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1-第1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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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共同的朋友德·康布尔梅夫妇本来正是打算让咱们在一起聚聚的，不巧咱们安排的日程凑不到一块，总之，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首席律师说道，像所有撒谎的人一样，自以为人家是不会设法弄清某一个无足轻重的细节的。实际上某个细节便足以（如果碰巧你掌握了朴素的事实真相，那真相与这细节相互矛盾）揭示某人的性格，并叫人永远对你存有戒心。
我象往常一样望着德·斯特马里亚小姐。她父亲走开去与首席律师谈话时，就更方便。她的仪态显得异常放肆，又始终特别优美。例如，她双肢支在桌上，将酒杯举到前臂之上，目光冷淡，很快就无精打采，固有的，家传的生硬，她的声音中个人的抑扬顿挫掩盖不住这种冷淡和生硬，从口气里人们可以感觉到这些东西。这使我的外祖母非常不快。那是返祖遗传的傲慢，每当通过某个眼神或某种声调她表达完了自己的思想之后，就要回到那种傲慢的表情上去。这一切必须使注视她的人想到她的家系上去，是这个家系将这种缺乏人情味、缺乏敏锐感受和缺少宽大胸怀传给了她。有时她的目光从眼珠那飞快干涸的背景上瞬息闪过，从这目光中可以感到几乎谦恭的温柔，那是感官享乐占主导地位的滋味赋予世界上最骄傲的女子的温柔。这女子转眼间就只承认一种威望，那就是任何可以使她体会到这些感官享乐滋味的人在她面前的威望，哪怕是一个喜剧演员或者江湖艺人。为了他，说不定她会离开自己的丈夫一整天。有时她的面色现出肉感而且鲜艳的玫瑰色，这玫瑰在她那苍白的双颊上盛开，那面色犹如将肉红色加进了维沃娜河中白色睡莲的花蕊。从某些这样的目光和这样的面色中，我似乎感觉到，她说不定会轻易应允，让我前来在她身上寻找她在布列塔尼过的那么富有诗意的生活的味道。也许是太司空见惯了，也许天生与众不同，也许厌恶自家的贫穷或吝啬，她似乎并未给这种生活找到很大的价值，不过，在她的身上就暗暗包含着这种生活。
遗传给她的意志力，储备量甚微，赋予她的表情某种懦弱，大概她从那微量的储备中找不到抵抗力量的源泉。她每次用餐都戴一顶灰色呢帽，从不变样，帽上插着一根已有些过时却又自命不凡的羽毛。在我眼中，这顶呢帽使她变得更加温柔，并不是因为这帽子与她那银白和粉红的面色十分相谐，而是因为这顶帽子使我设想她很贫穷，这就使她与我更加接近。父亲在场，她必须取一种合乎习俗的态度，但是对于她面前的人有何感受，如何对这些人进行分类，她已经有了与其父亲不同的原则。说不定她在我身上并没有注意到地位不够，而是注意到了性别和年龄。如果哪一天德·斯特马里亚先生单独出门，不带着她，特别是如果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走来坐在我们的餐桌上，使她对我们产生一个概念，我可能会壮起胆子去接近她，说不定我们就能交谈几句，约会几面，关系更紧密了。如果有一个月，她父母不在，她一个人就留在那富有浪漫情调的古堡中了。黄昏时节，在海浪汩汩敲击的橡树下，在那色泽暗淡下去的水面上，欧石南粉红的花朵发出更柔和的闪光，说不定那时我们两人就能单独散步了。我们会一起足迹踏遍这个岛屿。对我来说，这小岛充满了魅力，因为它隐藏着德·特斯马里亚小姐的日常生活，因为它安眠在她双眼的回忆中。当我穿过这些地点，这些地点以那么多的往事包围着她，我似乎感到只有在这里，我才真正地拥有她。这些往日的回忆如一层面纱，我的欲火真想将它掀开。还有大自然在女性与某些人之间投下的回忆（怀着同样的意图，大自然对所有的人，在他们与最强烈的快感之间，放上传宗接代的行为；对昆虫，在花蜜前放上花粉，好让昆虫将花粉带走），以便他们受到这样更能完全占有她的幻觉欺骗之后，不得不首先占有自然景色，她就在这景色之中生活。比起肉欲的快感来，这景色对他们的想象更有用。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肉欲的快感，这景色是不足以吸引他们的。
