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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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历史所注意。　　　　
　　国家的整个行政均由一个统一机构领导，同样，内部事务的几乎全部管理都委托给单独一位官员，即总监。　　　　
　　若打开旧制度年鉴，便会看到各省都有自己独特的大臣；但是研究一下卷宗所载的行政机构，便会立即发现，省里的大臣很少有机会起重要作用。日常国家事务是由总监主持的；他逐渐将所有与钱财有关的事务都纳入自己管辖范围，即差不多整个法国的公共管理。总监的角色不断变换：财政大臣、内政大臣、公共工程大臣、商务大臣。　　　　
　　中央政府在巴黎其实只有单独一位代理人，同样，在各省，它也只有单独一位代理人。18世纪还能看到一些大领主带有省长头衔。这是封建王权的旧代表，他们常常是世袭的。　　　　
　　人们仍授与他们一些荣誉，但是他们不再拥有任何权力。总督拥有全部统治实权。　　　　
　　总督是普通人出身，同外省丝毫无关，他年轻，要发迹高升。他并不是靠选举权、出身或买官职才获得手中权力；他是由政府从行政法院的下级成员中遴选的，并且随时可以撤换。他从行政法院里分离出来，但又代表行政法院，正因如此，按照当时的行政语言，他被称为派出专员。在他手中几乎握有行政法院所拥有的全部权力；从初审起，便行使所有权力。像行政法院一样，他既是行政官又是法官。总督同所有大臣通信，他是政府一切意志在外省的唯一代理人。　　　　
　　在他手下，并由他任命的，是设置在各地县里的、他可任意撤换的行政官员——总督代理。总督通常是新封贵族；总督代理总是平民。但在指派给他的区域内，他就像总督在整个财政区一样，代表着整个政府。总督隶属于大臣，同样，他隶属于总督。　　　　
　　达尔让松伯爵在他的《回忆录》中讲到约翰·劳有一天曾对他说道：“我从不敢相信我任财政监督时所见的那些事。你要知道法兰西王国竟是由30个总督统治的。没有最高法院，没有等级会议，没有省长，各省的祸福贫富，全系于这30位在各省任职的行政法院审查官身上。”　　　　
　　这些官员虽然权力很大，但在封建旧贵族的残余面前却黯然失色，仿佛消失在旧贵族尚存的光辉中；正因如此，人们在那个时代很难看到总督，尽管他们的手早已伸向四面八方。比起他们来，贵族在社会上更优越，他们拥有地位、财富和敬重，这种敬重总是与旧事物相联系的。在政府里，贵族簇拥着国王，组成宫廷；贵族统率舰队，指挥陆军；总而言之，贵族不仅是那个时代最令人瞩目的人物，连子孙后代的眼光也常常停留在他们身上。若是有人提议任命大领主为总督，便是对大领主的侮辱；即使最贫穷的贵族也常常不屑于出任总督。总督在贵族看来，是一个僭权者的代表，是资产者以及农民派到政府中任职的一批新人，总之，是一群无名小辈。然而，正如约翰·劳所说的和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些人却统治着法国。　　　　
　　让我们先从捐税权谈起，因为捐税权可以说包括了所有其他权利。　　　　
　　大家知道，捐税中有一部分属包税：对于这些税来说，这是由御前会议同金融公司洽谈，商定契约的各项条款，并规定征收的方式。所有其他捐税，如军役税、人头税以及二十分之一税，均直接由中央政府的官员确定和征收，或在他们无与伦比的监督下进行。　　　　
　　军役税和附带的许多捐税的总额，及其在各省的摊派额，都由御前会议每年通过一项秘密决议来确定。这样，直接税逐年增长，而人们却事先听不到任何风声。　　　　
　　军役税是古老的捐税，课税基数与征税从前都委托给地方官办理，他们或多或少独立于政府，因为他们行使权力是凭籍出身或选举权，或依靠买来的官职。这些人是领主、教区收税人、法国的财务官、财政区内直接税间接税征收官。这些权威人士在18世纪依然存在；但有些人已完全不管军役税，另外一些人即使管也只是将它放在极其次要或完全从属的地位。甚至在这方面，整个权力也握在总督及其助理手中：事实上，只有他才能在教区间摊派军役税，指挥监督收税员，准予缓征或免征。　　　　
