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85-韩国四总统合传-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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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唇相讥：“韩国以1948年时的条件，套上了美国高度发达的民主制度，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别指望它能深深扎根，这种想法就如同一个婴儿没有经过妊娠期的发育成熟就生出来了，或者像一个100磅重的人借了一件250磅大汉穿的西服，竭力使自己穿得文雅。”　　的确，从韩国1948年以来的民主实验中，橡皮图章式的美国民主只是造成了不协作、分裂和骚乱，朴正熙接管了政府之后，使骚乱渐变为稳定有序，同时他大张旗鼓地实施其社会、经济、政治计划，也使美国渐渐地开始对军人政府另眼相看了，后来两国间的正常化关系有了微妙的进展。　　这是因为，反共的纽带使美国政府容忍了朴正熙，他一贯自诩为“反共强人”，使肯尼迪决定接受他参加全球的反共大合唱。　　肯尼迪邀请朴正熙访问了华盛顿，从而使两国关系出现了一次高潮，访美结束时，两国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重申了两国间“传统的友谊”，表明了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对韩国的支持。耐人寻味的是，美国年轻的极有个性的总统肯尼迪，在公报中明确地督促韩国必须“尽快”完成政权向民间政府的过渡。其实，这里蕴藏着朴正熙的军人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冲突另一个方面。　　美国认为，朴正熙野心太大，不好驾驭，他的一系列稳固自己地位的做法，严重地打击了原有的亲美势力，直接或间接地触动并损害美国在韩国的既得利益，从而引起美国的极大忧虑和不安。而且，军人和政治搅在一起，长期下去有可能被拖入政治上的真空状态，因此，美国几次逼朴“还政于民”，由“军政”变为“民政”。亲美的老政客也乘这个机会上街闹事，抵制朴正熙的军事独裁统治。连朴正熙军事集团内部的李周一、金东河等实力派人物也从这个集团中分裂出来，准备组织反朴政变。　　迫于这种形势，朴正熙为了缓和美国和亲美政客的压力，缓和人民对军事政权的不满和反抗，于1962年12月，采用国民投票的方式，通过了新宪法，这部宪法载明：在国家的非常时期，总统有权任命所有内阁成员，依照法令进行行政管理；当政党的宗旨与“基本的民主秩序”不相符时，总统有权解散政党。根据新的制度，所有候选人必须先由一个政党提名，一名国会议员如果退党或是他所属的党被解散时，他将自动失去议员资格。这一新条款是为消除小型党派而制定的，这样可以避免各党成员频繁地改变初衷和派别活动，使党派政治稳定化，更是为了遏制反朴势力的丛生和蔓延。　　军政府信誓旦旦地宣称，它将在1963年夏天之前，在3月举行总统选举，把政府过渡于民间，“还政于民”。朴正熙曾多次言辞恳切地表示，“当革命任务完成时，将把政权归还给有良心的政治家”，“自己无意参加总统竞选，还是要回到本职岗位上去”。　　其实，朴正熙在公布新宪法后，就立即着手进行竞选的准备了。此时，朴正熙已下令金钟泌辞去中央情报部部长职务，让他筹备新的执政党“民主共和党”，金钟泌立即把中央情报部的部分人马带入“民主共和党”，开始为朴正熙的“还政于民”铺路。　　朴正熙政府对新闻媒介实行严格审查制度，采取了各种措施使新闻“正常化”，要求新闻组织建立起一个自觉的审查制度，并把新闻报道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准，避免过去的新闻界制造过多的、缺乏实据的耸人听闻的消息，使人民对政府徒增许多误解。　　在政府动员下成立的“新闻道德委员会”鼓励记者既要报道好消息，又要报道坏消息，当然坏消息要有根据，否则后果由记者自负，至于好消息就不苛求真实性了，假的也行。　　