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怎样当农民-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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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诚可贵，洗澡价更高”　　　　
　　　　日本人对洗澡的迷恋不必细表，这里仅举一例——　　　　
　　　　1995年1月阪神地区爆发大地震，导致5000人丧生，数万人无家可归。在抗震救灾的民意调查中，有一项是问灾民最感不便的是什么，结果许多人的回答是“不能洗澡”。为解燃眉之急，政府同企业齐心合力，以最快的速度推出了“移动风吕”——淋浴汽车。因为要洗澡的人实在太多，不得不规定：每人淋浴不得超过5分钟。为了这几分钟的快乐，不少灾民冒着余震的危险，步行几十里，来到设有这种“移动风吕”的地方，加入长长的洗澡队伍，颇有点“生命诚可贵，洗澡价更高”的劲头儿。　　　　
　　　　日本人对洗澡的迷恋是有原因的：这个国家气候湿润，到了夏天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巨大的蒸笼，素爱干净的日本人如何能忍受这一身的黏糊和汗垢？何以解忧，惟有风吕！幸运的是，日本拥有全世界最丰富的雨水资源和温泉资源，丰沛的水资源不只是洗涤了日本人的身体，也培养了他们无与伦比的“肌肤美学”。　　　　
　　　　这一点，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有细致的描写：　　　　
　　　　“日本人最喜欢的一种细致的肉体享受是洗澡——他们每天洗澡，其重视清洁与美国无异，但此中另有的一番艺术情趣则是世界其他各国的洗澡习惯难以媲美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年龄越大，情味越浓。’”　　　　
　　　　与这种肌肤之乐相映成趣、配合默契的，是“榻榻米”的起居方式。出浴后的日本人身着宽松的和服，光着脚丫，气定神闲地坐在一尘不染的榻榻米上，一边品茶，一边观赏庭院的景色，正是他们最为享受的时刻。　　　　
　　　　不用说，这是一种清洁要求极高的起居方式，懒人和脏人绝对不配。日本人对榻榻米的精心呵护，每天在上面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真是值得大书特书。由此可见，进日本人的家门后要脱鞋实在是最起码的要求——而且袜子一定要干净，脚上一定不能有异味。记得我第一次去日本朋友家，脚上那双换上不久的袜子竟让主妇喷嚏连连，而在她锐利目光的审视下，袜尖一个极小的破洞也无处逃遁，弄得我狼狈不堪。　　　　
　　　　洁净就是美　　　　
　　　　在日本人的审美意识中，“洁净”占着头等重要的位置。在日语中，“美丽”这个词兼有“洁净”之意，而“洁净”这个词也有“美丽”的意思。可见，在日本人眼里，只有洁净的东西才可能是美丽的，而美丽的东西也一定是洁净的。　　　　
　　　　打开日本的美术史，可以发现，不管是哪个朝代，哪位画家，哪种绘画样式、题材，都有一个共同点：画面绝对干净。千百年来，“洁净”已成为日本超越时代的美学原则。　　　　
　　　　日本美食界有一句名言：“美味来自洁净。”道出了料理的精髓。需要说明的是，“洁净”在这里不只是指餐具和食物的卫生，更是指艺术性的摆设，两者缺一不可。　　　　
　　　　此外，日语也是一种“洁净”的语言。　　　　
　　　　笔者在日本生活了4年，听到的脏话只有这么几句：“马鹿（傻瓜）”、“阿呆”和“粪”。日本男人发起火来固然凶暴，腔调也很吓人，但语言本身却没有多少污染力，比起骂人的脏话可以车载斗量的英语不知要文明多少。就是在号称最高雅纯净的法语里，粗话也远比日语多。中国人的“国骂”是很有点名气的，听说日本的汉学家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常为里面的脏话大伤脑筋，因为日语中找不到相应的词汇，只好直接译入，再加许多注释。


