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爱伦坡悬疑集-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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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真相后，不管大伙多么义愤填膺，对我都一点影响也没有；沉默不语或者冷冷的讥讽，反而会刺伤我。　　　　
　　　　“威尔逊先生，”房主普雷斯顿开口了，同时弯下腰，从脚下取出一件毛皮稀有的豪华披风，“威尔逊先生，这是你的东西。”（天冷，离开自己的房间时，我在晨衣外披了件披风，到了牌场才脱下）“我看，还得搜一搜这件披风，（他脸上挂着抹冷笑看着披风的褶皱）再给你那套把戏找出些证据。说真的，证据已经够了。希望你明白，你必须离开牛津大学——无论如何，必须马上离开我的宿舍。”　　　　
　　　　当时，我虽然很卑微、很卑微，都低到尘埃中了，可要不是思绪被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攫住了，听到这番难堪的话，我肯定马上大动肝火。我穿的披风是用稀有的皮子缝的，稀有到无从描述，具体值多少钱，我也不敢说。它的式样也是我本人别出心裁的发明。我酷爱打扮，虚浮轻狂，在衣饰上挑剔到可笑的田地。所以，当普雷斯顿先生从折门附近的地板上拾起一件披风，交到我手上时，我吃惊到近乎恐惧了，我发现自己的披风已经搭在了手臂上。我自然是无意间搭上的。递给我的那件，与我手臂上的这件完全相仿，连最细微的地方，都如出一辙。我记得，那无情地揭露我的怪人身上，是裹了件披风的。而我们这伙人中，除了我谁都没穿披风。我没露声色，取了普雷斯顿给我的那件披风，悄悄放在自己的那一件上面，怒容满面，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里。次日，天还没亮，我就离开了牛津，匆匆踏上奔赴欧洲大陆的旅途。心里又是恐惧，又是羞耻，苦恼得难以言喻。　　　　
　　　　逃也是瞎逃。厄命仿佛一直得意洋洋得追随着我，真的，这证明了，厄运如此神秘得摆弄我，只不过是个开头。我还没在巴黎站住脚，就看出了新的迹象，这个威尔逊又管起我的闲事了。真是可恶。年复一年，我心里的弦一直绷着。坏蛋！——在罗马，他对我的雄心横加干涉，闲事管得多么不合时宜、鬼鬼祟祟！在维也纳也是，在柏林，在莫斯科，都是如此！说实话，我在哪里不对他怨声载道，不在心里咒他不休？他匪夷所思的苛刻管束，总是让我最后仓皇出逃，像是逃避瘟疫。可纵然是逃到天涯海角，终归也是瞎逃一场。　　　　
　　　　我一次又一次地暗自寻思，冲着自己这么发问：“他是谁？——他来自何方？——他到底想干什么？”可就是想不出答案。接着，我万分仔细地观察起无故监督我的形式、方法、主要特征来，但从这里也看不出个究竟来。确实，他最近常常跟我作对，每一次，都想着要阻碍我的计划、扰乱我的行动。如果我的计划得以实施，结果难免造成的痛苦的灾祸——对于神气活现的大亨来说，这个理由真的很苍白；对于独断专行的天性来说，就算碰到无礼而执拗的横加干涉，这理由也保障不了什么。　　　　
　　　　我不由看到，那长久折磨我的人，一直有个怪念头，就是小心谨慎、灵敏机巧地穿着和我一样的衣服，每当想干涉我的意愿，总是竭力不让我看到他的脸。不管他是不是威尔逊，这样做都氏族做作，十足愚蠢。在伊顿公学忠告我的，在牛津大学毁我名誉的，在罗马不让我如愿，在巴黎妨碍我复仇，在那不乐斯阻挠我热恋，在埃及不让我满足欲望——他诬称之为贪婪，难道一时之间，他以为我认不出这个心腹大患、邪恶的天才就是我小学时代的同学威廉·威尔逊？难道我认不出他就是那个与我同名同姓的人，我的伙伴、冤家多头——那个勃兰斯比博士的学校里可恨又可怕的冤家对头？不可能！让我赶紧把这出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场唱完吧。　　　　
　　　　


第五部分：钟楼上的恶棍威廉·威尔逊（1839年）（7）