可是这时我必须将视线从德·斯特马里亚小姐身上移开了，因为她父亲已向首席律师告辞，并且回来坐在她的对面，提着双手，好像一个人刚刚得了什么宝物一样。他大概认为结识一位重要人物是一件奇怪而简短的举动，这举动本身就已足够；为了扩展这一举动所包含的全部意义，握一握手，注视一下也就够了，并不需要立即交谈，也不需要事后有什么交往的。至于首席律师嘛，这次会见那初次的激动一过去，他就象平日人们有时听见他谈话那样，对旅馆侍应部领班开了腔：
“埃梅，我可不是国王；你去国王身旁服侍吧……喂，这头一道菜小鳟鱼，看上去很好吃，咱们再向埃梅要点。埃梅，你们做的这小鱼，我看完全可以再叫几盘。你再给我们送点来，埃梅，悄悄地。”
他不时反复叫着埃梅的名字，这就使得他请什么人吃饭时，他的客人会对他说：“我看出来，你在这里完全和在家里一样嘛！”从这种想法出发，客人觉得也应该嘴里不断地叫着“埃梅”，这里面既有胆怯，又有俗气，又有愚蠢。某些人认为，一字不差地模仿跟他们在一起的人，是既聪明又漂亮的事，这些人就是又胆怯，又俗气，又愚蠢。他不断地重复这名字，但是面带笑容，因为他既要将他与旅馆侍应部领班的良好关系展现在人们面前，又要将自己高于他的那种优越感表现出来。旅馆侍应部领班也一样，每次他的名字又出来的时候，他都既感动又骄傲地微笑着，表明他既感到受抬举，又完全明白那是开玩笑。
大旅社这间宽大的餐厅，一般是座无虚席的。对我来说，在这里用饭总是很吓人的事。当旅社的业主（或者是合伙人公司选出的总经理，我不太清楚）来到待上几日时，这种情形尤甚。此人并非这一家豪华旅馆的业主，而是七八家旅馆的主人。这些旅馆遍布法国各地，他就在这些旅馆之间往来穿梭，在每一处不时待上一个星期。这时，几乎就在晚餐开始时，每天晚上在餐厅入口处，这个小老头儿就会出现，白头发，红鼻子，不动声色，衣冠整齐，不同寻常。据说，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蒙特卡洛，他都以欧洲最大的旅馆主之一而赫赫有名。
有一次，晚餐开始时我出去了一会，回来时从他面前经过。他向我施礼，显然是为了表明我是他的顾客，但是十分冷淡。我无法辨清这种冷淡的原因，是一个人忘不了自己的身分，而表现出的矜持，抑或是对一个无足轻重的顾客的蔑视。反过来，面对那些十分重要的客人，总经理鞠躬时亦同样冷淡，但是腰弯得更深一些，毕恭毕敬，垂下眼皮，好象在葬礼上站在死者父亲面前或圣体面前一样，除了这种冷淡而又难得的敬礼之外，他一动不动，似乎为了表明他那前突而又熠熠闪光的双眼什么都看得见，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在“大旅社的晚餐”中，既保证各种细处完美，又保证总体和谐。显然他感到自己比导演高明，比乐队指挥高明，是真正的大元帅。他认为，将凝视提高到最高程度，就足以保证一切就绪，犯下的任何过失也不会导致完全溃败。为了负起自己的责任来，他不仅仅不作任何手势，甚至眼睛也不眨一眨。由于注意力集中，那眼睛几乎都化成了化石。可这眼睛对全部行动一览无余，而且指导着全部行动。我感到甚至我那羹匙的动作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一喝完汤，他就溜之大吉了。可是他刚才的检阅，叫我整个晚餐过程都没有胃口。
他的胃口倒极佳，因为他象一个普通人一样，与所有的人同时在餐厅中用午餐。大家都看得出来，他那餐桌只有一点特殊，那就是在他吃饭过程中，另一位经理，平常的那位，一直站在他身旁与他谈话。因为这位经理是总经理的下级，他极力拍总经理的马屁，而且对总经理怕得要命。吃午饭时我的恐惧有所减少，因为总经理这时消失在顾客之中，极力不引人注目，如同一位将军坐在一家饭馆里，饭馆中也有士兵，他要显出不管他们的模样。尽管如此，穿制服的仆役环绕四周，门房向我宣布“他明天早晨走，到迪纳尔去。从那，他到比亚里茨去，然后到戛纳去”时我总算呼吸更自由一些了。
