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怎样当农民-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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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人习惯依赖社会福利
在我看来，欧洲人从南到北都存在问题。北部人习惯于依赖社会福利。瑞典和丹麦是全世界课税最重的国家。像瑞典，所得税率高达55％，这意味着收入的一半以上都交了税。南欧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人惯于晚起晚睡，但他们晚睡不是为了工作，而是吃喝玩乐。他们也有午休习惯，夏天中午银行关门，换钱的地方都没有。里斯本这样的大城市，许多房子中午窗帘都放下来了，午饭和午休要两个多小时，这段时间打电话也找不到人。
第四部分休闲的欧洲（2）
对北边的欧洲国家来说，要改变现状也很难。社会福利曾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国家富裕的标志。只有富足的国家才能慷慨地进行财产再分配，以体现公正和均贫富的理念。战后这些国家走出了一条在市场经济中社会党色彩的再分配的路，被经济学家津津乐道，奉为经济楷模。但是现在他们发现，福利国家的代价是整个社会效率的降低，人们工作意愿的减少。他们想改变这一状况，却遭到民众的反对。在瑞典进行一项调查显示，大部分居民赞成减税，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和就业机会。但很多人认为，如果减税意味着降低社会福利，他们则反对减税。社会福利是老百姓的既得利益，有不可逆转的特点，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就像工资只能增加不能减少，称为工资刚性一样。社会福利也有刚性特征，减少社会赠予，削减社会福利，都会引起社会反弹。
南部人喜欢享受生活
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问题没有北部那么严重，但他们对生活享受的追求大过对勤奋工作的热情。他们有比美国更慷慨的福利制度、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和最低工资的保护。像法国，最低工资在不断上调。为迎合选民，一项重要决定就是调高最低工资，每小时最低工资由37．43法郎，上调4％，而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只有2％。鼓吹市场经济的美国经济学家最看不惯法国的最低工资制度，认为那是经济学家的异端现象，是保护落后。美国虽然也有最低工资，但水平较低，比如纽约州法律2000年4月刚把每小时最低工资从2．9美元调到3．3美元，连法国的一半都不到。但美国人平均工资却远远高于法国人。
法国不仅用最低工资保护低收入阶层，还以累进制税收向高收入阶层课重税，挣钱越多，交税比例越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增加了一项巨富税，这种税纯粹针对富人设计，有的人因为家产大，单交巨富税一项就比其年收入高，使得一些有钱人移居国外。
法国还是一个更保护雇员的社会。请人来工作容易，解雇就难了。在法国这个讲究形式的“文牍主义”国家，解雇员工需要提前三个月通知本人，以挂号信将通知寄到本人手里。不像美国，倾向于保护雇主利益，上午告诉你，下午就请走人是常事。相比之下，法国人倒是人道多了。
对于被解雇的态度，欧洲人和美国人也不大一样。在西欧，频繁地换工作被认为是不成功的表现，被解雇是丢面子的事。而在美国，如果多年待在一家公司则被认为不具备挑战性，被解雇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马上再去找工作，这与中国人“树挪死，人挪活”的理念一致。在西欧，为减少工时和增加工资，人们习惯通过舆论，以政治手段来解决，以罢工和示威为表现形式。而美国近年来很少发生大规模的罢工示威，社会对此不抱同情心。我见过道—琼斯指数公司的员工罢工，他们一二十人围成一小圈转着走，像幼儿园孩子做游戏一样。既没人采访，也没人围观。而罢工是法国人的一项基本民权，规模浩大不说，还经过媒体大肆渲染，社会表示支持和同情，极少谴责声。