　　另一些捐税，如人头税，由于近期才有，所以政府不再为那些古老权力的残余伤脑筋；政府独行其事，不受被统治者的任何干扰。总监、总督和御前会议确定每项纳税额的总金额。让我们从钱的问题转到人的问题。　　　　
　　在大革命及随后的时代，法国人是那样顺从地忍受征兵的桎梏，这常使人感到吃惊；但是必须牢牢记住，法国人完全屈从这种制度由来已久。征兵制的前身是自卫队，后者的负担更重，虽然所征兵员少一些。有时人们用抽签决定农村青年入伍，在他们当中挑选若干名士兵组成自卫军团，服役期六年。　　　　
　　由于自卫队是比较现代的制度，所以旧的封建政权无一能够管理；一切事宜只能委托给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御前会议确定总兵额及各省份额。总督规定各教区应征人数；总督代理主持抽签，裁决免征比例，指定哪些自卫军可以驻守家中，哪些应开拔，最后将这些应开赴者交与军事当局。要求免征只能求助于总督和御前会议。　　　　
　　同样可以说，在各三级会议省之外，所有公共工程，甚至那些任务最特殊的公共工程，也都是由中央政权的代理人决定和领导。　　　　
　　独立的地方当局依然存在，如领主、财政局，大路政官，他们可以对这部分公共管理有所帮助。然而这些古老权力在各处几乎很少有所作为或全无作为：这点只要稍微考察一下当时的政府文件即可证明。所有大路，甚至从一城市通往另一城市的道路，都是在普遍捐助的基础上开辟和维护的。制订规划和确定管辖权的是御前会议。总督指挥工程师工作，总督代理召集徭役进行施工。留给地方旧政权管理的只有村间小道，这些小道自那时以来一直无法通行。　　　　
　　中央政府在公共工程方面的重要代理人，同今天一样，是桥梁公路工程局。尽管时代不同，这里的一切却出奇地相同。　　　　
　　桥梁公路管理当局有一个会议和一所学校：有督察员每年跑遍整个法国；有工程师，他们住在现场，依照监察官指令，负责领导整个工程。旧制度的机构被搬入新社会，其数量比人们想象的大得多，它们在转变过程中通常丧失自己的名称，尽管还保存着固有形式；但是桥梁公路工程局既保留了名称，也保留了形式：这是罕见的事情。　　　　
　　中央政府依靠其代理人单独负责维持各省治安。骑警队分成小队遍布整个王国，各地都置于总督指挥之下。正是依靠这些士兵，必要时还动用军队，总督才能应付意外的危局，逮捕流浪汉，镇压乞丐，平息因粮价上涨而不断爆发的骚乱。　　　　
　　被统治者从未像过去那样被召唤来帮助政府完成上述使命，除非是在城市里，那里通常有保安警，由总督挑选士兵，任命军官。　　　　
　　司法机构有权制订治安条例，并常常行使这个权力；但是这些条例只在一部分地区实行，而且最经常的是在单独一个地点实行。御前会议任何时候都可以取消这些条例，当事关下级管辖权时，它不断这样做。它本身则天天制定应用于整个王国的普遍条例，或是涉及与法院制定的规章内容不同的问题，或是涉及那些内容相同但法院处理不同的问题。这些条例，或如当时人所说，这些御前会议判决，数量庞大，而且随着大革命的临近，不断增加。大革命前40年间，无论社会经济或政治组织方面，没有一部分不经御前会议裁决修改。　　　　
　　在旧的封建社会，如果说领主拥有极大权利，他也负有重大责任。他的领地内的穷人，须由他来赈济。在1795年的普鲁士法典中，我们找到欧洲这一古老立法的最后痕迹，其中规定：“领主应监督穷苦农民受教育。他应在可能范围内，使其附庸中无土地者获得生存手段。如果他们当中有人陷于贫困，领主有义务来救助。”　　　　
　　类似的法律在法国很久以来就不复存在了。领主的旧权力已被剥夺，因此也摆脱了旧义务。没有任何地方政权、议会、省或教区联合会取代他的位置。法律不再赋予任何人以照管乡村穷人的义务；中央政府果断地单独负起救济穷人的工作。　　　　