我在旅馆中没有什么交往，而弗朗索瓦丝结交了许多熟人，这就使我在这里的生活不仅很凄凉，而且很不舒服。看上去，似乎她结交的人应该使我们办事方便。实际则正相反。虽然那些无产者很难叫弗朗索瓦丝把他们当熟人待，只有在极为彬彬有礼待她的某些条件下，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反过来，他们一旦达到这种地位，那弗朗索瓦丝心中就只有他们了。她的老经验已经教她明白了，对她主人的朋友，可以丝豪不受约束。如果她有要紧的事，就可以把一位前来看望我外祖母的太太打发走。但是对她自己的熟人，就是说那些难得为她那难得的友情所接纳的平民百姓，她的行为可是遵照最细致周到、最绝对的外交礼仪的。
弗朗索瓦丝认识了主管饮料的掌班，认识了一个小小的贴身女仆，她是给一位比利时太太做长裙的。弗朗索瓦丝认识他们以后，午饭后再也不马上上楼为我外祖母准备各种器物，而是在一小时之后，因为主管饮料的掌班要给她弄咖啡或者药茶喝，那个贴身女仆要她去看自己怎样做衣裳。而拒绝他们是不可能的，是属于不可为之事之列。此外，她对那个小贴身女仆特别关心。那人是一个孤儿，几个陌生人将她养大，她就要到那些人家里去过几天。这种情形激起弗朗索瓦丝的怜悯之情，也激起她那善意的蔑视。她自己有家庭，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所小房子，她的兄弟在那里养了几头乳牛。她不能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视为她的同类。这个小姑娘希望八月十五①时去看望她的恩人。弗朗索瓦丝情不自禁地反复叨念着：“她真叫我好笑。她说：‘我希望八月十五回家去。’她说‘家’！那根本不是她的老家，而是收养她的人，可她还说‘家’，好象真是她的家似的。可怜的小姑娘！她真穷得可以，都不知道什么叫有个自己的家了。”
①8月15日西方为圣母升天节。
弗朗索瓦丝与顾客带来的一些贴身女仆要好，这些人跟她一起在“邮件处”用晚饭。她们看见她那漂亮的花边便帽和条的体态，把她当作是一位太太，说不定是贵族太太，因境况不佳或者对我外祖母非常依恋而来给她当个随身人。如果弗朗索瓦丝只与这些人要好，一言以蔽之，如果她只与不是旅馆的人要好，那害处还不大，因为她还不会妨碍旅馆的人为我们做事。其实，即使她不认识旅馆的人，这些人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对我们有什么用。可是弗朗索瓦丝也与一个饮料掌班、一个厨房里的人、一个管一层楼的女管事交上了朋友。结果是，在我们的日常起居上，弗朗索瓦丝新来乍到，还什么人都不认识时，为一点点小事，她就乱按铃叫人。有时时间不合适，我外祖母和我都不敢按铃，她却敢。我们如果为此对她稍加批评，她便回答说：“花了不少钱嘛，就得这样！”似乎那钱是她付的。而现在，自从她成了厨房里一个大人物的朋友后，我们本以为这对我们住得舒服一些是个好兆头。然而不是这样，如果外祖母或我脚冷，哪怕是正常时间，弗朗索瓦丝也不敢按铃。她说，这样会叫人产生不好的印象，因为这等于逼他们再把锅炉升起来，或者妨碍仆人吃晚饭，他们会不高兴的。最后她还要用上一个固定词组：“事实是……”，虽然她自己说时也不大有把握，可是这句话的意思仍很明显，明明白白地是说我们不对。我们也不坚持，生怕她再对我们来上一个固定词组，而且更厉害得多：“有什么了不得！……”结果是：因为弗朗索瓦丝成了烧热水的人的朋友，我们反倒再也没有热水了。
最后，通过我外祖母，我们也认了一个熟人，虽然她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有一天早晨她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在一扇门边迎面相遇，不得不上前搭话，事先双方都作出惊讶和犹豫不决的手势，作出后退、怀疑的动作，最后又因礼节和高兴做出抗议的动作，就象莫里哀戏剧的某些场面一样：两个演员相距几步远，但是长时间各自在一边进行独白，忽然，他们你看见了我，我看见了你，最后又两人一起说起话来，对话之后就来了个合唱，两人拥抱在一起①。
①普氏可能想到了莫里哀《妇人学堂》的开头。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出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