在人类近现代史上，众多科技进步与社会进步都以欧洲为先导。我以为，欧洲在创造科技进步的同时，也造就了一批聪明的懒汉。
第四部分朝鲜农民还在挣工分（1）
“永生塔”下农居稠
从平壤出发，经过4个小时的漫长车程，记者一行来到青丹郡的深坪里农场。举目望去，翠绿的玉米地连绵无际，垄上的红旗与金黄色的麦浪在风中唱和呼应；农民们有的在挥动镰刀收割小麦，有的在水田里头埋头插秧，小孩子们则在一旁把捆捆秧苗递到大人手中；这边几头黄牛在忙碌地耕地，那边数台农机在田间工作……好一派农忙景象！
走进农场场部，迎面便看到一座约20米高的“永生塔”，上面刻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在以“永生塔”为中心、方圆500米的范围内，整齐地排列着几百座造型相似的灰色瓦房，每座瓦房都有由四周的土墙围成的独立院落。家家户户在小小的“自留地”里种着玉米、韭菜之类的农作物。深坪里党委书记沈养甫介绍，所有这些瓦房都是由国家统一投建的，592个家庭一户一套，没有明显差别。
“社会主义讲求公平”
和朝鲜其他农场一样，深坪里农场实施工分制。这个农场共有2359人，其中劳动力1650人。农场人民委员会分设不同作业班，班下设组，每个组大约17～20人。每个农民工作所得的工分等级由组长和三名组选评分员合议评定，按照插秧、除草、收麦、耕地等不同工程、工作的质与量等各方面因素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
一般想象，农民的收入会因为所得工分不等而相应地拉开差距。但是深坪里农场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桂元铁说，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讲究的是公平。虽然壮劳力可能会在劳动量上占有一定优势，但由于工分直接关系收成分配，所以农场在分配工种和时间上还是在照顾公平的前提下尽量协调，使得工分差别不是很大。当记者问，在公平和效率不能得到兼顾的情况下如何选择时，桂元铁的回答非常坚决：“选择公平！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家家户户有电视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03年，深坪里农场粮食总产量达到2809吨，不分水田旱地，平均亩产450斤，这比起我国东南部的省份亩产千斤的水平要低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朝鲜的农田土壤肥力不足，而化肥未能跟上。
深坪里农场作为朝鲜农业大省——黄海南道的先进生产典型，不仅在解决农民温饱问题上走在了其他农场的前面，而且也对国家粮食储备贡献很大。
第四部分朝鲜农民还在挣工分（2）
按照人均每年口粮260公斤的标准，深坪里农场2003年留下613吨农民口粮，这些粮食再按劳动力、老人、学生和小孩的不同标准进行分配。平均下来，每个劳动力每天的口粮为931克，老人为600克，学生为400～500克，小孩为300克。
此外，农场还留下112吨种子用于与专业种子农场进行交换，以避免种子退化导致减产。
农场把其余粮食全部作为公粮上缴国家，售粮所得除支付成本和农场提留外，其余部分在年底按照劳动者工分所得进行分配。据介绍，2003年深坪里农场收入最高的家庭，5个壮劳力共拿到25万朝元（按照朝鲜官方比价，150朝元约合1美元），年均收入达到5万朝元的这个数字已超过平壤市一位普通机关工作人员的年收入。
此外，通过鸡、鸭、兔、羊等多种养殖和梨、桃、杏、李等多种种植所获得的副业收入，也使农民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沈书记自豪地介绍说，如今农场家家户户都已经用上了电视机，其中不少是彩电。
当记者问起沈书记农业税收问题和农民负担问题时，他的脸上充满了自豪：“朝鲜是无税之国！”但他随即又补充说，农民种地需要向国家上缴一笔“土地使用费”。据介绍，深坪里农场2003年土地使用费的支出是1500万朝元。
附录：
据《日本时报》2004年10月23日报道：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朝鲜开始仿效中国从2004年春季开始在部分合作农场试验性地引进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经营方式。