第五部分道德世界的洁癖

　　　　耐人寻味的是，起源于肉体世界的洁癖，也深深影响了日本人的道德伦理。　　　　
　　　　以洁净来比人品高尚，本来在各国都很平常，但日本人却走了极端。不止一个日本朋友和我说过，你骂日本人是“马鹿”，人家不一定生气，但你要骂他“污（脏）”，人家一定跟你拼命，因为“污”不但是指肮脏，还有卑鄙下流、令人恶心的意思，在日语里是对别人最严重的侮辱。　　　　
　　　　另外，日本人“有仇必报”的民族性，也与他们的洁癖有关。他们将对自己个人、家庭或国家的侮辱看作是污垢，必须通过复仇来洗刷干净——就像必须用洗澡水来冲去身上的污垢一样。所以，古代的日本武士为了一点点冒犯就拔刀决斗如同家常便饭。《武士道》一书里就记载了这样的故事：一个商人出于好意提醒武士，他的背上有一只跳蚤，竟被武士劈为两半，理由是“跳蚤是寄生在畜生身上的虫子，把高贵的武士与畜生等同看待，是不能容忍的侮辱”。　　　　
　　　　堪称日本民族叙事诗的《忠诚藏》，讲的是47位浪人抛弃一切为君主复仇，最后集体剖腹自杀的故事。而如此一出惊天动地、血流成河的复仇剧，起因却仅仅是一名地方大员的自尊心受辱！虽然是这样，日本人对这个故事却非常着迷，至今每年电视台都会重播。　　　　
　　　　洁癖的文化密封舱　　　　
　　　　洁癖自然是排他的。这一点似乎连日本的动物都受到“传染”。北海道大学的一个生物教授曾做过这样一个有趣的实验：如果把欧洲蜜蜂和日本蜜蜂的蜂巢对换，对日本蜜蜂的蜂巢，欧洲蜜蜂会老练地加以利用；然而对欧洲蜜蜂的蜂巢，日本蜜蜂却不屑一顾，会将其全部咬坏后，再筑一个新巢。　　　　
　　　　日本人也这样，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忌讳使用别人的东西。“他人不洁”的观念在日本人心里根深蒂固，就算父亲不小心用了孩子的饭碗，小孩也会立刻叫：“脏，脏，父亲真讨厌！”　　　　
　　　　在现实生活里，日本人的洁癖往往表现为一种不可救药的排外。美籍建筑师安东尼就曾对记者感慨：“我在日本呆了50年，但现在依然是个‘外人’。”　　　　
　　　　同样，许多日本人即使被派驻外国，也会像蜗牛一样龟缩在自家的“文化密封舱”里，生怕冲淡了自己身上的“日本味”。他们过着进门脱鞋的日子，出门坐的是“丰田”、“尼桑”，喝的是“菊正宗”，吃的是日本寿司，过的是全封闭的日本式生活。更有甚者，有的日本人出国旅游时，要带上全套的本国生活用品——从纯净水、食物、手纸到枕头，因为他们吃不惯外国的饭，睡不惯外国的床，洗不惯外国的澡，动不动就会失眠拉肚子……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第五部分一个印度农民的一天

　　　　张讴　　　　
　　　　太阳已经把土地晒得发烫，多姆才顶着箩筐出现在田间。他开始拔间种在小麦垄里的油菜。由于降雨多少对收成影响很大，因此当地农民在播种小麦时，总是小心翼翼地撒上一些油菜籽，这样即使收不了小麦，也可以收获别的东西。　　　　
　　　　为了养活一大家子，多姆从同村的地主那里租了5英亩耕地。土地租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地主和佃家根据协议，按产量平分粮食，化肥和灌溉用电费也要平摊；一种是交纳租金承包，收成好了是自己的，收成差了自认倒霉。土地租赁都以一年为期。　　　　
　　　　多姆的妻子收拾完家里的活计，带着午饭和16岁的女儿也来帮工。汗水浸透了她们的纱巾。女儿很早就辍学帮助父母干活了。当地女人比男人更能吃苦耐劳，但是收入却比男人少。如果是为地主家干活，男人一天可以挣25卢比，女人只能挣12卢比，工钱只相当于印度大城市私家车交纳的一次停车费。　　　　
　　　　拔完油菜后，多姆一家人开始割小麦。一件工具3个人轮流使用，所以一个人干活时，总有另外两个人站着，给人一种闲散的感觉。大自然似乎也很关照印度人慢悠悠的生活节奏，只把一年分成热季、雨季和凉季，农民们只在雨季和凉季耕种、收获。雨季从6月份开始到9月份结束，西南风为当地带来了雨水，这个季节宜种稻子；凉季从10月到来年2月，主要是种植小麦、油菜和土豆。3～5月是热季，酷热难当，田野里只有野草可以承受太阳的暴晒。　　　　
　　　　也许是长期吃素的缘故，多姆一家人都很精瘦，只是妻子生了四个女儿后，总像怀着第五个女儿一样，让多姆感到恐惧。印度的结婚习俗是新娘家要给新郎送礼。如果新郎不满意礼物数量或者质量，新娘有可能遭到打骂或者被退回去，那将是件丢人的事。所以说多姆的四个千金将来出嫁时，足可以要了他的老命。多姆似乎早就认命了。他出生在一个低种姓的家庭里，虽然印度宪法已经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是这种等级差别还难以从乡民的意识中根除掉。种姓制度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是贫富之差和尊卑之别，而且有宗教赋予的神圣性。多姆也认为这种等级制度不合理，但是又认为这种制度如自己的肤色一样难以改变。这种意识使他缺少奋斗的动力。他每天都要花大量的时间在湿婆神面前祈祷，在自我否定中生活着。他的所有努力并不是为了这个现实世界，而在于来世。　　　　
　　　　多姆和妻女在田间忙碌的时候，这片土地的出租人赶了过来，目的是估算一下产量，以免在分粮食时吃亏。这些地主们精于算计，也善于革新，他们乐于尝试优良品种或者新的耕作设备，而多姆和其他佃农们则对现代化耕作设备有一种本能的抗拒，他们害怕一旦地主引进机械化设备，明年就租不到耕地了。印度是一个有10亿人口的国家，其中农民就有7亿多，土地和劳动力的矛盾实在是一个大问题。　　　　
　　　　妻子和女儿先回家做饭去了，两个人头上各顶着一大捆草，像两只巨大的蜗牛在蠕动。落日的余晖涂抹在麦芒上，使麦穗看上去硕大、饱满了许多。多姆很满意自己的这种幻觉，他眯起眼睛一直盯着麦芒，直到最后一丝余晖在芒尖上褪去。　　　　
　　　　


