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狱中-第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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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天才论也是这样。如果他不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鼓吹设国家主席，如果林彪的死党们不在会议上跳出来反对我张春桥和江青等人，也许就没有后来的林彪事件，也不会有这样的结局。现在这样的局面，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张春桥坐在桌子旁边，费尽心机地思考起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来了……
他想起，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上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说：“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往往会有反覆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就没有了。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如果不警惕，迟早要吃大亏。现在有人要搞单干，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有些人，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我们中央的有些部门、有些单位，从不作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这样下去，还不出修正主义？”
如果说毛泽东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他断定：今后的斗争会有反覆的！
当然，这只是张春桥自己的一厢情愿。对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似乎已经给他们定了性，都觉得他们要想翻案真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了。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如何给他们判刑的时候，邓小平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同江青集团的斗争究竟结束了没有？许多的人似乎还有问号。林彪集团，翻案不翻案，似乎没有什么风波，大家对他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就是对江青集团，有人总是心有余悸。因为这个集团是和毛泽东同志联系在一起的，是毛泽东生前很信任的几个人。似乎只要是毛泽东定下来的事情，总会有反覆。这个问题，我和陈云等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认为，不在于是谁定下的事情，关键在于正确不正确。江青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恶，已经罄竹难书了。为什么还要对他们有幻想呢？这当然是不应该的。”
他这么一讲，许多政治局委员就上来了。陈云说：“我记得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在张春桥那个小组里参加讨论。张春桥和我谈话时说过这么一句话：‘你们这些老同志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现在就是该让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这些新生力量提当大任的时候了。你应该支持他们出来工作，不要给他们拖后退。新生力量总是要战胜腐朽的、落后的力量的，这是一个谁也扭转不了的历史规律。请陈云同志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不然还会犯历史性的错误。’这句话，我一直在认真的思考，是不是这样一种情况呢？如果是，他们为什么今天要失败？如果不是，我们应当怎样避免历史再倒退呢？为什么现在一些人提起江青和张春桥总还有这样的那样的说法？就是他们还有市场。若干年后，会不会有人替他们翻案？我看很难说。但是我们应该有一条信心，那就是我们的判刑要扎扎实实，合情合理，经得起历史和我们的后代的鉴证。”
到了审判委员会会议上，各种各样的议论就更多了。
“必须依法办事，否则，就会前功尽弃。”江华这样说，“只要我们掌握了这条原则，就不要担心以后什么江青和张春桥翻案的问题。我们这次判决，给江青、张春桥挑起的斗争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是不是我们党和他们的斗争结束了呢？还要看我们这次的审判是否成功。这一条是肯定的。”
于是，这个委员会里，围绕着量刑和适用法律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一时很难最后下结论的讨论……
张春桥可以看报纸了。他的第六感觉使他意识到在对他们的判刑上，必然会出现争论。别看法庭上那些法官们一个个道貌岸然，他们难道不清楚，起诉书里对他们的指控其实不都是针对着毛主席吗？放在毛泽东生前，出现这样的情况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难道还不是很清楚的吗？在中国法律的天秤总是随着权力而倾斜的。这样的局面本来是不言而喻的。群体意识，使相当的多数都是看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真理的标准往往就是以权力来作为衡量是非的尺码的。这一点，不是用理论，而是看事实就清楚了。要是邓小平不上台，不使华国锋失去了权力的重心，他能这样地发号施令吗？
于是，他这样设想：权力是否永远姓邓？换句话说，邓小平及他所代表的这个集团是否能永远地掌握中国的权柄？这就是这次斗争会不会有反覆的根子。他不相信中国的最高权力就永久地落到了他们这些人手里。他相信。坚信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会重新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于是，他把自己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手里。哪怕是等上十年、几十年，他也相信这一切都是暂时的，眼前的一切都不是最后的。
说老实话，能够使张春桥建立起信心的，还是毛泽东的那些多如牛毛的论述：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就多次引用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讲的话：“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既然苏联是如此，那么中国也一定会是这样的。张春桥这样地想。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一封信中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到了一九六九年四月廿八日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一九七一年八月到九月初，毛泽东多次这样讲：“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内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毛泽东的这些话已经深深印在张春桥的脑海里，斧头也砍不掉了。他就是凭着这些东西作为支柱，拼命的挣扎着，挣扎着…