报道称，正在推行这项制度的是平壤近郊的合作农场，虽然目前规模还小，但如果朝鲜政府认为这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今后就有可能得到缓慢的推广。朝鲜方面表示：“引进这种制度后，进展很顺利。”
在朝鲜，农业的基本经营方式是合作农场，通常是十几户农家为一个单位实行生产的分组管理制。现在，为了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朝鲜正在缩小分组的单位，并在收获的粮食中增加能够自主分配的比例。有消息灵通人士透露：“2004年以来，将小组单位缩小到5人左右的尝试也在同时进行。”
朝鲜的经济改革是从2002年7月开始的。首先是朝鲜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废除了定量供应制度，食品和副食品开始敞开供应。固定价格也被打破，价格改由供需情况而定。为了应付市场放开以后的物价上涨，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加薪。加薪的幅度之大前所未有，普通的机关干部、工人的月收入从原来的“百”、“十”档次，进入“千”元档次。
与此同时，各种小摊小贩开始出现在大街小巷，而大型商店由于货源不足而门前冷落。在货币体系上，朝鲜元从原来的2．2元兑换1美元，贬值到150元兑换1美元，即便这样，贬值也远远没有结束，在黑市上1美元可兑换700朝鲜元。朝鲜政府贬值货币有两个目的，一是降低国内的资产价值，使外商投资成本降低，二是降低朝商品价格，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另外，对大部分企业，朝鲜政府不再下达指令性计划，生产什么，产量多少，都由企业自己决定，同时以往的政府补贴脐带也被剪断。在农村，农民完成定额以后的产品允许由自己支配，允许到自由市场出售。在诸多的经济改革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设立经济特区。
第四部分韩国怎样缩小城乡差距
徐宝康
记者曾采访过韩国陆地最北部江原道的鳞蹄和最南端全罗南道的康津，沿途经过了无数个城市和村庄，所到之处城乡差别已基本消失。韩国广大农村已基本进入了住房砖瓦化、村村电气化、农业机械化、交通网络化、教育普及化以及流通服务城市化的阶段。目前，韩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已达到城市居民的92。5％。
朴老汉一家的生活
一日，韩国朋友邀请记者到农村看看。车出汉城，沿汉江向东北方向行驶近50公里，来到京畿道的加平郡。从宽阔的6车道国道向左转，进入乡间的柏油公路，再经20分钟的行程，来到金带里的喜鹊沟。这里是典型的韩国农村，两山夹一沟，山坡下是一片片稻田。记者在韩国朋友的引导下，来到一家农舍。农舍的主人姓朴，58岁，身体健壮。
朴老汉的家是一座两层别墅式的建筑，房前有一小块花园。花园里栽种着迎春花、牡丹花等，花园旁是一个停车场。进入农舍，记者眼前一亮：一楼有一间宽敞的大厅，大厅内铺着实木地板，一台32英寸数码彩电立在中央，一旁是一个大鱼缸，另一旁是卡拉OK机。二楼一间是卧室，另一间里摆着一台电脑。坐在一楼大厅的沙发上，主人端上了韩国传统茶——大枣茶，向记者述说起了韩国农村的变迁。
朴老汉说，20世纪60年代，这里是韩国最穷的山村之一。当时住的是茅草房，点的是油灯，喝的是井水，每年都闹春荒，生活相当困苦。为不忘当年困苦的日子，朴老汉带着记者来到农舍的后园，后园有两间茅草房。朴老汉说：“这就是我家当年住的破房子。每当我看到前后两栋房子的变化，心里别提多高兴了。现在我们农村的生活不比城市差。我家里实现了电气化，还有一辆卡车和一辆小轿车。除耕种10亩稻田外，我养了20多头牛，还有两个专门栽培蘑菇的温室大棚，年收入近8000美元。家里目前只有我们老两口。两个儿子一个在国外留学，一个在汉城工作。儿子和儿媳都很孝顺，一有空就到乡下看望我们。我们家里的卡拉OK机就是为全家团聚时自娱自乐而买的。”朴老汉还告诉记者，他们家目前的生活水平在他们村里属一般，还不是最高的。谈起生活的变迁，朴老汉感慨地说：“1972年；韩国掀起了全国性的‘新村运动’。正是这场运动，改变了我们农村的面貌，使农民开始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首先着力于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