第五部分印度遇丐帮

　　　　刘少才　　　　
　　　　遭遇小丐帮　　　　
　　　　在印度，贫富之悬殊，对比之强烈，实属世界罕见。印度自古多寺庙，但无法考证什么时候多起了乞丐，逛街时让你寸步难行的就是“丐帮”，不论是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孟买这样的大都会，还是那些名不见海图的小港，不管你走到哪里，总会有一群一群的乞丐如影相随，别说下地观光，就是遛马路也提不起兴趣。　　　　
　　　　你别看印度的沿海城市也有不少高楼大厦，但大厦之旁却常见到穷人搭建的破窝棚和沿街摆卖的破旧物品，街上大卡车、小汽车、公共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牛车、三轮车、手推车、牛群和行人挤在一起，互不相让，争路而行，满街混乱。走在街头，你会忽然被一两个小乞丐拦住，他们有时甚至会紧紧抱住你的腿，或挡在你的前面，使你寸步难行。这些小乞丐的年龄大都是七八岁十来岁。看着他们那脏乎乎的小脸和可怜兮兮的样子，确也让人怜悯。没有经验的船员这时就想到了中国传统的扶弱济贫，慷慨解囊，当一回好汉，把好事做到国外，于己于国都是一件风光的事，但在这里你做了好事善事，马上就会“呼啦”地围上来一群“丐帮”弟子，除了孩子还会有老太太，甚至还有三四十岁的妇女。这些成年妇女也许是走路时临时赶过来凑热闹的，并非以行乞为职业，因为她们头上都有一块头巾，仅露着半个脸，羞羞答答的。面对眼前一片手臂，你简直是无可奈何，又无所适从，这时附近如果有警察，或有在中国船上作业的码头工人，他们就会马上过来帮你解围，否则你只好三十六计逃为上。事后想想，一个堂堂的中国海员突出重围逃窜的狼狈相，该是多么滑稽可笑。我因为在孟加拉国吉大港有被“丐帮”围困的经历，所以有一次船到印度东部的维沙卡帕特南港，我们上岸后遭到“丐帮”围困时，我就趁机“突出重围”，而几位水手回船时却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原来他们遭遇了“丐帮”弟子的群起而攻之：几个男女小乞丐伸手要钱，这几位水手不但没有给，面对这些烦人孩子，一个山东大汉反而跺脚想吓唬他们，谁知惹恼了他们，他们就用石头、砖块做武器，向水手们投掷，那场面不亚于我们在电视上常看到的巴勒斯坦群众向以色列军警投掷石块。别说那石头、砖块砸在你的身上、头上，就是你遇到这样的事，鼻子不气歪才怪呢。　　　　
　　　　名副其实的“丐帮”　　　　
　　　　印度大约有6亿至7亿穷人（全国总人口已超过10亿），到底有多少乞丐无法统计，行乞的方式有多少种，就更没人能说得清了。　　　　
　　　　有些乞丐身着宽大的服装，脸上和手臂涂着厚厚的化妆品，有的打扮成美女，有的涂抹成妖怪，有的又装扮成怪兽。他们三五成群，手里提着寒光闪闪的刀枪棍棒及月牙铲一类兵器，整日在炎热的太阳下东游西逛。饥渴时就到附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