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政治斗争:是非曲直 作者:文显堂-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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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理解毛泽东此时的心情，也意识到自己这个角色很难当。难就难在王明等人蛮横无理，难在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难在眼下正确与错误的主张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检验。操之过急，可能适得其反；观望等待，可能使正确的主张失去张扬的时机。现在看来，无论这个角色如何难当，周恩来也要当下去，只有这样，才能在维护党的团结的同时，让正确的主张在实践中逐步凸现出来，并被全党普遍接受。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1932年1月9日，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进攻中心城市。
曾经反李立三的人，现在又把李立三的那一套搬出来了。
这令人可笑而又不可理解。
其实，他们都是教条主义者，在对待苏联的经验上，他们都是照葫芦画瓢的好手。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们都是一切照办，唯命是从，没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见，而且都好大喜功，企求在自己掌权期间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王明等人当初反李立三，目的是要把他整下台，自己上台，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政治上的分歧，原则上的不同。
而毛泽东则不同，他不曾想过自己要捞到什么政治资本，他是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的思维方法，来思考如何夺取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并遵循中国革命运动的规律来提出自己的主张。
那么，周恩来能协调、平衡毛泽东与王明、博古之间的政治分歧吗？
还有比较微妙的一点，就是现在的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上级。
这对周恩来而言，确实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很快，这个挑战就降临了。
为了贯彻临时中央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革军委决定攻打赣州。他们等打下赣州，把工农兵政府搬进去，并向世界宣布，中国革命已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个梦想十分美妙，可毛泽东坚决反对，也是唯一的一个反对者。周恩来当然也投了赞成票。没办法，毛泽东只好提议调当时在前线的将领彭德怀回来，商量此事。他企求用前线的事实来说服大家，周恩来同意了这一提议。
结果却出乎毛泽东的意料。
周恩来问彭德怀：可不可以打下赣州？
彭德怀说：赣州守军马昆旅估计有6000人，地方靖卫团2000人，共8000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
言语间，彭德怀愿意率部继续攻打赣州，并且很有信心。
于是，1932年2月上旬，红军开始了对赣州的围城攻坚，接连打了1个月零4天，仍然没有攻下赣州。后来蒋介石的援军赶到，守敌出击，红军伤亡惨重。彭德怀被迫撤围。
赣州久攻不下，周恩来在瑞金坐不住了，他知道，这是处在水与火的中间，红军战士在流血啊！
周恩来决定请毛泽东出山，他顾不得王明、博古对他此举的看法。
此时，靠边站的毛泽东住在华东山的破庙里，虽然身在山上，心却在山下，无论谁到庙里来，他都要仔细打听红军攻打赣州的情况，战况的发展使他越来越焦急，嘴唇都烧起了泡。
3月初的一天，在彭德怀攻城最艰苦的时候，项英奉周恩来之命，带着他的警卫员，骑马直奔华东山。
“周恩来同志让我专门请你下山。”项英见毛泽东站在破庙门口等着他们，便催马扬鞭，快速赶到毛泽东面前，翻身下马，舍去了昔日的客套话，直述来意。
“是不是为打赣州的事？”毛泽东猜他们就是为这事而来。
“是的，打赣州很不顺利。周恩来请你赶往前线。”项英又补充道。
毛泽东没说什么，转身就去收拾文件，准备下山。
“润之，不能晚一天走吗？天要下雨了，别淋出毛病来。”贺子珍抬头望了一下天空，只见乌云翻滚，一场大雨行将倾泻而下，便跟着毛泽东转身进得屋里，柔声说道。
“红军需要我，区区几滴雨水，岂能挡住我的革命之路。”毛泽东朗声说道，仍不停地快速整理文件。
毛泽东冒着寒风冷雨，步行下山，赶到瑞金已是傍晚时分。
他往前线发了一份电报，就乘一只小船朝赣州方向驶去。
毛泽东的小船经过两天三夜的航行，在赣州东北的赣县江口靠岸。此时，败走赣州城的彭德怀部队，正集结江口。苏区中央局的首脑们，也集中在这里，等待毛泽东到来之后，对这次作战进行总结。这就是史称的“江口会议”。
主持这次会议的当然是周恩来。任弼时、项英、朱德、毛泽东、彭德怀、林彪、周以栗、陈毅、王稼祥、顾作霖参加了会议。
因为有了争论才开这次会，开会期间又少不了争论。
争论的焦点是下一步棋怎么走。
按照临时中央的指示，还得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
毛泽东又坚决反对。
毛泽东坚持打游击，打蒋介石力量薄弱的地方，先吃“豆腐”，后啃“骨头”。
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周恩来沉默了，最后宣布：“按临时中央的指示办。”
周恩来是自身有想打大城市的意思，还是怕触犯了临时中央？但无论如何，在是否还要打赣州的问题上，周恩来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而在是否还要攻打大城市的问题上，周恩来坚持按中央的指示办。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采取了在服从中央的前提下，尽量给予毛泽东以支持。他要维护党的团结，也只能这样做。
不过，有人却在毛泽东反对再打赣州这一点上大作文章。
3月17日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政治部训令》，就紧紧抓住了这一点。《训令》说：“如果认为这次攻打赣州是立三路线，那便是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那便是以反对立三路线为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应该给这个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
这个“右倾机会主义”是谁？
毛泽东。
“致命的打击”降临毛泽东的头上。这不是他此次冒雨下山的预期，但他不会改变自己的初衷。
然而，王明、博古也不会改变初衷。虽然江口会议决定不打赣州，但要继续打大城市，他们确定的目标，就是要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创造苏区，争取江西的首先胜利。
周恩来又该怎么办呢？
江口会议之后，以朱德为主席的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重新编为三个军团，即一、三、五军团，分三路向北进发。
