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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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对“反日的日本人”的“告发”（2）
谷泽永一在“告发”了大江健三郎以后，还嫌不解气、不过瘾，又一鼓作气，写出了《恶魔的思想——12个叫作“进步的文化人”的国贼》谷泽永一《惡魔の思想——“進步的文化人”といぅ名の国�12人》，クレスク社1995年版；1996年由PHP研究所出版文库版，改题为《反日の日本人の思想》。一书。对日本战后十二名著名的文化界、学术界人士，冠之以“进步的文化人”这一蔑称，一一加以“告发”。对这本书，作家阿川弘之赞赏说：“我认为没有比‘进步的文化人’那样更妨害战败国日本的重建的人了。以前我称他们为‘战后犯罪人’，谷泽先生称他们为‘反日的日本人’，尖锐地指出他们所标榜的‘民主主义’和‘进步主义’不过是‘亲苏容共’的代名词，认为像这样把祖国骂倒的共产主义者，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谷泽自己在该书前言中则称：“战后五十年间，占据我国论坛、误导日本舆论的‘进步的文化人’们，实在应该说是罪孽深重。现在，跟他们算账的时候到了。”
在第一章“谁把这个国家弄成这样”中，谷泽永一又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等亚洲各国，围绕着先前那场大战〔对日本〕不断讹诈的时候，这些人却无条件地接受这些讹诈，并形成了一种习惯。那些讹诈也并不是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提出来的，只是他们单方面的大放厥词，对我国进行攻击，表达他们的不满，还在报纸上起哄。这是他们的一贯伎俩，都是无视现代国家的正式手续的非正式的恫吓。（中略）而这些执言论界之牛耳的人们，却站在北京政府和京城（疑为汉城——引者注）的立场上，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为他们呐喊助阵，却只把日本视为恶人。他们已经抛弃了为日本的国家利益说话这一责无旁贷的使命，相反地，却在维护对方国家的利益。重视别国的利益，做别国的代言人，损害自己国家的重要利益的那些人，我们应称之为卖国贼。（中略）卖国贼是卖国的人，是叛国者；叛国者，就是背叛自己的国民；而背叛自己的国民，就是蔑视国民。谷泽永一《反日の日本人の思想》，第10～12页。
这就是谷泽永一为他所“告发”的十二名战后“执言论界之牛耳”的人所写的判词，罪名是“卖国贼”，罪行是为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说话而不为日本说话，是为“叛国罪”。他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将战后日本思想、学术和言论界的主流，都视为“左翼”。他特别把矛头指向日本共产党员，说别的国家的共产党虽然讲阶级斗争，但也爱国，只有日本的共产党是一个特殊的“例外”，日本的共产党全都是“反日的日本人”。他还煞有介事地说，1923年共产国际《关于日本的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即所谓“1923年决议”），给日本的定性是“前近代”、“半封建”，这个纲领给日本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反对日本，而后来又成为日本“进步的文化人的圣经”。对于谷泽的这一“发现”，渡部升一大为赞赏，他在该书的广告词中甚至这样写道：
有一个词叫作“世纪大发现”，一般是就自然科学而言。而在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上，堪称“世纪大发现”的发现，是由谷泽永一来完成的。
为什么日本的那些了不起的人物，那些获得文化勋章的文化人、学者们，那样蔑视日本及日本人，不断地发表那些耻辱、卑屈的言论？打开这个谜的钥匙，终于找到了。
那就是昭和七年共产国际发出的“纲领”。共产国际针对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发表纲领加以非难，除日本以外，是没有过的。为什么？这种邪恶的精神控制仍然持续至今，而人们却浑然不觉。不读本书，就不配谈昭和的思想状况。这是一本没有夸张的、日本人的必读书。见《恶魔の思想》护封勒口广告词《世纪の大发現》。