第二十三章 他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
十二月二十日上午，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对张春桥的审理进入了法庭辩论的阶段。由于张春桥拒绝对任何事情进行回答，同时也拒绝了任何形式的辩解。所以奇书…整理…提供下载，使得这次法庭辩论完全成了公诉人在唱独角戏。旁听席上的人们对未能看到张春桥的精彩的表演而感到遗憾。
张春桥来到法庭的时候，嘴噘得高高的，竭力要显示出自己的凛然正气。但是他的模样并没有完全达到他的目的，仿佛像一尊石雕，蜡黄的脸上毫无血色，坐在那里就像一个没有生命的僵尸。
这时的审判长曾汉周，已经坐到了主审官的席位上，他宣布了辩论的开始。
公诉人马纯一是在没有对手情况下发表他的辩论词的。
“被告人张春桥，为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早在一九六七年初就在上海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从基导到中央，党权、财权、文权以及其他权，我们所有的权都要夺。’并多次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他把革命多年的老干部视为他们一伙篡党夺权的严重障碍，污蔑老干部‘没有一个好东西’，主张‘一个也不留’。张春桥的这些主张，实际上成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行动纲领。他们正是在这个纲领下，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肆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疯狂地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的……”
一提到夺权，张春桥马上想起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廿四日，毛泽东把上海市的临时权力机构正式定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时，对他讲的话：“从上海掀起的夺权风暴，是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的真正革命，比新民主义革命的意义要深刻得多。你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红秀才可是要好好地作文章哪。现在最大的关键，是要把革命队伍里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上海要做这个工作的带头人。对于你们的夺权，我们的敌人肯定是要攻击和造谣的。我看，让他们骂上一个世纪他们就不骂了。那时我们的这场革命的意义就会得到举世的公认。”
对上海的夺权斗争，毛泽东亲自指示，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进行了祝贺。张春桥至今记得里面的内容：“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们的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那时的张春桥，面对全国各界的欢呼和学习，是何等的风光呀！
公诉人讲到这里时，特意看了看张春桥。张春桥像是睡着了，身子稍微有点摇晃。其实，他是为他陷于回忆中的精彩而得意忘形呢。
马纯一继续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张春桥指使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第一次推向社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一九六七年四月至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张春桥多次诬陷人大常委委员长朱德是‘大军阀’、‘老机会主义者’。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张春桥指使王洪文、徐景贤等人编造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污蔑陈毅‘投降帝修反’，‘为复辟资本主义而大造舆论’。同时，搜集编造了诬陷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聂荣臻、李富春、谭震林等人的大量材料。一九七四年十月，张春桥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密谋策划，诬告邓小平等人搞篡权活动。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张春桥又以‘天安门事件’为借口，诬陷邓小平是‘纳吉’，给再次打倒邓小平定了调子……”
张春桥的额头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在闪光灯的照耀下，发出黄喇喇的明亮。但是他的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使人们很难猜测他的内心究竟是在想什么。他的两条腿在不停地交换姿势，支撑着他那瘦弱的身体。
他的耳旁，响起了毛泽东对他和江青的称赞：“江青、张春桥他们在反对刘少奇和林彪的斗争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是作了决定性的贡献的。他们在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好的，有功劳。但是不能背上包袱。背上包袱就要骄傲。他们的问题主要是骄傲的问题。这不好，要和大家团结在一起。这样才能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在他们所干的，离毛泽东的要求，相去何其远也！
“被告人张春桥出于篡党篡国的反革命野心。对于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千方百计地进行残酷的镇压和迫害。文化大革命中，在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的指使、策划下，上海市有十七名市委书记、常委和市长、副市长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市长曹荻秋，副市长金钟华被迫害致死。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他直接操纵和指挥‘游雪涛小组’，专门从事跟踪盯梢、绑架、抄家、监禁、秘密刑讯和搜集情报等特务活动，制造多起冤案，迫害干部、群众一百八十三人。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八日，他指使王洪文等人，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伤残九十一人。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他与姚文元在济南支持王效禹制造省革委大院的武斗事件，拘捕、关押三百八十八人。”
坐在那里，张春桥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纹丝儿不动。这种功夫，好像经过了多年的修炼，已经老道精熟了。专门对他进行摄影的记者，偶尔可以看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