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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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右翼文人这种反科学的历史观，决定了右翼言论的基本特点，即以口出“暴言”为能事，肆无忌惮地实施语言暴力，表现为信口开河、虚浮无据、捕风捉影、哗众取宠、走火偏激、耸人听闻，以至漏洞百出，逻辑混乱。因此，揭穿和批驳右翼言论的最好武器，就是理论与逻辑，也就是用理论的明晰澄清其欺瞒，用逻辑的力量摧毁其诡辩。
第三，本书将日本右翼言论作为日本当代思想文化的一个侧面加以清理、评析和批判。但这种批判不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批判，而是在学术层面上的批判。为此，本书将主要论题，集中在铁证如山的、有公论的历史问题上。至于日本右翼文人对当代中国现实问题、对中国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批判和攻击，我只是在有限的段落不得不有所涉及，但并不打算展开。这不是故意的回避，而是坚信对于此类问题的判断不必性急，时间与历史早晚会给出证明、做出评判。
本书作为此类主题的专著，在我国目前还是第一本。笔者愿再次强调，本书将日本当代右翼言论加以解剖与批判分析为主要目的，是站在民间学者的立场上对日本右翼文人的文化挑衅予以必要的回应，同时向我国广大读者提供日本右翼文人的较为翔实的资料信息。因而本书当然不是什么反日的书——现在日本一些人将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及右翼势力的言论都说成是“反日”，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而是剖析和反击日本右翼言论的学术著作。对日本右翼进行批判，遏制右翼极端势力的横行，不仅是中国及亚洲国家的学术界的急务，也是有正义感和学术良知的日本学者的责任。只有中日两国的学术文化界和舆论界共同对日本右翼言论的虚伪性、荒谬性加以揭露和批判，才有助于遏制右翼极端势力的猖獗，才能帮助人们认清日本右翼的真面目并将少数日本右翼分子与日本广大爱好和平的国民区分开来，这将有利于21世纪中日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作为老牌右翼分子的林房雄
1952年美国占领军撤出日本后，右翼势力蠢蠢欲动。特别是进入6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日美关系的巩固，美化、辩护并最终全面肯定日本侵略行径、否认侵华历史的思想言论开始抬头。其中，最早系统提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是战后被判为文化战犯嫌疑人的老牌右翼文人、作家林房雄。他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是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及军国主义史观死灰复燃的显著标志之一。
对日本现代文学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学”有些了解的人，对林房雄这个人恐怕都不太陌生。林房雄（1903～1975）出生于日本九州岛的大分县，原名后藤寿夫，幼时家境贫困。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从事无产阶级文学活动，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无产阶级文学家。不久因从事林房雄像
左翼政治活动而被当局数次逮捕关押，逐渐“转向”（变节），到30年代中期倾向右翼，并最终由极左变为极右，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成为拼命协力战争的军国主义分子。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林房雄作为《中日本右翼言论批判央公论》杂志社的特派员（从军作家即所谓“笔部队”）到上海战线从军，后又参加了日本法西斯文学组织“日本文学报国会”，陆续推出了大量鼓吹侵略战争、美化侵华日军、歌颂“满洲建国”及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污蔑丑化中国抗日军民、宣扬“勤皇文学”的小说、散文、评论等，其中包括《战争的侧面》（1938）、《大陆的新娘》（1939）、《青年之国》（1943）等。40年代初，他还数次奉命到中国东北、北京、南京等地，对中国沦陷区的文坛进行渗透，对沦陷区作家指手画脚，推销日本的“大东亚文学”，与汉奸作家、附逆文人频繁接触，受到了汪伪宣传部的高规格接待。1943年2月10日汪伪的《中华日报》曾刊登名为《沟通中日文学界林房雄抵京宣传部今举行欢迎会》的专题报道。一个署名“萧剑青”的人曾在2月22日《中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给林房雄——诗六章》的长诗，对林房雄大加阿谀吹捧，该报同一版还刊出了钱锦珊写的题为《酒后的林房雄》一文，对林房雄的酗酒醉态和胡话也予以阿谀奉承，可见林房雄在汪伪附逆文化圈是有不小影响的。
战后的1946年，林房雄理所当然地被指为文化战犯嫌疑人，并被开除公职，但不久又能从事文笔活动，发表了不少通俗小说、评论等。进入60年代后，“冷战”局势的严峻化、日美“新安全保障条约”的签订林房雄
《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书影
，为日本右翼思潮的抬头准备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在此情况下，从1963年起，林房雄开始着手对日本的侵略战争，即所谓“大东亚战争”进行系统的辩护和翻案，1963年9月至1965年6月在《中央公论》杂志上连载《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并将连载稿结集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和《续·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共分十九章，约合中文三十万字以上，由番町书房1964年和1965年相继出版，后又合为一卷单行本、两册“文库本”（小开本的普及简装本）等多种版本，不断再版和重印，1974年又被收入《林房雄评论集》第六卷。由于该书当时是为杂志连载而写的，作为“学术性”著作来看，章节结构不严谨，史料引述随意，独断之处甚多，个人抒情不少，随笔风格很强。2001年又由东京夏目书房出版《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单行本，该版本护封广告词上称之为“名著”，显然是溢美之词。但以这本书的发行量、阅读量及其对日本右翼言论界的影响而言，它的确有“名”，在这个意义上似可以称其为“名著”。正因为如此，我们也有必要对它做详细的批判和剖析。