渡部升一以他那惯用的耸人听闻的方式，宣布了这个所谓荒唐可笑的“世纪大发现”。然而实在是个“狂犬吠影”式的病态幻觉。
谁都知道，所谓“共产国际”作为20世纪初的产物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在那些被谷泽“告发”的日本的无党派自由学者中，有谁还会念念不忘那个“1923年决议”，并且还要贯彻这个决议呢？而作为日本人的谷泽永一至今却依然“杯弓蛇影”，这只能说明他作为一个“曾经”的共产党员据谷泽自己说他当年曾加入过日本共产党，四年后又退了党。，仍然没有摆脱旧的意识形态的思维。换言之，他仍然抱有加入共产党时代的那种极左的思维方式（“极左”与“极右”往往互相转化）。照他的看法，战后日本简直就是一个共产党国家、一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了。
谁都知道，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天皇制政府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将日本的共产党扼杀殆尽，战后的日本则是以反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的美国的盟友。谷泽、渡部不顾这样的基本事实，得出此等结论，岂不无知、可笑之极吗？实际上，与其说谷泽搞了一个“世纪大发现”，倒不如说谷泽和渡部们“发现”了在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纷纷崩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日益不受欢迎的日本社会，可以用“共产主义”这一词来诬陷、丑化他们所嫉妒的那些成就卓著、有真才实学、并且不拘泥于任何意识形态束缚的老一辈学者们。
被谷泽永一“告发”的十二个人除了大江健三郎外，还有十一个人。其中——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对“反日的日本人”的“告发”（3）
谷泽告发的第一个人是大内兵卫先生。生前历任东京大学教授，法政大学总长，东大名誉教授。因为他承认日本和德国、意大利一样实施了侵略，谷泽就说他是“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犯”的主张者，便称他为“历史的伪造家”。
被谷泽告发的第二个人是当代著名思想家鹤见俊辅先生。谷泽给他安上的罪名是说“苏联一切都好，日本一切都坏”，是日本的投降为“无条件投降”论的“谎言”的散布者。因为在谷泽看来，日本的投降不是“无条件投降”，而是“有条件投降”（较早提出这个看法的是右翼评论家江藤淳）。
被谷泽告发的第三个人是著名思想家丸山真男。是因为丸山真男认为战前日本存在法西斯主义运动，而且认为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社会基础是日本社会的“中间层”即“小市民阶级”。谷泽认为这是丸山“对国民的弹劾”。
被谷泽告发的第四个人是已故东大教授、法学家横田喜三郎先生。因为横田作为法学家当年曾支持过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的“东京审判”。而谷泽则认为：“东京审判是强制进行的私刑，因为它没有法律依据。”据此，谷泽称横田喜三郎是“为了自己的荣达，而蹂躏法律精神的人”，是“反日的日本人的第一号”；又因为横田主张废除天皇制，这对谷泽这样的“保皇派”而言更是不能容忍，所以谷泽说：像横田“这样彻头彻尾的坏人往哪儿找去呢？”
被谷泽告发的第五个人是已故著名出版家、岩波书店社长安江良介先生。因为安江良介及岩波书店出版了许多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书籍和刊物，谷泽便称他为“进步的文化人的总代理”；又因为安江曾对朝鲜说过一些好话，于是对朝鲜、韩国极为仇视的谷泽便又称他为“对金日成无条件投降的冒牌的出版人”。出于对岩波书店的仇视，到了2001年，谷泽永一与渡部升一还合作写了一本全面攻击岩波书店及其出版的《广辞苑》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广辞苑的谎言》，2001年由光文社出版。《广辞苑》是在日本影响最大、使用最广、堪称权威的语汇与百科辞典，几乎家喻户晓，几十年来不断修订再版，常销不衰。因为《广辞苑》释义严谨科学，对若干历史词条的释义，与渡部、谷泽等日本右翼的观点相左，故招致谷泽、渡部的攻击。他们指责素以学术严谨著称的《广辞苑》是“左翼系统反日、日教组先生们爱用”的辞典，是以“照搬马克思主义”、“断言共产主义才是正义社会”的辞典，是“彻底袒护中国、朝鲜、韩国”的辞典，是“为中国四千年历史的谎言涂脂抹粉的”辞典，是“对日本文化无知、对支那文化盲目礼赞”的辞典，是“没有爱国心”、“篡改历史”的辞典，是“日本人嫌弃日本的有代表性”的辞典，是收录“天皇制”这一词条的、“反天皇的左翼用语”的辞典，是“依靠辞书的权威而从事毒辣勾当”的辞典，总之，“《广辞苑》是愚者的乐园、疯子的天国”。