朴正熙很快就发现制造“虚假繁荣”的力度太小，他在镇海的一座化肥厂破土动工仪式上，就此问题发表了自己情绪高涨的看法：　　“我曾指出过，大多数韩国知识分子羞于公开表达他们对政府政策的赞同看法，担心这样做会被人家斥为奉承者、伪君子或是政府的工具，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在我看来，除非我们的知识分子彻底改变这种想法，否则现代化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当然，批评政府的错误的权利是根本性的。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知识分子会感到赞扬他们自己政府的成就是不光彩的呢？他们太胆小，心胸太狭窄，以至于不敢表达自己内心的真正感受，真令人遗憾啊。”　　既然如此，阿谀奉承的新闻报道就大肆出笼，像爆炸了的万花筒一样，以满足朴正熙对新闻界充分流露的“殷切希望”。　　朴正熙历来是不管结果如何，一味追求他认定好的东西，这种习惯性格使他总是寻找到实现目标的最佳途径，那就是众人吹捧成就高。朴正熙对新闻界倍感烦恼的是他们批评政府，对他们看风使舵的花样决不反感，他不许批评政府成为时髦，于是各种日报沉湎于一种恶捧政府的竞赛之中。　　朴正熙与新闻界的对立并不是单方面的，他极少让记者接近他，这使得报纸的政治版面上总是缺乏新内容，接二连三地老是登些旧闻老调，记者们也苦于他们的任务，一遍又一遍地改头换面地老调重弹。　　朴正熙的个性也导致了他与新闻界关系的恶化，他沉默而内向，只有对他最亲密的朋友才表露内心的感受，而且他有无朋友也是疑问。他认为新闻界对他的报道是对他个人隐私的不断骚扰，所以他对此又恨又恼。


第二部分：标准的大独裁者—军人总统朴正熙掩耳盗铃式的无耻表演

　　掩耳盗铃式的无耻表演　　到了1963年初，朴正熙对是否全力进行总统选举这个问题举棋不定，因为他曾多次许诺“还政于民”，言辞恳切地表白自己不参加总统竞选。而且，就在这种关键时刻，军政府的一些成员卷入了利用职权非法操纵股票市场的事件，对其威望是一个巨大打击，使能否顺利地当上总统遇到极大的风险。　　“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宣布参加总统选举，这一决定就像打开了经过猛烈晃动的香槟酒的软木塞一样，使得无论是反对派阵营、还是军政府一直在表层下面丝丝发响的争斗，一下子迸发出来。　　反对派不得不联合起来，与那些由军人转化而来的政治家抗争。但他们无法确定是组成一个单独的政党，还是建立一个竞选联盟。　　朴正熙在良心上可能也有斗争，他曾向人民承诺，他将自动退下，还政于民，但他是个言而无信的人，他心中的权力欲向他呼吁：现在不是退下的时刻！　　朴正熙的困境产生于一个无法抗争的命运，他有做领袖的奢望，梦想当“第三共和国”元首，可是形势的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反对派提醒他，他已向人民保证退下来，参加竞选是不妥的，是没有基本政治道德的。　　这个问题一直苦苦折磨着他，从他一早醒来到进入梦乡，角逐总统大权现在无疑是他前进的导向标，他希望戏剧性地、出人意外地冲上权力之巅。但他又必须对作出的保证负责，从名义上讲他必须从政治上退出。　　朴正熙不参加竞选的决定，使反对派对“五·一六革命”前丑恶的政治斗争的怀旧之情又勃然发作，一场痛苦争斗的闸门又打开了，有秩序的选举的希望破灭了。　　朴正熙再次陷于一种如何应付目前局势的个人危机之中，如果他收回诺言，无异于为那些旧政治家的枪膛里装上了子弹。　　朴正熙自称，他不参加竞选的决定是为了国家的团结，而不是想把人民重新推进连绵不断的争端之中，但是，那些热衷于长期明争暗斗的旧政客们把他的梦想打碎了。使他痛心疾首的是，他为国家的稳定所作的努力却恰恰使国家的局势变得更糟了，他一直耽心，选举会给迫切需要稳定的国家带来更大的动荡。　　朴正熙的好友也一致恳请他收回所做的决定，参加总统竞选。他不动声色地接受了这些忠告，用自己的感觉加以分析，然后深深地陷入了一种苦境：从个人角度上看，连他自己也很难分清他的行动是出于个人野心还是对国家利益的考虑。　　但他历来信奉的原则是，“任何决定都应出于对形势的考虑和关心，而不是个人好恶和求荣欲望”。反对派的政治家们一直指责他利欲熏心，现在他不得不扪心自问：在事实上，这些指控是否有一定根据？　　其实朴正熙对个人声誉并不十分看重，他一直是个内向不露的人，但名声却像一个令人讨厌的不速之客不停地叩着他的大门，但休想钻进他的思想与行动中去。　　正如一位作家所说，想扬名就得有大象般的厚脸皮和禅师一般的冷静。想成名，你就得毫不理会全世界对你的看法，义无反顾地坚持走自己的路，你必须只相信自己的观点，别人的一概不信。　　朴正熙回忆他在作最后决定时的感触说：“这场革命对朴正熙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我已经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了，这场革命就是看在国家和人民的份儿上也一定要成功。”　　然而，言犹在耳，实际行动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些漂亮的言谈只是阴谋家所惯用的一种权术罢了。