　　　　至今我还被威尔逊控制在掌心中。我一贯认为他人格高贵，智慧不凡，这让我深深敬畏，他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是本事，让我深深敬畏；他的某些天生和假装的特性，又让我害怕。由此可知，我是多么软弱，多么无助；我也由此明白了，尽管不想痛苦地勉强屈服于他的专断意志，但还是盲从为好。可最近，我彻底彻底沉湎于酒乡，酒精使人发疯，它刺激了我祖传的脾性，害得我越来越焦躁，难以控制。我开始低声抱怨——踌躇——反抗。促使我相信自己一天比一天坚定，折磨我的人一天比一天疏离的，难道只是纯粹的想象？即便如此，我也渐渐开始感觉到炽热的希望汩汩喷涌，最后，那不顾一切的决定终于孕育而成。我不愿再受别人的奴役。　　　　
　　　　罗马。18X　X年。狂欢节。我去参加那不勒斯公爵德·布罗利奥府的化装舞会。我比平日里还要纵饮无度。房间里人潮滚滚，空气窒息，这让我恼火得不行。我我穿过闹哄哄的人群，费劲极了，我的火气一点都没退，因为我在寻找年老昏聩的德·布罗利奥那青春、放荡、美丽的妻子。别让我说出自己那卑鄙的动机吧。她先前就恬不知耻地私下里跟我说过，她会化装什么样子。现在，我看到她了。我马上急匆匆地朝她走去。这当口，我感到一只手轻轻搭上肩头，那难忘的、该死的低语在耳边响起。　　　　
　　　　我怒不可遏。一个急转身，狠狠揪住与我作梗的人的领子。果然不出所料，他打扮得跟我一模一样：西班牙式蓝天鹅绒披风，猩红的腰带，腰带上挂一把长剑，脸上蒙着黑色的丝绸面具。　　　　
　　　　“恶棍！”我叫道，愤怒得声音都哑了。每吐出一个字，怒火都要旺盛几分，“恶棍！骗子！可恶的大坏蛋！你不该——你不该这样把我缠个死！跟我来，不然我一剑刺穿你！”　我拽着他就走，我们穿过人群，离开舞场，来到隔壁的小会客厅。　　　　　　　
　　　　一进屋，我就猛地把他搡了出去。他跌跌撞撞退到墙边。我骂了一句，关上了门。我让他拔出剑来。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幽幽地叹息一声，默默拔出剑，拉开了防御的架势。　　　　
　　　　决斗的时间实际上很短。我受了各种刺激，狂怒不已，只觉自己的一条胳膊力大无穷。几秒钟之内，我使出全部力气，把他逼到墙壁跟前。他陷入了可怜的境地。我残忍地一剑刺中他的胸口，一剑，又一剑，捅了很多下。　　　　
　　　　那会子，有人想把插销弄开。我慌忙堵在门上，不让任何人闯进来。然后马上回身走向对手。他快死了。可看到呈现在眼前的景象，心中的惊讶，恐惧，人类的哪种语言能够贴切地描绘出来？我的视线不过转移了短短的一瞬，就在那一瞬，房间上首或者说远处的布景就起了明显的变化：房间里居然立了面大镜子，原先可没有。开始我还以为是看花眼了。我恐惧极了，一步一步朝镜子走去，自己的影像迎面走来，面色苍白，血迹斑斑，步态凌乱，虚弱地摇晃着。　　　　
　　　　那是我的影像，我刚才说，其实不是。那是我的对手——是威尔逊！他奄奄一息，痛苦地站在我面前。面具和披风扔在地上，如今还在地上摊着。他衣服上的每一个针脚都像我的——他脸部触目而奇特的面部特征，哪一点都像我的，甚至与我绝对相同！　　　　
　　　　那是威尔逊，但他不再用耳语般的声音说话，他开口了，我还真以为是自己在说：　　　　
　　　　“你赢了，我败了。不过，从今以后，你也死了——对人间、对天堂、对希望来说，都死掉了。我活着，你才存在；我死了，看看这影像，这正是你自己，看你把自己谋杀得多彻底。”　　　　
　　　　


第六部分：长方形盒子（1850年）长方形盒子（1850年）（1）

　　　　康华　译　　　　
　　　　好几年前，我订了从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到纽约的船票。那是艘叫做“独立号”的豪华邮轮。船长叫哈代。如果天气许可，我们将于当月（六月）十五日出发，所以在十四日那天，我就上船整理了一下自己订的包间。　　　　
　　　　我发现乘客很多，女客更是多得超乎平常。乘客名单上有我的一些熟人，我欣喜地发现，其中有科尼利厄斯·怀亚特先生的名字。他是位年轻的艺术家，我们之间有过温暖的友谊。他曾是我在卡罗来纳大学时的同学。我们总是形影不离。他具有天才身上所具有的一切禀赋，孤傲、敏感而狂热。此外，他的胸腔里，还有一颗世上最温暖、最真诚心在跳荡。　　　　
