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政治斗争:是非曲直 作者:文显堂-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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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天、沈泽民等，因其是抓党务的，故称“党务派”。
这两派因在学校的许多问题上各执己见，情绪对立，争论不休，后来有些学生感到厌倦，便退出双方的争吵，由此形成了第三派。
就在双方争论得难解难分之际，王明同米夫一起回到了“中大”。
王明认真分析了“中大”的形势，但他并没有分析争论双方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分析在这场争论中如何投米夫之所好。他思来想去，认为在米夫面前进一步得宠，就必须想方设法在这场争论中为米夫捞到好处。那么怎样才能为米夫捞到好处呢？
阿古尔是代理校长，他的这把交椅坐得不牢，而阿古尔同米夫的矛盾又颇深，因此，王明断定，这是替米夫扫除官场障碍，推倒阿古尔的极好时机。于是王明向米夫献计，要米夫拉拢住中间派力量，这样便抓住了大多数，从而搞垮阿古尔和教务派。
米夫采纳了王明的计策，结果很灵，阿古尔被撤职，离开了中山大学，米夫便登上了中山大学校长的宝座。
此后，王明在米夫的眼中已不是原来的王明，王明原来在米夫的眼中只不过是有点小聪明，善背马列主义词句的书生而已。如今，米夫在王明身上发现了新大陆，深感王明在政治斗争中手段灵活，有头脑。由此他又联想到共产国际在分析中共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苦于中共的领袖们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太低，因而需要培养马列主义水平高，且又能听共产国际话的领袖。王明这次一显身手，使米夫发现了王明是棵苗子，决定对王明下力培养。
不久，王明就当上了支部局的宣传干事。
米夫对王明的回报就到此为止了吗？不！
米夫推王明上台
米夫决意要为另一个国家的政党培养一个领袖。于是，他在王明身上使尽了浑身解数。
1929年3月，王明在米夫全力推荐下被安排回国，并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给中共中央下达指示，要求中共中央重用王明。由于王明从校门到校门，没有实际的工作经验，中共只安排王明到上海沪西区委做宣传工作，后调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兼作《红旗》报通讯员。
但此后王明时运欠佳，因为米夫毕竟远在莫斯科，鞭长莫及，帮不了多少忙。尤其是在李立三掌握中共实际权力时期，提出过不同意见，并因此受到了处分；1930年1月12日，王明被捕入狱，为了能出狱，他不惜暴露党的机关地址，又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时下，他正在利用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进行夺权而又感到势单力薄的时候，米夫适时地来了。
米夫到中国后，不是先见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而是首先见了王明。
王明见到米夫，就像见到了救星一般，又似乎受了多大的委屈，抱住米夫就伤心地哭起来，哽咽着向米夫诉说自己受到的种种“迫害”，可还没等米夫说几句安慰的话，他立刻擦干眼泪，强压着冲动的感情，挺直身板，示意米夫坐下。米夫有些疑惑地看着比自己小三岁的王明，他不知道这位年轻的东方人为何又一下子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其实，王明已经意识到自己在米夫面前有所失态，便立刻抑制住了自己的感情，转而以一个部下的身份，以一个有着深刻见解的中共党员，以一个中共未来领袖的身份，向米夫汇报近一个时期中共党内所发生的一切。王明的这一举动又一次征服了米夫，他觉得一个政治领袖首要的就是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即使受了多大的委屈，面临多么大的困难，也要表现得泰然自若。于是，米夫便悄悄地告诉王明，他此次来华的目的是赶瞿秋白下台，要王明做好掌权的准备。
米夫的这种承诺，对王明来说无疑像是注射了兴奋剂一样，几乎不能自已了。本来，米夫先来看他，就已经使他激动万分了，现在又让他做好掌权的准备，简直就像做梦一般。不过，王明并没有昏头，他知道自己现在该做什么，该怎么做。
王明安排米夫接见了罗章龙、徐锡根等反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方方面面的人，这更使米夫进一步下定了要把王明推上台的决心。