林房雄在书中217页声称：“我反复说过，我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并不是将日本走过的道路和日本的现状合理化，只是为了对‘历史的伪造’和‘民族精神的完全的丑化和否定’加以抵制而写的。”后一句话是实话，是本书的实质；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将日本走过的道路和日本的现状合理化”则是必然的，因此前一句话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欺人之谈。
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中，林房雄炮制出了一个核心概念，或称关键词，就是“大东亚百年战争”。“百年战争”论也就构成了全书的中心和主题。
林房雄写道：
有一种意见认为明治以后日本进行的战争，前半部分是民族独立战争，但后半部分却是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这是一种折中的意见。这种分析无论是在左派那里还是右派那里都有。假如事情可以这样简单地加以分析的话，那么对近百年的历史即使不加任何说明，不用做任何实际研究就万事大吉了。所以，我才提出了“东亚百年战争”这一假说。（中略）正如我反复指出的，我的‘东亚百年战争’是一个假说。但所谓假说并没有卑下的意味。假说绝不是心血来潮或胡说八道；假说是为了学术、为了发现真理而设定的。众所周知，英语当中叫做theory，日语可以翻译成“理论”。林房雄《大枺鼇啈馉幙隙ㄕ摗罚�131～132页，夏目书房2001年版。版本下同。
他还强调：“我的‘百年战争’是逼近日本历史和日本人真实足迹的假说。……不管左翼还是右翼，真实就是真实。”在林房雄看来，他提出的“东亚百年战争”的“假说”，是既逼近“真理”，又逼近“真实”的“理论”了。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解掉两个紧箍咒（1）
那么，林房雄的“百年战争”的“理论”是怎样展开的呢？
他首先试图重新界定两个概念，一个是“帝国主义侵略”，一个叫做“天皇制法西斯主义”。
关于“帝国主义侵略”一词，他说：有人把日本的战争叫做“帝国主义侵略”，“然而，遗憾的是，从战争的结果来看，大日本帝国根本不具备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格。在这一百年间，难道就因为日本曾占领过台湾、朝鲜半岛和卡拉夫特的南部及南洋的零星部分，就管日本叫做帝国主义吗？所谓帝国主义，并不是由皇帝制定国家政策的意思，如果这就是帝国主义的话，那么连埃塞俄比亚都是帝国主义国家了”。他接着说：“历史上的帝国主义，在东洋有大唐帝国，成吉思汗的大元帝国，大征服者乾隆皇帝的大清帝国；在西洋有恺撒和欧格斯塔斯皇帝的大罗马帝国、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共产帝国。只有列宁的门徒才将‘日本帝国’放在这些大帝国主义国家当中。”（《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第148页）林房雄以这几句话，就把日本帝国的“帝国主义”的帽子摘掉了。这也算是“东亚百年战争”假说中的一个“假说”吧，然而却是彻头彻尾的“虚假之说”。林房雄的“帝国主义”的崭新定义纯属独出心裁，与世界上一直公认的解释完全不同。例如日本最流行的《新明解国语辞典》对帝国主义的解释是：“牺牲其他小国的权益和存立，扩大自国的领土和权益的侵略倾向”。而林房雄却以日本侵占的别国的领土不够多，而认定日本不是帝国主义！这就好比一个盗窃者辩解说，自己偷的东西不够多，所以不叫偷窃；一个杀人犯辩解说，自己杀的人不够多，所以不能叫杀人。
第二个概念就是“天皇制法西斯主义”。
林房雄在第八章《右翼与法西斯主义》中，指责战后日本的“所谓进步学者”频频使用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军部法西斯主义”、“极右法西斯主义”之类的用语，是“先验的迷信”、是“非常可笑的话”。他指出，在意大利有墨索里尼的政党，在德国有希特勒的政党分别获得了政权，建立了极权主义国家。日本与他们结成了三国同盟，所以日本和意大利、德国一样同属法西斯主义——“这样的逻辑极容易进入俗耳”。他认为，这些词的发明者原本不是日本的“进步学者”，而是以苏联为首的联合国方面，所以假如在论文著作中使用“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之类的词，那就不能体现“学者应有的严谨态度”。林房雄认为，将日本的“右翼运动”看成是法西斯主义运动，“简直是胡来，起码说是非学术的”。他的理由是：
日本的右翼运动的历史比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要早得多。即使不算幕末的维新时代，也比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运动早约半个世纪。北一辉的《国体论及其纯正社会主义》写于1906年（明治39年），内田良平的黑龙会创立于1900年（明治33年），明治10年创立的平冈浩太郎、头山满的玄洋社从自由民权主义向“大亚细亚主义的转向”是1887年（明治20年），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的原稿早在明治18年就写出来了。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希特勒获得政权是1933年（昭和8年），墨索里尼进击罗马也不过是此前的十年，即1922年（大正11年）。
从年代上看，日本的右翼运动比墨索里尼、希特勒要早得多，而且性质明显不同。所以，他们在思想上也毫无关系。这种看法应当是正确的。林房雄《大枺鼇啈馉幙隙ㄕ摗罚�182～183页。
为了给日本右翼正名，林房雄极力想将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右翼加以区分。他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他认为日本的右翼运动早于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所以日本的右翼运动不是法西斯主义。实际上无须林房雄辩白，谁都知道日本的右翼运动确实比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要早，而且日本民间的右翼运动确实未必受到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国家体制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与希特勒的德国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包括日本有良知的学者在内的国际学术界，才将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正确地界定为“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即天皇独裁制度之下的对内独裁、对外侵略扩张的国家体制。林房雄所指出的日本右翼运动早于欧洲，只能说明日本的右翼法西斯运动比欧洲更有渊源，也更为凶顽。
林房雄企图为日本右翼运动摘掉“法西斯”帽子的第二个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