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狱中-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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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周恩来、王洪文回到北京后，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汪东兴曾经对张春桥说：“主席认为你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权威，你在理论上可是要多帮助我呀。主席说的这个理论问题多么严重，你可以先讲讲。我的理解是在专政问题上含糊不得，你不对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就要对无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前，资产阶级就专了我们的政。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他们就更加厉害了。”
张春桥开玩笑地说：“你手里有枪杆子，中央的警卫大权在你手里。资产阶级要专我们的政时，你手里的枪杆子干什么？就要和他们干呀。汪主任啊，我说这话也可能不是多余的，说不定真要有这么一天。林彪当初就要这样搞，只不过没有搞成。他说搞成不等于别人就再也不想搞了。所以，你要有这个准备，就是不等敌人动手，我们就要动手。”
现在，这句话成了一个绝妙的讽刺！
是的，当时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张春桥思考了好久。在他们俩整理的那个谈话记录上，他选了四段，画了好多的红道道，以便加深理解。这四段话是：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时每刻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张春桥和姚文元反复讨论和理解毛泽东这些指示后，张春桥说：“主席在这个时候讲这些话，不同寻常呀。主席认为我们现在的制度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很大胆的。奇_…_書*网…QＩＳuu。ｃＯm说明主席已经把问题研究透彻了。从林彪的政变纲领来看，他们的活动和对我们的攻击是有政治和经济的基础的。如果不从这个问题上研究和讨论．我们将无法认识许多的现象和问题，我们要分一下工，我写上层建筑，你就论述林彪的社会基础。”
他们经过几天的翻阅马列著作，选出了三十多条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张春桥认为最重要的是以下三条：
一条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话，毛泽东经常在他的讲话中加以引用，即：“在资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张春桥说：“这就很深刻地讲清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性要性和它的历史任务。我们现在好多的同志并不一定了解这一点，把这个任务看得简单了。”姚文元说：“有些人根本就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特别是在上层领域里的专政。究竟该怎么专政法？如此对党内走资派怎么专政？抓起来？还是交给群众？好多问题需要我们研究。”
所以，张春桥就找出了马克思的第二条，是这位导师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文章里的一段话：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由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产生关系相适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姚文元说：“这些话，别说普通老百姓，就连我们政治局里的绝大多数也未必能理解马克思这些话的真正含义。就像周总理和邓小平也未必同意这些观点。”
张春桥笑了：“你以为政治局里的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吗？错了，他们绝大多数的人是事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在政治局里也是少数。所以，毛主席才把这样的任务交给了我们俩。”
第三段话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的论述：“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张春桥对姚文元说：“这就是我们写文章的灵魂。毛主席给我们讲的也很清楚，和我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五日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按劳分配、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中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必须对它们加以限制。现在有的大官们，出入有小轿车，配备有公务员，有特殊供应，这和资本家有什么区别？比资本家要厉害得多！”
经过一番紧张的研究后，姚文元写出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经过政治局讨论和毛泽东批准后，于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人民日报》全文刊登。
一个月后，即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也经政治局讨论后，毛泽东批准，在《红旗》杂志第四期上发表，《人民日报》全文刊登。
张春桥的文章特意强调：“……‘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像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产生着。”他讲解了一番马克思、列宁的论述后，断言：“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站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一年半后，这种危险不是活生生地变成了现实了吗？张春桥这样咬牙切齿地认为。