第二部分：标准的大独裁者—军人总统朴正熙朴正熙表达专制逻辑

　　朴正熙在《我们国家的道路》中表达的专制逻辑　　1962年，朴正熙的御用文人为他拼凑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叫做《我们国家的道路———社会复兴的思想》，他在题记中声称把此书“献给那些为捍卫民主而献身的人们”，并在书中哀叹韩国的民主被耽误了。　　朴正熙之所以认为韩国的民主被耽误了，是因为民主根本就不符合韩国的国情，依据他的逻辑，韩国人民根本就不配享受民主。　　首先，韩国的传统观念是儒家学说，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森严而不可逾越的等级观念早已扎根于韩国人的头脑之中，韩国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基于五种垂直分野从上至下地形成：君—臣、长—幼、父—子、夫—妻、朋友—朋友，唯有最后一项才算是平等的人际关系，但实际上朋友之间也是不平等的。韩国许多传统的东西都建立在儒家思想的“三纲五常”基础之上，行为举止和社会习俗中都不容忍平等的观念。　　韩国社会就是建立在这种等级制度之上的，这种对人的平等的否定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韩国人历来就无法接受美国“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民主意识。对韩国老百姓来说，他们从来没有产生过自己有权参与政治的念头，相反，他们相信，参与政府活动的高官当然都是那些有学识、有美德的伟大领袖人物。人民对他们寄予了坚不可摧的信赖，领导人让自己做些什么就积极从命，甚至领导人胡作非为也不应该反对，这种固有观念简直就像韩国泡菜一样永远不变。　　其次，朴正熙认为，韩国文化具有独裁主义的本性，尤为突出地表现在韩国的语言里，因为韩国的语言中使用严格的敬语来表达意思，全部句法都必须与对方的年龄大小、职位高低和社会地位相对称。在交谈和书信中，这种现象仍极为明显地被严格地遵循着，如果人人平等，则韩国的语言存在的主要基础就会被破坏，除非人人不讲礼仪，那样韩国就会从一个礼仪之邦变成一个野蛮之地。　　　朴正熙认为，从韩国的语言就可以发现，韩国人根本没有自由的概念，自由并不是美德的一部分，孔子学说所教诲的“五常”中并不包括自由。这种自由概念在韩国社会中毫无基础，也不被奉为一种政治理想，在韩国社会中，享有自由是异想天开的事。在这里，如果有什么自由的话，那就只有遵从传统的自由，否则，就只有破产的自由、挨饿的自由、被砍头的自由。　　第三，韩国人的性格使他们根本就不配享受民主，因为他们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特性就是决不妥协，没有相互让步的气度。然而任何民主制度的合理运行，人们都必须容纳和适应各自的不同点，才能在共同利益上达成协议，否则就变成了执政党与反对派之间永无休止的撕咬。在过去的政府当中，此种弊病司空见惯：执政党专横武断、缺乏耐心，反对派故意掣肘、中伤诽谤，更严重的情形是，深怀不满的人们只是为了示威而示威，为了游行而游行，根本不是真正地去考虑解决国家亟待解决的难题。　　韩国的政治灵魂还没有真正改观，政治党派的各持己见、唯我独尊几乎成癖，无论是反对党还是执政党，都是独断专行、我行我素。所以，为了反对缺乏效率、迟缓拖沓、浪费惊人的政治现状，必须用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观念来指导他行动，朴正熙认为他对自己的人民了解得十分深刻，高度专制的政治制度就是按照韩国人的性格来裁剪的合体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