　　　　我注意到有三个特别客舱的门卡上写着他的名字；再对照旅客名单，我发现那是他为本人、妻子和他的两个妹妹订的。特等客舱相当宽敞，每间有两个铺位，是上下铺。当然，铺位很窄，只能容下一个人，即便如此，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这四个人要订三个特等客舱。彼时彼刻，我的心灵恰好处于不可理喻的状态，对琐细小事异乎寻常的好奇。尽管心怀羞愧，我还是承认，当时，我确实对那间多余的客舱做了种种荒唐拙劣的推测。当然，这不关我的事，可我依然一门心思想去解开这个谜团。最终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奇怪为什么自己没有早些想到它。“当然是个仆人，”我说，“我真傻，这么显而易见的答案，怎么早没想到！”然而当我再次回去对照旅客名单，我清楚地看到这一家子没带仆人，尽管原本打算带一个的——因为名单上“及仆人”的字样起初写在那里，之后又被划掉了。“哦，一定是额外的行李，”我自言自语道，“那是他不想放在货舱，而想摆在眼皮底下的东西——哈，我明白了——八成是油画之类的东西——就是他一直和那意大利的犹太人尼可雷诺讨价还价的那幅画。”这想法令我挺满意。我暂时打消了好奇心。　　　　
　　　　我对怀亚特先生的两个姐姐很熟悉，她们是非常亲切聪明的女孩。而他新近迎娶的妻子我还未有幸得见。他曾多次带着他惯常的狂热在我面前谈及她。他描述她那非凡的美丽、她的不同一般的聪慧和成就。而我因此极为渴望能够与她结识。　　　　
　　　　在我上船的那天（十四号），怀亚特一家也要来——因此船长通知了我——但是我在船上多逗留了个把小时，期望能见到新娘，结果盼来的却是一份歉意。“怀亚特夫人有点儿不舒服，他明天起航时才会上船。”　　　　
　　　　次日，我从旅馆去码头，路上，碰到了哈迪船长，他说，因为“一些情况”（一个愚蠢却方便的托辞），他认为‘独立号’在一两天内都不会起航，当一切准备就绪时，他会派人通知。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当时正刮着强劲的南风；不过既然他不肯透露那“一些情况”是什么，我再固执不已地追问下去也没意义，无奈中，只得回家百无聊赖地消磨时光。　　　　
　　　　差不多一个星期过去了，船长还没送信来。不过，最后总算等来了，我立即赶上了船。船上挤满了乘客，四处是出发前的纷乱嘈杂。怀亚特一家比我晚到十来分钟。两姐妹，新娘和画家都到了——画家还是一贯孤高的样子。我对此再熟悉不过了，也就没放在心上。他甚至没把我介绍给他的妻子——这一礼节自然就落在了他的妹妹玛利安身上——她是个可爱聪明的女孩，只三言两语，我和新娘就彼此相识了。　　　　
　　　　怀亚特夫人严严实实地裹着面纱，当她揭开面纱对我鞠躬还礼时，我承认，我感到了深深的震撼。多年的经验早已告诉我，不能完全相信画家朋友对女性的热烈赞扬，否则我会更加震惊。话题一旦牵涉到“美”，我很清楚，他总是很轻易地就进入纯粹完美的理想胜境。　　　　
　　　　事实是，我不得不说，怀亚特夫人绝对只是一个相貌平平的女人。即使不是丑的要命，我想，也差不离了。不过，她身着盛装，品味高雅——于是我确信，她必定是凭着思想和灵魂的持久魅力俘获了我朋友的心。她几乎没说什么话，很快就和怀亚特先生一起进了客舱。　　　　
　　　　我原先的好奇心又浮上心头。没有仆人——这个确定无疑。于是，我就看有没有额外的行李。过了一会儿，码头上来了一辆马车，载着一只长方形的松木盒子，这似乎就是大家要等的东西。盒子一到，我们就起航了，很快安全穿过沙洲，驶向大海。　　　　
　　　　如我所言，那只盒子是长方形的，大约有六英尺长、二英尺半宽；我打量着它，尽可能做到精确仔细。盒子的形状很特别，我一看见它就为我的准确猜测自得不已。您可能还记得，我说过我那位画家朋友的额外行李应该是画，起码是一幅画。我知道，他已经和尼可雷诺会谈了几个星期——这只盒子的外观看，里面装的只能是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复制品。据我所知，这幅　《最后的晚餐》是由小鲁比尼于佛罗伦萨仿绘的，一度为尼可雷诺所有。我认为，关于盒子的疑问解决了。想到自己如此敏锐聪明，我窃笑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