米夫下定决心之后，他将采取什么办法把王明推上台呢？
米夫来到中国之后，迟迟没有见瞿秋白和周恩来，这种举动必有文章。
过了几天之后，他才同瞿秋白、周恩来晤面。可一见面，米夫就提出召开紧急会议。
实际上，瞿秋白已经知道米夫来华后先见了王明等人，一肚子不高兴，但也只是不高兴而已，米夫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谁能惹得起呢？！
当然，米夫的第一步不是要召开四中全会，而是要先给王明“摘帽子”。
12月16日，米夫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取消陈绍禹、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主要体现米夫主张的这个《决议》，在大树特树王明形象的同时，把大棒悬在了瞿秋白、周恩来的头上，如果不听话，那大棒便会毫不留情地抡下来。因而，在这次会议上，瞿秋白一再检讨，并同意公开向全党承认、检讨自己犯了“调和主义”的严重错误，因而米夫没把那大棒抡下来。周恩来也无可奈何，只好本着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原则，同意米夫的主张。
在米夫的吹捧下，王明成了“国际路线的忠实代表，反李立三路线的英雄”。
12月25日，也就是米夫到中国后不到10天，王明就被提拔为江南省委（即江苏省委）书记，博古被提拔为团中央宣传部长。
江南省是国民政府的政治中心，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中共江南省委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省委，其党员的人数，所能领导的产业工人的人数皆为全国之首。米夫把年仅26岁的王明放在这里，有着他的良苦用心。
此时，三中全会的中央事实上已陷入瘫痪，无法继续开展工作了。但王明和罗章龙等并不就此罢休，更加乘势猛攻，大吵大嚷。罗章龙等坚决要撤换中央领导，并要求召开紧急会议。
1931年1月1日，罗章龙主持制定了《全总党团决议案》，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开紧急会议”；认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的”，向忠发、项英、关向应、邓中夏、贺昌、罗登贤等“亦须离开领导机关，施以严重的处罚”。
罗章龙如此起劲地反三中全会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目的是为了扯起反立三路线的大旗，赢得共产国际及米夫的信任与器重，以便与王明平分秋色。然而，他想得太天真了。
也许就在罗章龙做美梦的时候，王明和米夫的屠刀就已经向他砍来了。
其实，王明与米夫看出了罗章龙的心思，已经开始左右开弓，一面继续猛烈攻击中央，一面又指责罗章龙等人为右派。
但米夫很快意识到，这样左右开弓扶王明上台，必然树敌过多，风险太大，必须尽快采取措施。于是，米夫想出了一个好主意，那就是改变召开紧急会议的主张，因为紧急会议是一种非正式的会议，议而不决的问题，可以再议，而王明本来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而且在党内没有什么威望，要扶他上台，只能一次议决，不可有第二次议决的机会。因此，他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党的全会将王明扶上中共最高领导的宝座。这样既合党规，又极易成功。
为了王明，米夫可谓绞尽脑汁。
米夫便把自己的这一决定告诉了王明。
王明望着米夫，半晌无语，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今生今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飞黄腾达竟是借助了眼前这位来自北方异邦的“钦差大臣”，这真是命运的安排。
米夫从王明的眼神里窥视到了王明此时的心情，便说：“要搞个写作班子，把四中全会的决议准备好。”
米夫的话平息了王明内心的激动浪潮，思绪立刻揪住了于他不利的现实，抿了抿嘴，说：“写作的事好说，可我那些志同道合的人都不是中央委员和代表，不能参加会议，我们写了决议，万一通不过怎么办？”他沉思片刻，又吐出了一个忧虑，“我断定，在这个会议上，何孟雄、罗章龙一定会公然反对，瞿秋白么，虽然不敢公开反对，暗里也一定会使反劲儿。”
“你说该怎么办？”米夫问。
王明一向心中有谋，但此时却无谋可出，于是给米夫出了一道难题：“你要设法让我们这些人参加会议，并有选举权。再有，罗、何这些人的支持者，尽最大可能不让他们参加。”
米夫听王明这么一说，便陷入沉思，因为他知道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会议时间不可开得过长，时间越长越麻烦。”王明补充道。
