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政治斗争:是非曲直 作者:文显堂-第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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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稍作停顿，喝了一口水，继续说：“这些年来，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日寇猖獗，触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就拿这位张少帅来说，他能反过来联俄联共抗日，一是以往想象不到的事。所以抗日怒涛弥漫全国，不久以前，西南军人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也借抗日的名义反对南京，甚至南京政府内部也有些人具有抗日的情绪。因此，我们不能用老眼光来看张学良和东北军。张学良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而现在他却奋发有为。东北人都希望打回老家去，东北军就是体现这种愿望的部队。东北军中的青年军官最大多数是热情反日的，东北的青年，尤其东北大学的学生，都群集到西安来，高唱流亡三部曲，这确是动人心弦，张学良本人便成了东北军和东北人民抗日的号手。”
周恩来还向他们介绍了很多情况，使他们耳目一新。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我自从1931年踏进鄂豫皖区之后，老在偏僻地区打游击，与世隔绝，已达五年之久，时代的推演，简直使我成为一个孤陋寡闻的乡下人了。周恩来从偏僻的保安，通过西安这个小窗口，吸取了外来的阳光，他所知道的虽仍极少，所告诉人们的，也不免有些抽象，但已使我们觉得世界真的变了，而他又确已得风气之先，我须急起学习，赶紧拍去游击的征尘，换上知识分子的道袍，以适应城市生活。
然而，周恩来向张国焘传达这些消息，不只是让他开开眼界，更重要的是让他领悟到，目前中央的抗日方针已经确定，并在贯彻这一方针上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证明了中央当初确定的北上抗日是正确的。这一点，你张国焘是无法取代的。周恩来还要让张国焘领悟的是，全国人民都要团结一致抗日，过去党内的一切分歧都必须搁置起来，不能再闹分裂了。
实际上，张国焘已经理解了周恩来那话里的意思，所以他表示“须急起学习”。
但是，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却使他自身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因为现在的一切都告诉他，中央和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是正确的，而他自己却一切都错了，他从内心里感到自己的分裂行为是一种罪过，但他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失败和错误。他无法面对自己的过去，也无法面对未来。他甚至希望由毛泽东等人主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走到失败的地步，以便让他来挽救局面。
张国焘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同周恩来、朱德一起，率总司令部直属机构人员，踏上去往保安的路。
因为毛泽东正在保安等着他呢！
11月30日，张国焘、朱德同周恩来一道，到达保安。应该说，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这个日子对当时的毛泽东来说，也是值得庆幸的。读者不会忘记，1935年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预言：明年这个时候，四方面军一定会北上来与我们会合的。按一、四方面军1936年10月19日在会宁会师的时间来看，从毛泽东预言的那一天算起，两军实际会合的时间只是往后拖延了26天。如果按毛泽东说的“在明年这个时候”，则是准确无误了。
直到今天，人们也不知道毛泽东究竟凭什么作出了如此准确的预言。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很兴奋，他指示红军学校校长林彪，亲自率所有学员，到郊外列队欢迎张国焘的到来。
毛泽东与张国焘的空间距离在缩小。
张国焘一行急匆匆地朝太阳升起的方向走着，离保安越来越近，张国焘的心境也越发不可言状，步履显得那么沉重，那是历史的包袱在压着他。
毛泽东站在迎候人群的前面，双手叉腰，举目眺望，等待着张国焘的到来。为了这一刻，他精心地为张国焘铺好了路，留下了台阶，并且表现出惊人的耐心。是啊，这种等待已经很久了，整整一年，今天终于把他等来了。
初秋的太阳，把全部赤诚洒向了黄土高原的沟沟坎坎，也洒向了这不平凡的时刻，使整个欢迎的场面显得热烈而真诚。这样的时刻，在人世间也不见几回，它让人忘掉过去一切的同时，又让人无法抹去凝固在心中的这一瞬间，就连张国焘本人在事隔几十年后，也没有忘记当时的情境：
我和朱德率总司令部直属机构人员到达保安。保安的红军学校校长林彪率领学生队伍到
郊外欢迎我们，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要人也和在懋功初会时一样，站在学生们行列的前面迎候。在一个预先布置好的讲台上，我们都发表了演说，互致祝词。……那时我们谈论的，不是那些过去了的事，而是策划未来。
在这次欢迎仪式上，毛泽东发表了充满热情的讲话，高度赞扬了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对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前景作了美好的展望。
就这样，毛泽东与张国焘握手言欢。
历史记住了这一时刻，一切是非曲直都在不言中。
无论怎样，长征是由失败开始，以胜利结束的。其间所经历的一切，是探索真理，寻求正确道路的一种必然，也正因为有了这一切，才把中国共产党锻造得日趋成熟起来，使整个党和红军终于拥有了共赴国难，抵御外侮的权力。
从此，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坚力量。
