。那已经是一个历史文献了。就是几千年后，这篇东西也是要说话的。与其将来让人们说三道四，不如现在就把问题搞得准确一点。于是，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这样说：“你们给张春桥定的罪行可以少几条，不要搞那么一百多条。我可以告诉你们，他的罪行就是只有一条，也可以判他死罪。其实，他们的问题不在条数的多少。江青、张春桥，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改朝换代，阴谋夺权，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建立他们的反动统治，这一条还不够杀他们吗？够了！完全够了！”
在场的人注视着这个国家和正常的总指挥，连华国锋也像一个小学生似的拿着笔记本在记录着他的话。
“可是，我看了张春桥的许多材料，包括他的讲话。”邓小平说，“我对他的一些情况就更加了解了……”
是的，张春桥的一些话，特别是在那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总是在他的耳边轰响：“上海的形势比较好。革命群众的情绪很高。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主要是靠两条：一条是靠毛主席。一条是靠群众。毛主席对上海的工作，是非常关心的。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毛主席都有指示。上海革命群众每一个新的创造，每一个新的倡议，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支持。《文汇报》的夺权，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都是毛主席首先支持的。上海体育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写的那篇《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也是毛主席先发现的。好多我们在上海还没有注意的事情，还没有抓到的事情，毛主席就抓到了。”
邓小平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张春桥的这些话不是假话。在当时，他不需要说假话。这些表功的事情，他不敢强争。
“有人说我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只是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我觉得，这只能是证明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不把毛主席的领导算作党的领导，不把党中央的决议算作党的领导。十六条明确规定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难道这也不算是党的领导？他们既不懂得革命，也不懂得群众，更不懂得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的革命。如何对待群众运动，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毛主席多次教育，多次提出的问题，也是如何对待群众运动。我想举几件事来说明这个问题，其中一件就是安亭事件。”
“在上海一谈到工人运动，就会谈到安亭事件。去年十一月份，革命工人起来成立革命组织上海市委不批准，两千多工人就上火车到北京告状。开车不久，铁道部命令把他们甩在安亭、苏州、南京几个车站上，人数最多的在安亭，所以工人们把这件事叫安亭事件。工人们不干，造成上海、南京一线火车全部停开。对这件事，实际上有两种方针、两条路线。一条是镇压；一条是支持。主张压下去的，代表人物就是陶铸和上海的陈丕显和曹荻秋。十一月十一日，我去安亭处理这件事，陶铸给的方针，就是把工人赶回上海，对他们的组织不支持，不承认。我赶到安亭，向工人代表谈话，劝他们回上海，理由无非是生产要紧呀，铁路不能断呀，等等。这些道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用。我就平心气和地听，听他们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天亮以后，接着开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开了十六个钟头，工人才答应回上海。从这个谈判中，我才了解到，工厂里好多工人被打成了‘反革命’，来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们为造市委的反，就组织了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开成立大会请市委参加，他们不参加。开完大会，要求市委领导接见，他们也不见。实在无可奈何了，才上火车到北京告状。而上火车以后，又把他们甩在了这个车站上，已经三天三夜了，市委一个人都不来。工人越来越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照陶铸的那个方针去做，工人根本不会回上海。要赶回就要镇压。这一批人已经被打成了‘反革命’，再加上这次‘破坏交通’，实行白色恐怖，进行镇压岂不是理由很充分吗？是工人群众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导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的关头没有犯错误。我答应认真负责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才说服他们回到上海。十三日回到上海，同他们的代表继续谈，把问题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现象，工人起来闹革命才是本质，才是根源。我决定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是合法的组织。只是劝他们，中断火车是不好的，以后不要采取这个办法。没有过多的责备他们。”
“这样处理，市委坚决反对，说我没有原则。曹荻秋气势汹汹地给陶铸打电话，陶铸立即支持他。我也给陈伯达打电话，请中央指示。陈丕显有了陶铸的支持，也气势汹汹地给陈伯达打电话，提出质问，为什么这样做？说中央不是规定工厂里头不准成立造反组织，也不成立全市的造反组织，为什么现在又承认？你们给张春桥多大的权力？非常凶，接连问了几个为什么。陶铸、陈丕显和曹荻秋的方针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中央常委，最后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支持了上海工人群众。在我们处理安亭事件的时候，工人造反派连几万人都没有，只有几千人，要镇压可以镇压下去的。但是工人还会起来，把压他们的人打倒。我们决不能因为手里有权，就能压服群众。相反，我们是共产党员，只能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革命群众的行动。今天上海的局面比较稳定，与安亭事件处理得比较稳妥，有很大的关系。现在，从安亭等地回去的这批人，已经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主要骨干，主要领导人。就是这批人把上海的百万工人组织起来了……”
“全市的夺权，我们在精神上并没有准备。我和姚文元同志一月四日到上海的时候．是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这样的身份去的，不管同工人谈也好，同学生谈话也好，别的什么话也谈不进去，就是谈市委的经济主义风刮得很，保市委的‘赤卫队’的头头呼喊着要停电、停水、停交通，给造反派压力很大。这些情况，我们来以前知道一些，但是百闻不如一见。火车站搞得很彻底呀，整个火车站没有人管了，车没有人开，连售票员、检票员都没有了。港口从每天装卸量十万吨下降到三万四千吨。外国轮船从平常停泊二十几只，拥挤到一百二十几只。有一些国家故意侮辱我们，把船上的中国国旗倒挂起来。工人也好，学生也好，谈起这些事情来，就非常愤怒，但是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市委已经完全瘫痪了，没有人管了。当时，我们就同车站、码头、水厂、电厂还有企业的一些要害部门，例如电报局、邮政局、电话局等部门工人革命造反派一块商量，究竟该怎么办？最突出的问题是造反派工人坚守岗位，有的已经两三天没有下班，实在支持不住了。而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单位包括一些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