　　御前会议根据总的税收情况，每年拨给各省一定基金，总督再将它分配给各教区作为救济之用。穷困的种田人只有向总督求告。饥荒时期，只有总督负责向人民拨放小麦或稻米。　　　　
　　御前会议每年作出判决，在它所专门指定的某些地点建立慈善工场，最穷苦的农民可以在那里工作，挣取微薄的工资。显而易见，从如此遥远的地方决定的救济事业往往是盲目的或出于心血来潮，永远无法满足需要。　　　　
　　中央政府并不仅限于赈济农民于贫困之中，它还要教给他们致富之术，帮助他们，在必要时还强制他们去致富。为此目的，中央政府通过总督和总督代理不时散发有关农艺的小册子，建立农业协会，发给奖金，花费巨款开办苗圃，并将所产苗种分给农民。中央政府如果减轻当时压在农业上的重担，缩小各种负担间的不平等，效果会好得多；但是，显然，中央政府从未想到这一点。　　　　
　　御前会议有时意欲强迫个人发家，无论个人有否这种愿望。强迫手工业者使用某些方法生产某些产品的法令不胜枚举；由于总督不足以监督所有这些规定的贯彻实行，便出现了工业总监察，他们来往于各省之间进行控制。　　　　
　　御前会议有时禁止在它宣布不太适宜的土地上种植某种作物。有的判决竟命令人们拔掉在它认为低劣的土壤上种植的葡萄，可见政府已由统治者转变为监护人了。　　　　　　　　　　　
《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著　冯棠译　　　　　　　　
第三章　今天所谓的政府管理监督乃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　　　　
　　　在法国，城市自由在封建制度崩溃后依然存在。当领主已不再治理乡村时，城市仍保持自治权。直到17世纪末，还能遇到这种自治城市，它们继续组成一个个小型民主共和国，行政官由全体人民自由选举，对全体人民负责，公共生活活跃，城市为自己的权利感到自豪，对自己的独立无比珍惜。　　　　
　　直到1692年才首次普遍取消选举制度。城市的各种职务从此可以鬻买，就是说国王在各城市向某些居民出售永久统治他人的权利。　　　　
　　这就把人民福利和城市自由一起牺牲掉了；因为，当问题只涉及法官时，卖官鬻爵往往是有益的，因为好的司法的首要条件即是法官完全独立；但是当涉及行政制度本身时，卖官鬻爵却始终是十分有害的，在这里需要的是责任心、服从和热忱。旧君主制政府很了解这一点，因此它倍加小心，避免将强加于城市的制度用于自身，总督和总督代理的职务绝不出卖。　　　　
　　值得历史大加蔑视的是，这场伟大的革命在并无任何政治目的情况下完成了。路易十一之所以限制城市自由，是因为它的民主性使他感到恐惧；路易十四之所以摧毁城市自由并非出于恐惧，真实情况是他把城市自由出售给所有能赎买的城市。其实他并不想废除城市自由，而是想以此为交易，即使他实际上废除了城市自由，那也决非本意，而仅仅是基于财政目的的权宜之计。奇怪的是，这套把戏一成不变，竟然持续了80年。在这期间，曾向城市其次出售选举城市官员的权利，当城市重又尝到其中的甜头时，这种权利又被收回，以便重新出售。这种做法的动机始终如一，人们对此通常直言不讳。1722年敕令的前言说道：“财政上的需要迫使我们去寻找减轻负担的最稳妥的办法。”手段是很稳妥，但是对于承受这奇怪捐税的人来说，却是毁灭性的。1764年，一位总督致函财政总监道：“历来为赎买城市官职而付的钱，其数额之大使我震惊。这笔财政总数用于有益的事业本当为城市谋利，然而结果相反，城市只感受到政府的压迫和这些官职享有的种种特权。”在旧制度的整个面貌上，我看没有比这更无耻的特征了。　　　　
　　今天要准确说出18世纪城市管理情况是很困难的；正如刚才所说，不管城市政权的根源如何不断变化，每个城市仍旧保留着古老体制的某些残余，而且还有各自的运用方式。也许在法国不存在两座绝对相同的城市；但是这种差异性产生一种错觉，它掩盖了相似性。　　　　
　　1764年，政府着手制订一项治理城市的普遍法规。为此，各省总督须就各个城市当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