米夫瞧了一眼王明，把手一挥说：“就开一天的时间，目的么，一是通过决议，二是选你掌权。”
王明听了，连连点头称是。
如此这般，王明等人便改变了召开紧急会议的主张，要求召开四中全会，而罗章龙仍然要求召开紧急会议。
在这关键时刻，米夫出来讲话了。他说已报告共产国际，决定召开四中全会，而不是紧急会议，并由他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在这种情况下，瞿秋白、周恩来为了团结各方面反对过李立三的人来执行国际路线，在讨论四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名单时，提出了让何孟雄进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但被米夫拒绝。于是瞿、周两人都提出自己应退出政治局。
米夫看了一眼瞿秋白，他没有想到瞿秋白会这么自觉，他正在发愁怎样才能把瞿秋白整下台。但他的目光没有投到周恩来身上，他觉得周恩来提出这一要求，是受了瞿秋白的影响，并不是真心的。他看重周恩来没有政治野心，实际工作经验又很丰富，而王明等都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为了使王明能顺利地跨越过渡期，在中共首脑的位置上坐得更牢，就把周恩来留在了政治局。
此时，瞿秋白虽然下台了，但心里很坦然，他是自己要求下台的。最难受的要数罗章龙，他没有想到自己跟王明一路相互摇旗助威到今天，王明竟然同室操戈，置他于死地。他心想，你王明算老几，你砸我的碗，别怪我砸你的锅。于是，他开始酝酿成立第二中央，与王明抗衡。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面临着分裂的危险。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关向应、罗登贤、贺昌、顾顺章、罗章龙、陈云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共22人出席了会议。
会前，米夫着实忙碌了一阵，他一个一个地找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谈话，要他们选王明为中共首脑，并采取高压手段，强迫中共中央增加15名非中央委员参加会议。这15人是：王明、博古、沈泽民、夏曦、王稼祥、陈原道、何孟雄、韩连会、肖道德、袁乃祥、沈先定、许畏三、邱泮林、顾作霖、柯庆施。这些人并非都是与王明一伙的，如何孟雄，他是坚决反王明的，米夫之所以让他参加会议，是考虑到这15人如果清一色的都是王明派，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与会者的反对。罗章龙派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大都被拒绝在外，非参加不可的，米夫自有办法，那就是不事先打招呼，不告诉开什么会。因而有的代表在开会前的几十分钟才接到通知，有的代表走进会场还不知开的是什么会，有的代表被告知开紧急会议。
按照中共党章的规定，列席代表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米夫则利用共产国际代表的权力，强行决定：王明等15名列席代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米夫此举，开创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可以凭借手中权力随意捏弄的先例，但为了王明，他豁出去了。
这次全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恐怕是最糟糕的一次全会。
向忠发宣布开会时说：“今天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是在国际远东局指导下……”向忠发一句话没有说完，罗章龙派的人就起劲儿地坚决反对召开四中全会，要求召开紧急会议。
于是，围绕会议的性质和议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米夫见势不妙，他面孔一沉，站起来宣布说：“四中全会是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无论什么问题，只要用共产国际的尺子去量，一切矛盾都会迎刃而解，就是说，共产国际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做。”
共产国际在中共党员的心目中，已经是唯一正确的象征，对它的一切指示，只能唯命是从。因而，米夫正是利用这一心理，扯起了共产国际这张虎皮。这一招果然有效，众人都不说话了，向忠发便宣布开会议程，他说：“这次会议议题共八项：一、宣布开会；二、追悼为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