周恩来安排毛泽东随林彪指挥的中路军行动。这时毛泽东的身份是政府主席，没有实际军职，只好叫“随军行动”。
这种安排，显然是周恩来的一番苦心，因为中路的红一军团，实际上就是原来的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分，是毛泽东一手创建起来的，包括林彪在内，都是他的老部下。虽然此时毛泽东在军中没有职权，但都会听他的，这样对毛泽东会有利一些。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林彪当时才24岁，他会听毛泽东的话。这样，毛泽东实际上就成了红一军团的总指挥。
3月18日，在中路军沿赣江而上的途中，毛泽东一边走一边沉思，显得愁容满面。
“队伍不能再往北走了。”毛泽东急切地告诉林彪和当时的军团政委聂荣臻。
为什么？因为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的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这里。如今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和国民党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向东则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如此清楚地分析了向西、向北、向南的不利和向东的有利，林彪和聂荣臻拥护他的主张，觉得应该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于是，经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同意，放弃原定的北进计划，改为向东，朝闽西、闽南进军，并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
此后，三路红军都按照毛泽东的思路运转，转来转去，越转越辉煌，到4月20日止，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歼敌4个团，俘获敌军1600多人，缴获枪2300多支，飞机2架。
这次战役的胜利又一次表明，毛泽东的战略目光确实高人一筹。
沉浸在胜利喜悦之中的毛泽东，他还不知道，就在4月25日，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37期、38期合刊发表长文：《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机会主义的动摇》。
谁是党内的“机会主义”？
毛泽东。
在这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说中央苏区的同志“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对于国民党统治区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在那个时期，党内有过这样一种不正常的现象：那就是先放风，后整人。
毛泽东这次又要挨整了，因为风已经放出。
果然，时隔不久，临时中央给中央苏区的一份长长的指示电中，就指名道姓地批判毛泽东是“游击主义”。
毛泽东又一次被列为“主要的危险”、“极大的危险”，要予以解决。
6月17日，周恩来在汀州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取消东路军、西路军，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
周恩来此时又犯难了，因为恢复红一方面军，朱德自然当总司令，但谁当总政委呢？毛泽东此时正受到中央的批判，他当不成了。
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担任总政委，但被周恩来坚决谢绝。周恩来太清楚了，他当政委，毛泽东往哪儿摆？
于是，周恩来决定：不设总政委。
可是，后来周恩来自己又觉得这不正常，一来红军历来坚持党的领导，既然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建制，怎么可以不设总政委呢？二来不设总政委就等于不让毛泽东当这个总政委。红军离不开他啊！
周恩来着急了，目前苏区中央局再没有合适的人选。是的，他自己当总政委都觉得对毛泽东是一种排挤，别人当就更不合适。但目前要说服大家让毛泽东当总政委是很困难的。
于是，周恩来采取了迂回战术，他以苏区中央局代表的身份赶到前线，设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由任弼时代理。
7月25日，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建议设总政委，由毛泽东担任。
周恩来要设总政委，但是他把红一方面军的权力分成三个层次，作了这样的分配：
作战指挥权属朱德、毛泽东；
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朱德；
最终的行动方针决定权，则属周恩来自己。
然而，苏区中央局不同意这一建议，复电仍坚持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
周恩来接电后，于7月29日，再次以他个人的名义给苏区中央局去信，陈述了毛泽东出任总政委的理由。周恩来说：“泽东经验与长处还必须尽量使他发展”，“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任弼时见周恩来态度这样坚决，便不再坚持，最后勉强同意。
此时，周恩来松了一口气。
8月8日，中革军委发布通令：特任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后来，等待毛泽东的又是什么呢？
有理寸步难行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毛泽东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蒋介石发动了对共产党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在指挥前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干得那般漂亮，潇洒自如，这一次呢？
这一次不同于前三次。苏区中央局之所以最后勉强同意恢复毛泽东的总政委的职务，也是出于以观后效，看他听不听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的指挥。
可是，后来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就与苏区中央局发生了三次“顶牛”。
第一次是因为苏区中央局要毛泽东找蒋介石的宠将陈诚的主力决战，毛泽东不同意，认为那是让红军去送死。
第二次是因为毛泽东根据敌情变化要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苏区中央局坚决不同意。
第三次是毛泽东要向红一方面军发布体现他战略思想的训令，苏区中央局又是坚决不同意，由于军情紧迫，毛泽东不顾苏区中央局的反对，就发了这训令。
苏区中央局接到已发布的训令后，大为震怒，并单独致电周恩来，要他对这种分散赤化的观点，“给以无情的打击”。
毛泽东又面临着无情的打击。
10月初，江西宁都城郊。
那一天，毛泽东独自一人站在一农家小屋门前的田间小路上，显得有些发呆，虽然田野里一片片金黄色的稻谷在向他显示赤诚和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