汪东兴在逮捕张春桥后的一月后，奉命和张春桥进行了一次谈话。那时的张春桥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风度和气派，他脸上的肌肉松弛下来，高度近视镜后的眼睛无精打采，眼睛里还是布满了血丝。足足有几天没有睡觉似的。但是，当他看到汪东兴进来后，马上强抖了精神。
“春桥，我是让你来写检查的。”汪东兴对他慢慢地说道，“事到如今，我想你应该清楚了，你的问题传达以后，受到了全党的批判，你只有赶快采取主动，才能争取到党和人民的宽大处理。”
“你是来劝降我的？是吗？”始终一言不发的张春桥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几个字，“你们这是妄想！除非你们能认识到你们的错误和罪行，否则我和你们再没有什么话可讲，我和你们从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上八点钟起，就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说什么也是多余的。”
汪东兴问道：“你难道真要抱着花岗石脑袋去见上帝吗？我告诉你。就连王洪文也写了检查，认了罪，你还有什么可硬顶的道理呢？”
张春桥哼了一声：“我再次告诉你，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毛主席亲自培养起来的马克思主列宁主义者，在你们没有认识到你们的错误之前，我没有什么可向你们谈的。”
“你难道就没有一点错误吗？”汪东兴大声问道，“你就连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都没有吗？你这个人是从来不知自我批评为何物的。这就是你垮台的教训，我作为你们专案组办公室的主任，我有权力审讯你！”
“我也有权力拒绝你的任何问题。”张春桥一字一句地说，“你们这是胡闹！是对毛主席事业的背叛！你们没有资格和我谈话！”
“我们代表党中央和人民，就是要批判你！就是要摸一摸你老虎的屁股！”
张春桥把身子一转，果真给了他一个屁股。
汪东兴冷笑道：“我再次提醒你，你这样的态度对你的处理没有任何好处。”
张春桥双手一背，干脆在房子里散起步来，仿佛压根儿就没有听见汪东兴说什么。后来，就不管汪东兴再说什么，他也不开口了。
是的，对他将会遭受这种铁窗的生涯，他不是没有考虑过，也作过充分的准备。
他对他的老婆文静和孩子们经常讲：“我是随时准备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的事业献身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不但我，就是毛主席自己都多次讲，他要准备五个不怕：为不怕杀，不怕坐牢，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销一切职务。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江青就和我讲：‘进了中央文革小组，可就没有退路了。否定了这个机构，我们都去坐牢。到那个时候，天大的事情我一人担，能保存一个就保存一个，我可以和主席离婚，保存我们主席。’话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说：‘你们别想好事，到了那一天，一个人也剩不下，你就是跪在人家面前，人家也是不会要的。投降也不要。社会主义革命，到了一定的时候比战争年代还要残酷。’你们说，我没有这种准备行吗？”
这些，现在都灵验了。
第二章 全国奋起声讨时他的头脑冷静下来了
张春桥盯着一张一张声讨和批判自己的报纸，异常冷静。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现在想要把这些倒回去是完全不可能了。劝阻华国锋和汪东兴回头是岸，也很不现实。自己已经落入罗网，完完全全是那么一种龙困沙滩、飞鸟囚笼的味道。
“张春桥，你别抱任何的幻想了。”专案组派来的人以华国锋的代表自居，他似乎很有把握地说：“现在对你只有是从严处理，还是从宽处理的选择，而没有其它任何可以复辟的可能了。就是你们统治了十几年的上海，现在也已经完全回到了人民的手里。你们的同伙全部落网，你们已经陷入了人民群众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了。如果你能揭发江青，和她划清界限，把你们的非法活动交待出来，华主席还可以考虑给你一个机会。”
张春桥坐在属于他的椅子里，纹丝儿不动。是的，他所期待着的上海肯定会有行动，从报纸上的动态来看，战友们的抗争肯定也失败了。但是他固执地认为，造反派们反复辟的斗争即使失败，也不过是斗争的延迟而已。他就不相信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这些革命派会容忍这种反革命的右派统治！
“胡闹，你们简直是胡闹！”张春桥连声说了几句，不再答理专案组的人们。
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一段时间没出现的华国锋亮相了。华国锋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他的脑袋由原来的小平头变成了毛泽东似的背头，看样子是故意蓄了一段时间头发。张春桥将刊登他照片的报纸狠狠地摔在地上，骂了一句：“这个无耻的叛徒！”
华国锋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会议上，对多事的一九七六年作了一个极为形象的概括：
“一九七六年即将过去，一九七七年就要到来了。全国的形势和任务，是同志们所关心的。我想在这里简略地回顾一下一九七六年我们的战斗历程，展望一下一九七七年我们的战斗任务。”华国锋的眼睛长时间地扫视了一下会场上的人们的反应，继续说：“一九七六年，在我党的历史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经受严峻考验的一年，是我们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这一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了激烈的大搏斗，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使我国避免了一次大倒退、大分裂，使我们能够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导的航向，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推向前前进。一九七六年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四人帮’的这场历史性大决战，是在毛主席逝世，我们党面临巨大的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具有特殊的严重性……”
张春桥在刊登这个讲话的报纸上写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