被谷泽告发的第六个人是著名学者、原学习院大学讲师、已故的久野收先生。谷泽最不满的，是久野对“左翼系统的出版社的编辑施加影响，甘为进步的文化人的后台”，并在座谈会等场合，推荐进步的文化人写“反日言论”的书；是因为久野反对日本扩张军备，是因为久野对天皇制不感兴趣。由此，谷泽把久野收称为“自称进步知识分子的小丑式的人物”。
被谷泽告发的第七个人是著名思想家、学者加藤周一先生。谷泽称加藤先生为“进步的文化人的麻醉师”，因加藤周一曾赞赏过芬兰，谷泽就侮辱加藤周一要使日本“成为苏联的从属国”，是“把祖国卖给苏联的‘A级战犯’”。
被谷泽告发的第八个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及中国问题专家、已故的竹内好先生。因为竹内好在有关著作中曾对中国做了一些客观的描写和评价，谷泽便说竹内好是“服务于支那谷泽永一不用“中国”一词，而用对中国的蔑称“支那”。的顽固的反日的日本人”，终生都是“北京政府在日本的忠实的代理人”；又因为竹内曾说过“日本的文化在历史上曾隶属于中国文化”这样的话，使沉溺于自恋症的谷泽不可忍受，称这种“隶属论”，是对日本的“侮辱”。
被谷泽告发的第九个人是社会活动家、原九州大学教授、已故的向坂逸郎先生。由于向坂先生在其著作中对社会主义作了一些肯定的评价，惯事党同伐异的谷泽永一便称他为“最不负责任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并以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和东欧瓦解为据，对向坂大加揶揄和攻击。
被谷泽告发的第十个人是现任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著名学者坂本义和先生。因坂本先生批评日本资本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战后对亚洲是以“经济的进出和‘侵略’为特征的”，谷泽便把他称为“把日本断定为经济侵略国家的诡辩家”，是一个“骗子手”。
被谷泽告发的第十一个人是大江健三郎。详见上述，在此从略。
被谷泽告发的第十二个人是著名历史学家、曾历任法政大学、东京大学教授、东大名誉教授，已故的大冢久雄先生。大冢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认为日本近代实际上还不是真正的近代社会，还缺乏近代精神，谷泽便把他称为“全面否定近代日本的国贼”。
在对众多著名学者的“告发”中，“告发”者的狂妄、蛮横、偏激、走火入魔的日本“自恋”病态也暴露无遗。在谷泽永一那里，日本这个国家从古到今，完美无缺，世界第一，因而除了歌颂之外的一切言辞，都要不得、听不得，都属于“犯罪行径”，都属于“卖国贼”行为，都应该加以“告发”——在日本战败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像谷泽永一这样的人，仍然站在战时军国主义立场上，如此谩骂进步的文化人，殊不知自己作为退步的文化人实已“退步”到了战时军国主义的年代。一个身为“教授”、“名誉教授”、以学者自任的人，却深深陷入意识形态的泥淖之中，公然反对“进步”，并以“退步”为荣，并且到了如此偏执狂的地步，岂不是“教授”的耻辱、学者的耻辱、日本人的耻辱吗？这种文化人在日本近现代史上何其多也！正是这号人，与右翼政客、军人合谋，使日本一步步走向侵略别国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之路，最终损人利己太甚，招致灭亡。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所谓“国益论”和“新忧国论”
谷泽永一如此，渡部升一亦如此。
渡部升一否定日本的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也有其特定的思想基础。他在《渡部升一的“国益论”入门》（1996）、《国益的立场》（1996）、《渡部升一的新忧国论》（1997）、《上升之国、下沉之国》（2000，以上均为德间书店出版）等著书中，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